中国佛寺建筑的两个问题——读书笔记

本文是作者的读书笔记,以中国佛寺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分析探讨,两个问题分别是佛教的发展历程和总体布局的演变是怎么样的和为何唐代以前的佛寺保留下来的极少。     

《北史》民族列传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历史研究述论

《北史》作为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历史活动的重要史著,其成书过程、删削增补已在学界得到充分探讨,但对该书民族列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对《北史》民族列传所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发展情况以及各民族与北朝政权的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可明确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涵,而且可从《北史》通代的民族史叙述中凸显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为了维护自已的利量，并加以扩大，先是想用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得逞，之后，又想支持革命党人，但附加危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因而遭到革命党人的拒绝。从日本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中国先秦时期与古希腊时期极限思想的比较研究

比较了中国先秦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极限思想 ,并探索了二者不同的特点     

日本与中国自然环境的比较研究

从热带林的减少和森林资源状况两个方面，对日本与中国自然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热带林问题上，日本应减少进口热带林木材；中国必须重视现存热带林的保护、恢复和更新。在森林资源状况方面，日本应加强人工林的管理，提高国产材的利用率。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很低（１３．７％），木材消费量则很高。当务之急是，提高林业用地利用率，继续开展全国范围的植树造林，以减少水土流失，防止沙漠面积扩大。     

浅析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与袁世凯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反对袁世凯的政策,引起两者关系的紧张与恶化。但最终由于英国等国的干预,日本被迫妥协,放弃了对袁敌视的政策。从日本和袁世凯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对待辛亥革命的。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江户时期,中国医学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其中部分书籍凭借和刻(日本刻)版,在日本普及并被广泛接受.作者对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版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因为该方法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情况.结果如下所述有传入记载的中国医书为804种、1917次,这些均为在中国流行、部头大,并能以高价售予日本的书籍.中国医书的和刻版为314种、679次,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单经(白文)本在注释本发行40-50年之后有和刻.从江户中期开始,随着医学的日本化和日本医书的出版增加,中国书的和刻版急剧减少.所有传入医书约40%有和刻版.50年内从传入至和刻的比率高达46%,这种时间差越在江户早期越短.早在江户前期,和刻版中的畅销医书已经是3卷以内的薄册,且大多与当时中国的流行医书或最新医书无关.另外,在整个江户时期,也有从大部头书中拔粹或摘编的现象,由此可窥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据此,日本在江户时期,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同时加以日本化.     

中国自然保护区与日本自然公园的对比研究

从建设目的和功能分区、管理体制和管理职能、境内矛盾问题及处理方式、法制建设与资金投入等方面，对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和日本的自然公园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虽然中日两国国情不同，但日本在自然公园建设、管理、开展旅游、法制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中国在发挥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效益、重视科学研究、合理开展多种经营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中日两国相互学习，有利于两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中国与日本发行国债的比较研究

总结和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国债的种类构成、发行方式和还本付息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早日建立起一个“发行市场化、品种多样化、券面无纸化、交易电脑化”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债市场．     

中日信息政策比较研究

就中日两国的信息政策目标、信息政策管理体制和信息政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对制定中国的国家信息政策提出建议。     

略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因受佛教慈悲观念和＂福田＂思想的影响,佛教寺院和僧人在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慈善公益活动,他们参加到世俗的社会生活当中,赈灾济贫、行医施药、凿井修桥、保护生态环境,为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及其思想内涵

南北朝是佛教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石窟寺、造像碑和佛教造像等。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些石刻艺术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     

中古汉文佛典中的副词“毕竟”

副词“毕竟”在东汉至隋的汉文佛典中主要有表时间和语气两种用法;“毕竟”在演变为副词过程中受到副词“竞”语义的影响和“终竞”等同义聚合句法位置类推机制的共同作用;表语气的“毕竟”是通过表时间的“毕竟”经由语义的重新调整,由命题功能转化为表现功能而来;在同期的本土文献中没有发现“毕竟”的副词用法。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佛教义理与《洛阳伽蓝记》的小说技法探微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著作,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志人小说秉承了史传文学实录的精神,作者在叙写这些人物的命运或佚闻趣事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向我们传达出了诸行无常、诸受皆苦、因果业报等佛教义理。而志异小说多与佛教相关,这些作品或隐或现地向我们传达出了一些基本的佛教义理,给我们不少人生的启迪。     

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藏传密教在汉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此次藏密的内陆传承虽然没有元、明、清时代帝王统治的大力护持,但传播的范围却更广,社会影响更显著。文章从清末民初藏密在汉地传播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民国时期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康德自然合目的论的再思考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康德哲学的巨大历史课题。自然合目的论作为康德哲学——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独特的理解。康德的思想不仅超越了传统的目的论自然观,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给予了深刻反思,具有当代和谐自然观的意蕴,对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洛阳出土五代宋元瓷器研究

洛阳出土五代宋元时期瓷器品种特别多,除青瓷和白瓷外,还有黑瓷、褐釉瓷、酱釉瓷、兔毫瓷等。在器形上,五代有银扣碗、花边碗、盒、盏托、壶、盆、盂罐、枕;宋代碗的种类更加丰富,还有盘、杯、瓶、缸、高足炉、碟等;元代有碗、盏、瓶、罐、壶。器物装饰方式有刻花、划花、镂空、堆雕、印花、点彩等;纹饰除几何纹外,还有花卉图案、动物图案及人物故事图案等。     

“虚静”与六朝隐逸之风

六朝隐逸之风盛行与"虚静"内涵发展关系密切。中国隐逸文化本质是一种"静观的人生","虚静"是隐逸思想的重要文化符号。先秦时期"虚静"成为观照事物的方式,后逐渐向审美心理转化。延至两汉,由于性命学的发展,"虚静"作为修炼"心性"的方式之一,成为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六朝士人崇尚"虚静",归隐成风,根源在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例如生命意识的高涨,对个体价值的进一步认识,品藻人物以"虚静"为标尺、为旨趣的艺术审美的新构等,这些"合力"掀起了六朝隐逸的高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     

论卢梭的人性观及伦理观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的人性观及伦理观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不仅给笼罩在法国大地上的漫长黑夜带来了曙光,也给人类思想宝库留下了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