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审美性的交相辉映——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路的更新

教学活动是文学研究和承传的独特方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已近八十年的历史,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总结这门课程的教学历史时,它应该纳入文艺学的范畴而非历史学．从而更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思路。即在学科名称上沿用“中国新文学”的最初称谓,在学科含义上紧“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文学性质上突出“审美性的根本要旨”;在文学分类上摒弃传统的按体裁的“四法”,而将这一百年的文学分为“使命文学”、“情趣文学”和“新锐文学”;在教学上以历史走向为背景、以关思潮为依托、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和以读者接受为重点。     

"十七年"现实主义小说发展轨迹及其时代局限

1949年到1966年间的文学，习称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全面审视“十七年”中文学发展，可看出数量众多的还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选取和反映生活，且以工农兵为主角的小说。“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小说领域中。沿着“十七年”现实主义小说两条纵向发展轨迹，可知社会生活题材以及冷静客观地反映人性、人情、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几次明显的创作浪潮。但由于当时的历史限制，它们都可谓坎坷行进，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一次断章。     

九十年代文学的两个基本向度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时代。在其纷繁的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内部,沉潜着两种基本力量交织构成的两个发展向度,即商业氛围支配下的“即时性”文学走向和道德理性支配下的理想主义文学走向。它们在现象上有各不相同的明晰的表现,在价值内涵上显示了90年代中国文学不同的文化选择和因此而生的矛盾与冲突。90年代文学的这种状态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在于,文学发展虽然受生活的制约影响,但作家主体行为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寻找时代精神资源,深入把握生活基本状态,这是理解90年代文学和寻求新世纪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因素。     

关于校园诗歌——在台湾高雄市“两岸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本文系白族著名作家晓雪在台湾高雄市“两岸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校园诗歌”的发展进行阐述,并阐明了“校园诗歌”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秋"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这一“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悲秋”文学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可窥见中国传统士人悲剧性命运之一斑。     

鲁迅领导的几个文学刊物

鲁迅领导的几个文学刊物黄志雄鲁迅不仅以他的光辉著作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字的基石，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争得了地位。鲁迅的文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坛上，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独具特色、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的文学刊物，登载...     

全息生活与全息文学

全息生活、全息文学是迥异于传统文学理论的全新概念。“认知”与“审美”是文学的两大功能,而“理解”与“感觉”则是解读文学作品的两种相应方式;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文学的两大主潮,“反映论”与“主体论”是支撑这两大文学主潮的哲学基点;与此对应,“生活的外宇宙”与“心灵的内宇宙”是文学必须全面涵盖的两个世界,“外宇宙”先于“内宇宙”,“内宇宙”大于“外宇宙”。全息生活并不等于全息文学,全息生活加上全息心灵这两个方面的全息观照才是全息文学。     

中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两个问题——兼与复旦中国文学史(上册)编撰同志商榷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同学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上册——以下简称复旦“文学史”)具有许多优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则集中表现在它对研究中国文学方向性的明确上。诚如“序言”所说,它是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编写的指导思想的,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有所破立,破资产阶级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无产阶级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这     

从李白诗之研究看文学研究与诗歌传统

在中国，研究李白的成果丰硕，但继承古诗方面都很吝啬。在新文学运动中则普遍陷入了一种“国外的月亮就是圆”的成见，而文学研究的谬误是以造新词为发端的，“哲学”、“文学”、“文章”等词汇都变得很含混。中国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应该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国外来的只是可以尝试，不足以依赖。     

莫言在白俄罗斯的研究现状与接受动因分析

在“一带一路”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白俄罗斯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进一步激发了白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兴趣。鉴于白俄罗斯学界主要借助俄语史料来研究中国文学,所以对中国文坛的关注具有一定的趋同性。总体上看,白俄罗斯对莫言的接受和研究尚处于基础起步阶段,主要将莫言与阿列克谢耶维奇进行平行研究,探讨两位作家的创作异同,重点关注他们在所处的时代语境、生活背景、创作影响源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白俄罗斯汉学界对莫言创作的认知视野。     

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

“三言”、“二拍”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反映商人生活。它塑造了几十个栩栩如生的商人形象,这些商人形象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其一,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对商人生活的反映是很有限的、不全面的,有些甚至是带着某些偏见的歪曲反映,而蒋兴哥、文若虚这样的商人形象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商人经过几千年的艰难跋涉,终了走进了中国古代文学形象的画廊,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气息,增添了新的光彩。其二,这些商人形象既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沃土,又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时代精神,基本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商人文学的特色。目前,我们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     

打开尘封的记忆——读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

“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董之林在以《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为代表的学术论著中,撬动了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凝固了的结构和定论。董之林通过对周立波、赵树理、李辈、路翎、王蒙、邓友梅等作家在“十七年”中的创作所作的透视性解读,真实地呈现了“十七年”创作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董之林在研究“十七年文学”时,把文学现象放在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她敏锐地注意到了1940年代到1950年代文学环境的转换,注意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突变和乡村生活经验的更新,并且她对“史诗”的含义进行了有益的辨析。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现代性”的分裂与中国精英文学的价值变迁——以小说为例

“现代性”构成了当代中国精英文学创作与阐释的无边视域。从“启蒙现代性”的中心幻像到“审美现代性”的突围与“后现代性”的反抗 ,再到“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反思 ,当代中国在“现代性”价值述求过程中的分裂与蜕变构成了当代精英文学在总体价值定位上流徙变迁的深层动因。对语言和人的尊重是精英文学的价值“底线     

试析《新青年》的“文化转向”与文学想象

在民初的社会语境中，《新青年》显现出中国政治与文化建构的重要转向，乃至形成与之前历史的“断裂”文化构成，并由此开拓出新的文化政治空间。这一历史性的“文化转向”,建立在将中西架构等同于新旧架构的理路上，也成为了五四一代的基本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表明对文学新的取径思路：以西方文学思潮性的“主义”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将中国文学纳入进化论的递进链条之中，要求文学具有与现实相通的真实感与介入感，要求文学对社会采取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这就奠定了日后五四“新文学”的范式转移与社会功能，赋予“文学”以极为鲜明的现代性质。     

新世纪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以贾平凹、莫言为中心

新世纪文学是一种借助于时间上的变革获取其正当地位的文学阶段,新世纪文学发展于文化焦虑的中国语境之中,为摆脱“东方学”陷阱,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文体开始有意向古典文学传统回溯,借鉴其写作手法,确立中国小说的独特意义。贾平凹和莫言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史传传统”中的以传写史、现实主义和民间视角的手法,“诗骚传统”中的抒情和言志的手法以及“叙事传统”中的笔记体、章回体和文本杂糅等文体构建手法,在借鉴中有所创新,在新世纪文学向外“还贷”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意义。     

文本意义的建构模式

文学是主体对生活的的摹仿。后现代主义文学提出的“文本之外,别无它物”和“互文性”等观点挑战了传统的文本观。文学摹仿生活的观点似乎走到了尽头。文章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也是对生活的摹仿。只不过,后现代主义的生活具有“能指即所指,文本即生活”的特征。根据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就是文学的主体性以及二十世纪的批评理论提出“阅读主体和阐释主体通过文本进行历史性对话”和“文本的历史性意义是文本系统和阅读主体的历史性阅读的产物”,试图重建文本意义。     

论作家的意志力与写作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为政治服务”之类的偏颇主张,导致了长期独尊现实主义乃至“伪现实主义”盛行的局面,损伤了真正现实主义文学的声誉。文学创作的路向应是多方位的,由于与社会生活及现实人生的密切关联,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今仍具不衰的生命力。     

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融合与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跃红教授访谈

个体在多民族地区共同生活的经历与文学的地域考察，能够帮助理解多民族中国的文学。多民族文学教育应回到文学产生的原初情境，同时注重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融和、发展的角度，既强调个性，也强调发展。     

中国古代踏青诗心态初探

就创作主体的心态而言,中国古代踏青诗是悲与喜的集合体,主调是“悲”,副题是“喜”.这既是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特殊人格的必然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