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概念、演进与原则

作为重大工业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工作的一个环节,风险沟通在美国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解决技术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与普通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在美国,风险沟通实践经历了从单向的信息传播到双向互动的演进;相应地,风险沟通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为了达到形成客观认知、塑造合理态度、激发理性行动和产生科学决策的目标,有效的风险沟通应遵循平等、公开、诚实、清晰、倾听和回应等原则。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策者、专家、媒体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通过综述前人对于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如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试图对于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启示。     

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严重后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策者、专家、媒体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尤其是专家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感知存在很大差异。研究表明,影响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除了知识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通过综述前人对于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如价值观、生活经验、社会角色、风险感知中的偏见、风险感知差异中的相同点等,试图对于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保证风险沟通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启示。     

“后信任社会”视域下的风险治理研究嬗变及趋向

传统社会构建基于权威和个体信任,现代社会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确立系统信任,尤其是专家系统信任的过程,信任品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风险使人类步入了"后信任社会"。后信任社会对专家角色、互动机制、政策框架进行了重构,风险研究呈现出新动向,表现在:由专家诠释风险转向风险感知构建的公众参与;由单向风险沟通机制转向风险沟通的多元互动机制;由外在的风险管理转向内生的风险治理模式。运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风险展开多维度研究,反思"后信任社会"的风险机制,构建转型期的社会信任体系有助于增强风险感知、促进风险沟通和风险治理政策制定,对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工程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内容

工程的发展伴随着文明的进程,体现并传播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本文以工程概念为基础,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下称虹桥工程)为分析案例,应用传播学5W理论对工程传播、公众理解工程及公众参与工程决策进行分析解读。分析得出:虹桥工程吝于言但蕴于理念,工程依靠传播让公众认知、理解并参与—公众参与工程决策的前提是工程传播。工程传播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正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内容。     

风险认知的两种哲学视角及其融合趋势

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是引起风险争议及众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认知差异的成因可追溯到形成其不同认知图式或路径的哲学根源。当前的理论中,风险认知的哲学根源主要有客观主义哲学立场和建构主义哲学立场。本文在梳理风险认知理论发展脉络的同时,着重厘清客观主义哲学视角的风险认知与建构主义哲学视角的风险认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两种风险认知视角的融合趋势,从而有助于提升公众对风险认知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促使有关风险的交流、沟通回归理性,并为有关机构进行风险决策及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探析

"天文学公众传播"的研究可追溯到2000年,但尚未出现对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相关工作的研究。IAU设立了"天文学公众传播"的学术和办公机构,其主办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期刊内容集中在传播方法和工具、教育与外展服务活动、天文学与艺术和文化等;作者职业多样化,供稿连续性与合作性突出,天文学家与相关专家的撰稿数远超其他作者。"天文学公众传播"历届大会议题均及时更新,2018年的参与热度最高,体现出当前国际活动和方法的前沿,也提出"天文学公众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具备的特征。"天文学公众传播"满足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呈现出独特的互动性、平等性和人文性。     

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不同利益集团和阶层之间的沟通无效已经成为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需要有序参与的制度渠道,明确不同社会公众群体的权利义务,将公众积极性正向转化,结束"或挺或反"的无序争辩。形成普通公众与科学工作者同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履行对等义务的深入技术因素的科学的公众参与状态,推动中国转基因技术健康持续高效的发展,在应用程序上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     

核事故、公众态度与风险沟通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世界各地公众反对核电的呼声增高,这对未来各国制定核电政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综合近年来有关欧美国家公众核电态度状况的调查结果,总结了核事故与公众态度之间的关系的三个特征:核事故的发生是影响公众核电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公众对核电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良好的风险沟通是积极影响公众对核电态度的重要举措。     

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效度与限度

工程公共风险是指工程给公众、社会和自然带来的风险。公众是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承担危险后果的主体,因此公众参与应成为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诸多困境,应从普通公众、工程开发者、政府等多个主体的立场上,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公众参与的效度。同时,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的治理是有限度的,要避免参与不足,防止参与过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公众参与需要长期的积累,既需要制度的约束加以保障,又需要文化的积淀来孕育。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气候变化治理中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研究

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直接影响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风险决策。在气候变化的治理中,公众越来越不信任专家和决策者,信任度的降低或缺失严重阻碍了政府制定决策和执行相关措施。为了探索公众信任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作用、提高公众对专家的信任,运用信任、信心与合作(TCC)模型理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国2082人进行了公众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支持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支持度越高。     

国外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综述:内容、框架与范式

信息技术和社会化媒介的发展,对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国外的学者在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传播领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科学家新媒介素养、公众社会特质和个体特质以及科学信息的媒介框架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公众参与和理解科学的影响因素,这些探讨和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建构出科学主体、媒介主体和公众主体三位一体的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框架和范式,该框架范式和现有研究的不足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核电安全与风险的媒介建构——基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核电报道的话语分析

基于中央级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核电议题的报道,结合卡瓦略的媒介话语分析框架、甘姆森的“诠释包裹”分析框架以及吉的“七项构建任务”,对中央政府的话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两家报纸对核电安全与风险的建构是：中国核电技术是先进的,核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核电是安全的,其风险是可控的,国家能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核电。媒体报道还努力构建了在核电发展中有责任和担当的政府形象,构建了政府与企业、专家和公众之间利益一致的同盟关系。最后分析了公众参与的缺失和官方与公众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冲突问题,建议运用跨平台传播和多媒体工具,以增强与公众的互动。     

后信任社会的形成与应对

信任对于维系人类的认知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下,传统的人际信任已然无法应对科技不确定性,这就催生了以专家系统为核心的系统信任机制.但是,在后常规科学和后学院科学范式下,专家系统可信性的基础——专家专长的真理性和专家行为的至善性,面临着失灵和失范.如此,面对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公众需要依赖专家系统,...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