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的实体思想及其意义

莱布尼茨的实体思想是其庞大哲学体系的基石。他认为笛卡尔的广延概念既"复杂"又"相对","我思故我在"除了主体的思还存在"外在的多样化基础";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的思想也面临实体多样化的难题。莱布尼茨是在批判地继承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实体思想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实体观,在他看来,实体不仅包括元级作为主导单子(主动力),还包括有机形体(被动力),二者构成有形实体,有形实体构成现实世界。单子不能被分割,也不存在部分,但是单子与有机形体是必然统一并共在。莱布尼茨的有形实体观不仅为活力的自然找到了基础,而且也为身心问题提供了答案;不仅对自由意志的可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莱布尼茨的实体思想及其意义

莱布尼茨的实体思想是其庞大哲学体系的基石。他认为笛卡尔的广延概念既"复杂"又"相对","我思故我在"除了主体的思还存在"外在的多样化基础";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的思想也面临实体多样化的难题。莱布尼茨是在批判地继承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实体思想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实体观,在他看来,实体不仅包括元级作为主导单子(主动力),还包括有机形体(被动力),二者构成有形实体,有形实体构成现实世界。单子不能被分割,也不存在部分,但是单子与有机形体是必然统一并共在。莱布尼茨的有形实体观不仅为活力的自然找到了基础,而且也为身心问题提供了答案;不仅对自由意志的可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海德格尔论胡塞尔现象学的近代科学基础

胡塞尔对笛卡尔的一再回访,在海德格尔看来透露了胡塞尔对笛卡尔绝对科学观念的分享,这种对传统观念的未经现象学批判的接受使胡塞尔沦入"非现象学的"境地。胡塞尔虽然拒斥笛卡尔的一种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科学理想,但也无法由此摆脱"传统"的嫌疑,因为他所理解的笛卡尔的数学化的科学观念,只是把哲学建立为一种演绎系统的理想,而海德格尔则把这种数学化的科学观念还原到了其存在理解之上,即一切存在者都仅仅在被给予主体的意义上才存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没有摆脱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存在理解,反而把这种原本隐蔽的理解带到了前台,从而使自己置身于近代科学与哲学的根本意义之中。     

重新思考笛卡尔循环

笛卡尔的系统工程旨在探求真正的知识,然而,他是否完成了这一任务却是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解答这些争论的关键在于,他在真理规则与无欺上帝的存在证明之间是否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谬误。笛卡尔对分析方法的论述为重新理解笛卡尔循环提供了契机。因为,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笛卡尔的真理规则可以获得独立论证,从而使得规避循环论证成为可能。对笛卡尔循环的重新解读不只是对哲学史上具体问题的澄清,更重要的是,它还将为当代知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和参照。     

科学主义在17世纪的萌生

无论是培根的知识统一、笛卡尔的普遍数学,还是霍布斯的物理主义,都源于一种对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并试图用一种“科学方法”使知识成为普遍的和永恒的绝对真理,于是,“科学方法”被赋予某种向政治、经济、文学等领域转移的能力,甚至获得了某种可以支配其他事物的地位,这是科学主义在17世纪萌生的重要原因。     

无穷小量的命运及对数学发展动力的思考

近代力学的需要催生了无穷小量.历史上的数学家对无穷小量作了各种解读,试图论证它存在的合法性,以使微积分严密化,都没有成功.在19世纪末的数学公理化运动中,极限取代了无穷小量成为微积分的基础.无穷小量的曲折历史使人们认识到:数学有效性并不必须由其真理性来保证,数学家的信仰是数学发展的精神动力.近代数学家经历了从信仰上帝到信仰自然再到信仰数学内部的逻辑美的过程,数学家的任务也经历了从解决上帝、自然和数学三者之间的矛盾到解决自然和数学两者之间的矛盾,再到解决数学内部的矛盾过程.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抽走了数学家的逻辑美信仰,数学界出现了信仰危机.     

近代科学思想中的“自然法则”观念

直至近代，西方法学家从罗马法与基督教传统尤其是托马斯主义中获取的“lex naturalis/ius naturale(自然法)”,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命令与戒律，另一方面更为强调正当理性对上帝要求与禁止的命令的遵从，本质上是一种“lex morum(道德的法)”。这种对“自然法”内在化的理解是希腊因素与基督教因素混杂的结果，当“自然法则(lex naturae/law of nature)”作为一种外在“施加的法则(imposed law)”被理解时，“自然法则”开始在形而上学层次上被用于理解自然整体的过程与秩序。当物理——数学路径开始量化自然法则的定义与理解之时，经验——实验的路径并未被完全抛弃，两种路径最终在艾萨克·牛顿那里实现了综合。随着对自然掌控的深入，18世纪之后“自然法则”概念不再指涉上帝，而且被专门的法则或规则所取代。     

论普遍达尔文主义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作为研究纲领的应用合法性问题

霍奇逊和纳森等经济学家致力于整合演化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试图将普遍达尔文主义发展成为演化经济学的统一研究纲领。不过,普遍达尔文主义在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使用的合法性尚存有争议,亟需厘清。作为宏观启发观念的普遍达尔文主义不是具体的科学理论,不能直接解释经济演化现象。按照科学理论语义观,如果被理解为范·弗拉森所言的"模型簇",普遍达尔文主义就可以涵盖多种理论类型;而特定理论的任务就在于连接普遍达尔文主义与具体经验现象。因此,必须为普遍达尔文主义解释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给出所需的特定理论,而选择型理论则是当前最为适合的一种理论。     

“非标准分析”的逻辑建构及其后现代数学方法论意蕴

微积分作为人类伟大的数学创造,其知识获得合法性的过程颇为曲折。无穷小量方法由于自身的悖论而被严格化的ε-δ方法所取代。在模型论基础上,鲁滨逊创立的"非标准分析"作为微积分知识的一种新的逻辑建构,深刻地展现了数学知识创造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从"标准分析"到"非标准分析",一种具有广深差异性的数学知识范式正在形成,微积分也完成了其历史进程与逻辑建构的相互统一。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近代微积分效用的神秘性

近代微积分效用的神秘性不仅是数学自身原因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秩序调整的产物。启示于柏拉图主义，近代文化通过逻辑审美特征来为数学和理性知识辩护。数学逻辑审美特征的虚幻性造成了近代文化内在根基的虚幻性和外在合法性的悖论性质，使得不严密的近代微积分处于尴尬境地，导致了人们对其效用合法性的怀疑与不理解。     

如何造物我才在——就“我造物故我在”向李伯聪先生请教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最初含义。"我思故我在"属于形而上学的先验层面,这是哲学研究的原初领域;"我造物故我在"属于物理世界的经验层面,这是哲学研究的引申领域。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看"造物之殇",造物活动应当从属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尺度,人类社会的延续需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我造物故我在"可以这样理解:通过"造物"来拷问"我在"、显现"我在"。"造物"既是人的精神力量"物化"的过程,更是"我在"的价值之镜。只有"造物"创造的是一个价值世界并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我在"才显现出来,否则"我在"就是被遮蔽的。     

牛顿帮助牧师本特雷论证上帝存在的信件

先生:当我写作关于我们的系统的著作时,我曾特别注意到足以使熟思的人们相信上帝的那些原理;当我发现我的著作对于这个目的确有用处时,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使我更高兴的了.但是,如果我在这方面对于公众有所效劳的话,那只是勤劳和耐心思索的结果.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太阳和行星     

科学革命中的钟表隐喻

钟表隐喻在科学革命中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笛卡尔、波义耳、莱布尼茨等将世界视为钟表、上帝视为钟表匠。然而,钟表隐喻与新科学并不完全契合。牛顿等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钟表隐喻限制了上帝的能力,暗示了无神论、唯物论和决定论。钟表隐喻还被用来阐明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通过不同的阐释,钟表隐喻可以支持对知识前景的悲观看法或者乐观看法,方法论中的假说方法或者实验方法。牛顿学说的胜利暂时抑制了钟表隐喻,但是力学之后的发展反而顺从了钟表隐喻的内在逻辑。     

理想与信念:西方数学发展的精神动力

理想与信念是西方数学发展的精神动力。数学信念的确立、维护、纠正和再立的过程,是西方数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数学理想与信念,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中世纪至近代的"上帝按照数学设计了世界",再到现代的"数学内在的协调与逻辑美",展示了数学发展中理想与信念的强大驱动作用。     

论力学与物理学的视阈差异

由于经典力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成功,在物理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甚至是整个物理学领域乃至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力学的烙印。这是准确理解与传播以量子论为代表的微观思想的视阈陷阱。视阈的层次性与薛定谔之猫的后续工作和物理学的发展表明:(1)在新的事实或经验现象面前,原有视阈需要转换;(2)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问题主题从来就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关于"物质运动"及其规律的学问,而是揭示、描述经验现象及其所隐含的信息(属性等)的科学。假如上帝之手是一个实在之物,没有上帝之手就没有力学,而有了上帝之手就没有物理学。     

从几何学到物理学——十八世纪前后西欧形而上学的自救之路

对确定性的普遍寻求,是西欧文艺复兴以降知识界的思想气候,形而上学在近代的曲折遭际,即在此背景下展开。从笛卡尔、斯宾诺莎中经莱布尼兹再至康德,形而上学的自救之路在根本策略上经历过一个巨大的转换,即从模仿数学、尤其是几何学转变为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最终康德找到了根自形而上学本性的根本方法"先验逻辑"。理性的内涵,也由17世纪倾心于"几何式"的"分析理性"和"演绎理性",一变而为18世纪那种既不同于前者、又有别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和20世纪的"工具理性"的、以牛顿力学为典范的"分析还原而后理性重建"的理性精神。对知识之确定性根源的哲学探究也由17世纪的"根基"和"方法"路向转为18世纪的对"形式"和"功能"的考量。     

惯性定律产生的哲学思想基础

惯性定律的产生取决于其背后一系列自然观、方法论等形而上学基础的转变。伽利略建构了运动的独立存在,运动的自我保持成为可能。笛卡尔解构了古代有限宇宙,实现了空间的几何化,运动成为与空间平等的存在,直线运动取代了圆周运动的特权地位。牛顿综合了柏拉图的数学实在论和古代原子论,确立了惯性原理的数学化物理学定律形式。     

"世界"是如何可能的?--论康德通过世界问题为科学奠基的策略

"世界"问题是哲学追问的核心问题,因为人类的一切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都立足于其在世界中的存在.康德改变了提问方式,追问世界是如何对我们显现的,追问对于我们而言"世界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感性世界的可能性在于先天纯直观形式与物自体刺激相结合,知性世界的可能性在于范畴对于感性知识的加工.前者是数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合法性所在,而后者是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合法性所在.     

“人与机器”的哲学认识及面向大数据技术的思考

在哲学范畴内,"人与机器"探讨人的本质及其与外在物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以人的目的性说明人与机器的同一关系。18世纪以来的机械论哲学试图以"普遍数学"原理在理论上阐述"人是机器",但未能彻底说明心灵作为一种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同一关系。大数据时代出现了人机合一的趋势,其实质仍然是建立在人的目的性基础之上,作为物质实体的机器与人身的融合。     

基础信念如何获得辩护?

自笛卡尔以来,认识论基础主义一直位居西方哲学的主流,然而笛卡尔式的经典基础主义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温和的基础主义虽然试图克服经典基础主义面临的难题,但又容易陷入"所与神话"的陷阱。认识论最新进展力图通过重新理解认知辩护的含义来肯定知觉经验的辩护地位,并进而捍卫温和的基础主义。然而,对基础主义的辩护和反驳主要围绕着"基础信念如何获得辩护?"这个基本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