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叛离和依恋——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两难困境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命运因时代的复杂变革而变得起伏不定。社会定位的迷茫、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爱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是他们的思想变得十分复杂,主要表现为在中国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碰撞中对传统文化的叛离与依恋。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这一矛盾。     

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当代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面对历史性的民族危机,他们表现出：（1）同一个“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心愿;（2）共一条学习西方的道路;（3）开放与守旧并蓄的“中体西用”原则;（4）幻想化的教育救亡途径;（5）痛苦的“鱼”与“熊掌”的选择。显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作的强国之举,及其在客观上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有限却富历史意义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份子的洋教观——《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

“洋教”指西方传来的宗教。近代西方宗教的大肆传播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而来的。对于“洋教”的入侵。对于西方的宗教。近代知识分子持何种看法呢？在本文中他们从西方宗教的本质，教义内容来批驳西方宗教的不可信；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来反对侵略者利用宗教来干预中国内政；虽然宗教不可信，但是其中一部分人看到西方宗教中也有一些有用之处可以教导我民。对于怎样抵制“洋教”的入侵，徐图自强的他们也提出了不同见解。     

《魏源思想纵横谈》序

魏源（1794-1857）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被誉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之父＂。他著作等身,2004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计20册,共1100余万字,其学术理论,涉及到政治、经济、经学、哲学、文献学、文学、史学、     

左宗棠的近代化及其思想渊源

中国近代化,换言之,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近代中国,旨在追求近代化。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标志,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左宗棠作为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在洋务运动中建树较多的人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拓者之一。本文拟就左宗棠的近代化活动及其思想渊源作一初步探讨。 一、左宗棠近代化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左宗棠,字季高,一八一二年生于湖南湘阴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仕途坎坷,三次会试不第,过了40年的民间落魄生活,后来才以幕客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他生于封建统治的“衰世”,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地主阶级中最活跃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和本国农民起义的惊雷,关注阶级和国家的命运,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他们清醒地探索招致危机的原因,以“经世”自勉自励,在     

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乱的现实让中坚阶层中部分知识分子有所觉悟,他们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寻求与探索新的治国方略。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他的洋务思想萌发较早,受到时代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洋务主张。他批评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和近代教育事业,这不仅开创了...     

“实事求是”思想渊源考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做学问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与"经世致用"是分不开的.由于古今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侧重点不同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实事求是"风气,到了汉代分别表现为对文字训诂和对微言大义的阐发.在宋明理学中,"实事求是"观念事实上被淡化.到了明末清初以及清代,随着考据学的重兴,"实事求是"又被重新重视起来.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的兴起,"实事求是"思想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     

论越南知识分子的儒学化

近代越南的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儒学化”,包括那些接受西方进步思想,具有现代化思想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一现象有利于中越两国在近代救国道路上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也是近代越南在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进程中深受中国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爱国·忧患·救亡——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探讨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亡国灭种的阴影,落后挨打的处境,使许多知识分子夜不成寐!为救亡图存,改革现状,他们奔走呼号,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是什么精神力量,推动着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振臂而起?是千百年     

义和团运动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一近代中国,人们饱受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灾难和苦痛,中华民族遭受凌辱和奴役,祖国的命运任人摆布。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能激动人心的响亮口号。“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这是十九世纪末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所发出的警世之音。爱国御侮、救亡图存,促使着人们的觉醒,推动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以爱国相砥砺,以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意识领域异常活跃，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这种思想的活跃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走在了思想变革的最前端。以严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从中国传统的“仕途理想”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把大众媒介作为最佳的“公共机构”来传播各自的思想，最终导演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激荡四方的群众性启蒙运动。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心理路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担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对此，他们的思考，筹划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次第达到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每一步思考都被负着肉体的创伤和心灵的巨痛，特别是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矛盾折磨。如何对待西文化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中贯穿始终的倾注点。     

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潮形成的历史动因

五四新化运动时期国民经济改造思潮的形成，既有中国近代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也有深刻的思想化渊源。概括起来，其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它是中国近代化运动层层推演的必然产物；二、沉重的民族危机，使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思维角度发生变化，由对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到对社会主体的探讨，即对人的素质的思考，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三、西方化的输入与西方化的冲突，为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化的反思的不断深化以及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统；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受日本、欧洲启蒙思想家关于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影响；五、中国传统儒家思维模式的影响。     

对立与统一：中国近现代东、西洋留学生救国思想再探讨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大国的威严，民族危机异常深重。随着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愈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分别前往日本或西方去学习救国安邦的先进思想，并最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性价值观念：东洋派留学生在日本的迅速崛起中，认识到了“尚武”精神是日本人兴国的重要手段，进而希望用暴力革命去实现中国崛起；而西洋派留学生则在欧美国家里，看到了“民主”精神的巨大引导作用，故希望用欧美式的民主法治思想来改变中国文化的落后状态。     

早期改良派法律思想述论

19世纪70年代,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一部分地主官僚士大夫,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何启,胡礼垣等。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他们力主向西方学习,进行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全面改革,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法律思想转型的序幕。     

逻辑东渐与中国近代时期哲学的革新

西方逻辑在中国近代时期（1840—1949年）的第二次东渐,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逻辑东渐促成了当时哲学观念的新变化;第二,逻辑东渐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和方法;第三,逻辑东渐诱发了“逻辑哲学”这一全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出现。西方逻辑东渐对中国近代时期哲学革新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新文化建设蓝图的一种有益探索——妥善处理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进步文化成果,扬长补短,择优而从。     

“中体西用”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关系

“现代化”是清末以降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思想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知、选择和规划为基底的。而“中体西用”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之最早的反应模式。这两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超越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困局 ,寻求一条“科技”与“道德”协调、“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健全的现代化道路 ,无疑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孜孜探索和努力构建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当前科普工作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正>广东是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最早的窗口。16世纪,西方科学就随传教士从澳门经广州进入中国。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就是广东人,早期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许多来自广东,"睁眼看世界"让他们接触到最新的科学技术并带回国内,詹天佑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梁启超先生也是广东人,他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开启了中国科技教育体制化的进程。他曾深刻论述学会对西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