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刑法定看刑罚个别化

中国刑法典在立法时既考虑了刑罚个别化,规定了初犯、累犯、自首、立功、胁从犯等量刑情节,在司法时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和行为人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在执行刑罚时执行机关根据刑法规定及罪犯的情况,可以予以减刑、假释。罪刑法定原则一定意义上是包含了刑罚个别化原则。     

论再犯罪预防与刑罚执行的个别化

刑罚执行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惩办是手段,教育改造是目的。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中改造功能是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而教育改造功能又是刑罚特别预防功能的重要内容之一。刑罚执行的个别化主要表现为分清个案不同犯罪心理和罪犯心理情况,区别对待进行个别化教育改造,起到帮助罪犯认识到自己行为性质的作用,使其端正服刑态度,做到灵魂深处的反省进而以后不再重犯的改造目的。     

浅析刑罚执行监督的基本原则

刑罚执行监督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还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确立刑罚执行监督基本原则具有必要性,刑罚执行监督基本原则的构建与完善直接关系到罪犯是否切实受罚、刑罚能否准确施行、刑罚目的是否全面落实。应设置人权保障原则、依法监督原则、公正监督原则、统一监督原则等。刑罚执行监督基本原则的合理构架和良性运行需要在各个主体要素之间进行科学准确定位,明确刑罚执行监督机关的权责制衡机制。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法律适用

理清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二者的衔接关系,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法律适用的制胜法宝.当一行为触犯行政处罚,又触犯刑罚规范的,若不严谨执法,可能会出现"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乱象,轻则损害刑法的权威,重则国家公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处罚竞合的衔接上,首先是依据立法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在衔接上的优先级,以明确处罚规则;其...     

检察权视野下的刑罚个别化方法

“应受惩罚的是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者”的观点，是对刑罚个别化的高度的概括，实现了以“行为为中心”到以“行为人为中心”刑罚理论的转换，体现了“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观，“人身危险性”成为实施刑罚的真正基础。在我国具体的司法语境下，刑罚个别化的司法实践活动离不开检察权重要作用的实现。检察权与刑罚个别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是实践刑罚个别化最便利、最适宜的方法；以“人身危险性”为重要参数，运用不同的司法方法和具体方法，检察权主导下的刑罚个别化司法实践活动，能够促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辩诉交易、非监禁化、刑罚解除等司法改革的发展；检察权通过介入对犯罪人的人格调查、数据分析、案件说理，为刑罚提供合理的依据，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和秩序。     

论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从我国刑事立法看,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然而,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的转变,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也应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这种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完善:可以通过提高死刑标准来限制死刑的适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中的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可以从宽处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对于制造和走私毒品犯罪则可以从严处理;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把握毒品数量这一适用刑罚的标准。     

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犯罪适用刑罚中仅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但对于死刑以外的刑种,在成年犯罪人和未成年犯罪人之间仍未作出区别处理的规定.因此对未成年犯罪人可否适用无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无论刑法修订前后,在理论上均不乏讨论的价值.     

浅论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要适应是我国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的社会进步意义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得到了广泛赞同，但对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司法实践中尚存在的问题，目前尚缺乏一个清晰的思路，笔者试图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研究

鉴于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目前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刑罚手段存在不足, 应当借鉴国外的前科消灭、不定期刑等刑罚种类,重建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罚体系,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利,使其受到公正、人道的司法处理。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在97刑法中予以确定，并在许多相关法律条中加以具体化。但在刑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贯彻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正和改进。     

略论《二年律令》中刑罚的从重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较系统地反应了汉初适用刑法的若干原则,其中规定对触犯皇权、群盗犯罪、背反人伦以及官吏违法等犯罪行为予以从重或加重惩处。     

略论《二年律令》中刑罚的从重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较系统地反应了汉初适用刑法的若干原则,其中规定对触犯皇权、群盗犯罪、背反人伦以及官吏违法等犯罪行为予以从重或加重惩处.     

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

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条基本原则,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我国在新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应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及其现实化方面着手理解我国罪刑法定原则。     

论我国行政犯罪惩罚机制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与普通犯罪和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具有紧密联系,但其与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为有效地惩处行政犯罪,其惩罚机制也有其特殊性。我国现行法制认可了对行政犯罪并处行政法上的制裁与刑罚的双罚制,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完善。     

理性的犯罪概念质疑——"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之提倡

通说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严重危害社会的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并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这个犯罪概念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统一在一起是虚幻的.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角度得出的形式的犯罪概念和实质的犯罪概念,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争议,都不可能揭示犯罪的本质.二元的犯罪概念在方法论上存在弊端;在实践论上会导致犯罪概念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对犯罪概念的理解,要顾及实然的犯罪与应然的犯罪,过去的犯罪与现在的犯罪以及将来的犯罪,从经验和直觉的角度,犯罪是应当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论中国古代的刑罚观念

通过对中国古代刑罚的嬗变及刑罚制度的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刑。罚与观念密不可分。从刑罚的起源来看,刑罚既不是“出于天”,也不是“起于兵”或“源于苗”,更不是由“象刑”演变而来,刑罚只不过是观念的产物,并随着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髡刑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被认为比笞刑还重的刑罚,只能从古人对头发的不同观念来解释。而族刑作为极其残酷的刑罚制度,也不过是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产物,其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论是“秋冬为刑杀”的“顺天行刑”思想还是“灾异赦宥”的行刑思想,都是当时的人们对四季及天象异常的相应观念在行刑制度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