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晋书·天文志》中天象与事应的时间关联性研究

中国古代占星术注重天象与人事的关系,历代天文志中载有大量的天象与"事应"记录,构成了占星术的"经验数据"。本文以《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为例,探讨在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人事如何关联,也就是说人事如何成为天象的"事应"或"事验"。本文主要探讨天象与"事应"的时间关联性,即天象与事应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关系。通过对"史传事验"中记录的500余条天象和事应的时间进行考证,并就其时间差值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事应在时间关联上的特征以及影响这种关联的各种因素。     

天文学史名词

天（1）sky（2）the vault of heaven（3）nature（4）day（1）诸星罗列的空间。（2）人目所见的天穹。（3）指自然界。（4）俗称一日为一天。天文astronomy天空中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等天象的统称。《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天体celestial substance古代对天的形状、本体的称谓。《浑天仪注》：“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     

评《天学真原》

中国古代天文之学常被认为来源于农牧业生产的需要，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历法，常引《书经·典》“敬授人时”语，视作源自安排农事，系为农业服务而编制的。江晓著《天学真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论证。同时，对中国天文与社会文化关系，其起源与域外天文的影响，等等，也提出了特有的论点和结论。本文对该书作出了评论。     

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

异常天象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是历代天文观测的一项重要内容。象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一样，中国古代对异常天象的认识也是以最初自发的直觉认识为开端，形成异常天象的概念，在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关于自然的理论形成以后，对异常天象的解释随之产生。此外，按照占星术理解异常天象是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的一个重要侧面。     

《三家星经》可以复原成一份完整的星表

敦煌文献P2512号中的《三家星经》缺漏了8座星官,并有一些讹误,依《开元占经》补齐这8座星官后仍缺1星。潘鼐和邓文宽依晋、隋两书《天文志》将其中的天将军列为12星,比《开元占经》多1星,补足了这所缺的1星。受其所缺的1星应在所缺漏的8座星官中的思路的启迪,依《开元占经》中的夹注及按语、日本若杉家本《三家星官簿赞》、朝鲜《天象列次分野之图》等多种文献列文昌为7星,比《开元占经》多1星,仍列天将军为11星而补足了所缺的1星。此外,神宫1星是在《三家星经》之后出现在天文星占典籍中的,应视为中国传统星官的历史嬗变。     

汉唐之际的“太白昼见”记录

"太白昼见"在中国古代天文星占中被视为是一种大凶天象。经整理统计,东汉至唐代的正史中有206次的"太白昼见"记录。对这些记录进行整理、校正和分析,发现大部分的记录,当时金星的日角距在30度以上、视星等亮于-3.90,具备在白天可以看到的条件。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太白昼见"应该是实际观测的记录。对"太白昼见"具体情况进行考证,可以校正相关文献。而分析相关占辞和事应,可以揭示古人在占星术中采用的一些"比附"甚至"作伪"的手法。     

《国语》所载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与日程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代殷时天象，是天文历史年代学上罕见的珍贵文献。历代学者对解读这段文献都感困难。该文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行星星历表数据库及计算、演示软件，对这一文献中的每一项天象都进行了全面计算、检验和演示，并结合《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利篮铭文、《淮南子·兵略训》、《荀子·儒效》等有关记载，从而表明：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之一系列武王伐纣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     

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其他反常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认识论强调"天"、"地"、"人"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另一方面,汉以来的儒家学者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把"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学问,认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之学就成为传统经学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文章以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特别是王安石变革时期保守派与改革派利用"天文灾异"对新政的非难与辩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天文灾异"之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原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厚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宋史·天文志》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在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全部检验的基础上,按照原文的分类统计和分析《宋史·天文志》各种天象记录的数量和特征.统计中将所有天象记录分为可计算检验和不可计算检验两大类,并计算了各种记录的错误率,大多数错误记录可以考出其原貌.搜索了天文志以外的宋代天象记录.     

“天学”词义刍论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中"天学"一词被普遍使用,但不可否认存在着某些随意现象,而且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对其赋有的独特内涵。从历史文献看,"天学"一词又确实存有它义,并还发生着含义的变迁。鉴于目前"天学"一词运用上的某种随意和混乱,本文对该词词义问题进行历史探讨。     

曾侯乙墓漆箱房星图考

运用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实际天象三者相结合的考证方法，认为曾侯乙墓漆箱侧面所绘天文图象为天驷房星图。房星又称为农祥星，其星神是古代天子或诸侯在农历岁首于郊外举行籍田礼时祭祀的对象，因此绘有房星图的天文图漆箱是曾侯乙举行籍礼时必须携带的重要仪具之一。     

对照与监督:内灵台等相关机构史事考述

中国古代天文机构的运作,较长时期采用双轨制:以一正式机构为主,负责观测预报天象、推算编制历法等事务,同时设置某些并行机构,主要实施对照和监督。后一种机构里就有宫廷中的内灵台,元明两代为来自域外的伊斯兰天文学体系所设置的专门机构也兼有同样的功能。内灵台等机构的存在有着中国古代宗教、政治文化的复杂背景,其运作经历千年以上,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汉成帝下罪己诏“治理”雾霾

饱受雾霾之苦的今人,不免感叹:“要是在古代该有多好啊!”古代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汽车尾气,环境污染没有现在严重,但不能说古代没有雾霾. 在古代,霾主要指由于刮风、雨雾和尘土飞扬,造成空气混浊,大面积灰蒙昏暗的现象.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霾,风雨土也.从雨,狸声.《诗》曰:‘终风且霾.’”刘熙《释名·释天》解释说:“风而雨土为霾.霾,晦也,言如物尘晦之色也.”《晋书·天文志中》对于霾有更确切的解释:“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诗经》有关于霾的记载,“霾”字在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出现,说明霾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了.     

《周髀算经》的“公理系统”是如何建立的?

《周髀算经》是中国古代盖天说的重要模型。本文对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观测、推论和对天文现象的解释进行了分析,说明该模型的“公理化”构造是极不完备的,充满了各种特设性假设。对日影“千里差一寸”的来源提出了新的猜测,认为是基于管窥太阳的观测,并不涉及两地圭表影长的实际测量。对《周髀》盖天说模型的天文意义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它造成了中国古代宇宙论与天文观测、天文历法推算的严重脱节,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     

高平子的天文历学研究

简单介绍了高平子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概况，指出了以《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各篇为代表的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中所贯穿着的一条“以今译古”和“以今释古”的总方略，并具体分析了其深得西学精髓的“因图见证，设象求真”的分析方法，以及与现代天文学知识相结合的考据方法，评述了高平子站在现代天文学高处以一种融通中西古今的宏伟视野对古代天文历法问题做出的冷静判断和客观评价，并从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近现代天文学史的学术传统两个方面评价了高平子论著“继轨前贤，津梁后学”的重要意义.     

西周天象和绝对年代

文章依据殷末和西周的天象记录，推定了武王伐纣年和西周诸王年代。根据“五星合聚”、“岁在鹑火”及“月相干支”的记载，得出天文受命元年是公元前１０５８年，伐纣之年为元前１０４６年。把“天再旦”现象解释为发生在郑州地方的日食的“懿王元年”算出是公元前９０３年，但公元前９２５年也有成为“懿王元年”的可能性。     

刘操南著《历算求索》

中国古代历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几千年前的原始 社会，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观象授时”。如《夏小正》说：“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就 是由观察廿八星宿的参宿在黄道正南，北斗的斗柄垂下来定正月。至战国和秦汉时期，天象 观测就成为授时的主要依据。通过对日、月、星辰天体运行的观测，进行定量分析和计算 (古称“推步”)来制定历法。中国的历算学正是在这种“测”与“算”中发展起来，从黄帝 历到授时历，虽屡经衍变发展，却一脉相承，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天文资料和科学 研究成果。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