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传播模式

晚清时期,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通过传教士、学堂教育、留学生、译书出版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新式医院的开设扩大了科学传播的受众,近代企业的兴办为科学技术传播提供了强大动力,学制的确立从制度上确保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与它在西方的传播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     

抉择与羁绊：对晚清中国社会接受近代机械工程技术的思考

明末清初,传教士开始将西方科技介绍到中国。1723年雍正帝下令驱逐传教士,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又发禁海令,实行闭关锁国。从此至19世纪中期,正是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迅速发展的时期。鸦片战争后,近代科技又逐渐传入中国,其规模是空前的。这一传入过程十分复杂,各学科的情况不尽相同,但都遇到了一些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原因何在?学术界众说纷纭,论著甚多。本文仅就中国社会接受近代机械工程技术作初步的探讨。这里笔者所理解的机械工程技术包括机械理论、设计方案、工艺方法、技能、技巧、经验,以及工具、仪器、机械设备、机械材料等。     

阻碍西方科学技术东渐的若干因素

本文叙述了17－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东渐的过程及影响，认为历法为主的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传教士科技活动的二重性等是影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生物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

清朝末年主要是传教士在译介西书的时候注意到名词统一的问题,并开始有所实践。益智书会以及后来的两个名词审查会作为民间力量,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方面影响深远。清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和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作为政府部门,分别在不同时期参与或领导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在生物学名词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物学的发展、官方力量的介入都是生物学名词统一的必要因素。     

晚清学人对伽利略的科学史书写

伽利略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为普罗大众所熟知。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文字中,他零星地出场过,但随即销声匿迹。直到19世纪后期,基于晚清学人对他的科学史叙事,他才真正被中国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同时,通过书写科学史中的伽利略,他身上附着的科学知识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得以传播,构成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一种独特方式。     

“显微镜知识”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西方光学知识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大量地传入到中国。除了近代西方光学理论知识外,还包括西方光学仪器的相关知识。显微镜是西方光学理论中重点介绍的光学仪器。显微镜的知识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西译中述"方式进行传播,其内容主要涉及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功能以及使用方法。傅兰雅撰写的《显微镜说》一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本著作向中国人传授了如何正确使用显微镜的方法。显微镜在中国的传播深深地影响了像康有为这样的知识分子。     

近代早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物理学交流

中国明代末叶至清代末年，与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在历史年代上相当。其间，两国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与影响。１７和１８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包含物理学知识的著作传到日本。１９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来华新教传教士译述的一些物理学书籍在日本被注释翻译，甚至用作教材。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两国之间科技交流的态势发生逆转。２０世纪初，中国根据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翻译和编译了许多书籍。同时，中文物理学名词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日文汉字译名的影响。     

晚清来华西人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的争论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的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有所研究,但他们更关注于起源问题,且受到考古学、人种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等研究领域的影响,从而得出源于本土、巴比伦、印度或其他文明等不同观点。本文依据艾约瑟、湛约翰和艾德等人在1884-1888年间发表于《中国评论》上的相关论文,回溯他们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巴比伦起源的争论过程。     

谈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

近年来,生物学快速发展,相关文献浩如烟海,新生术语层出不穷。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拓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主要是中英文)对照研究也越发显得重要。“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不仅成为生物学术语产生的旺盛源泉,而且也对生物学术语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信”“达”“雅”的中外文术语互译,对于生物学学术交流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生物学术语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外文对照研究亟需加强。一方面,在科学研究或学术交流实践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形式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通译或应用,给术语的正确理解或使用造成了困难,也影响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例如,国内一些研究生聆听美国教授的《数量遗传学》学术报告,在听到关于covariance的算法时,不少学生感到疑惑,以为从未接触过这个术语。后来得知,这一术语在国内大学本科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生物统计学》中均有介绍,只不过称之为“协方差”而已。事实上,在中外文生物学术语应用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类似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释义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术语的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一些过去翻译比较混乱的名词,例如motif和consensus sequence,都得到了较好的翻译或定名^[1-2],然而,迄今仍有一些分子生物学外文术语未能很好地互译。譬如,微生物学术语prion通常译作“朊病毒”,但也有学者建议将其译为“感染性蛋白质”“感染蛋白”“感染朊”“染朊子”“蛋白侵染子”“毒蛋白”“朊”“普朊”“普利昂”或“普力安”等。又如,生物化学术语molecular chaperone通常被译作“分子伴侣”,但是也有学者认为,molecular chaperone只是辅助蛋白质的折叠、组装,并不参与蛋白质的功能执行,犹如将新娘送入洞房后即离开的伴娘一样,并不参与最终过程,因此主张将molecular chaperone译作“分子伴娘”^[3]。再如,有学者认为,exon和intron分别译为“外元”和“内元”要比译为“外显子”和“内含子”妥帖,主要原因是exon并非都“显”(编码氨基酸),intron也并非都“含而不显”^[4]。再如生物工程术语extractive fermentation通常是指与产物分离相耦合的发酵技术,即在发酵过程中或特定发酵阶段在线(原位)提取产物的发酵技术,有学者将其译作“萃取发酵”,也有学者将其译作“发酵-分离耦合过程”,还有学者将其译作“耦合发酵”。笔者认为,“萃取发酵”易使人误解为单纯采用萃取技术分离产物的发酵技术(事实上,extractive fermentation既可能采用溶剂萃取技术分离产物,也可能采用CO₂超临界萃取技术、膜技术或离子交换技术等分离产物);“发酵-分离耦合过程”未能凸显extractive fermentation属于发酵技术的本质,并且略显冗繁;“耦合发酵”则未能准确表现extractive一词的含义。因此,笔者以为,将extractive fermentation译作“提取式发酵”似乎更为妥当。此外,ortholog、paralog、gene ontology、bootstrap等,也尚缺乏公认或统一的中文对照术语。由此可见,外文生物学术语的中文对照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其三,一些与中医药相关的中文生物学术语也迫切需要加强外文对照研究。譬如,有的辞书将“牙车(床)”译为dental bed,易使人误解为“牙科使用的床”,而译为dental alveoli或alveoli dentales(牙槽)更妥当一些。^[5]又如,将“真牙”译为wisdom tooth要比dermal tooth更为贴切。^[6]中医药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关系到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应当予以重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后应当继续加强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首先,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牵头,以《中国科技术语》等刊物及其网站为交流平台,广大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推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对于拿不准或者有争议的术语,可借助上述媒体,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公开征求中外文对照译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一旦确定之后,应当积极在国内乃至世界华语圈中公布、协调和推广。其次,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互译研究中,应当集思广益、文理并举、多学科合作,既要发挥生物学科技工作者的主力军作用,又要重视汉语、外语、化学等专业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再次,应当鼓励在适当场合推广使用中外文对照的生物学术语。这样不仅有利于避免类似“协方差”尴尬状况的出现,推进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繁荣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民族语言健康、传承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7-8]。最后,鉴于高校在生物学术语研究、传播与应用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加强高校生物学教学中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并将其列为重要教学目标之一。从教材选编到作业练习,从课堂教学到科研实践(实习),都应当关注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适当设计了一些中外文术语互译的题目,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推崇。也有一些高校开始在本科教育中实施双语教学甚至全面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关于全面使用外文教材的利弊得失,笔者无权置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对照教育有利于科技发展与学术交流,忽视中文术语或外文术语研究都不利于中国生物学的发展与进步。     

“经济”回溯——本体论视角下的中国近代术语翻译

严复以“计学”对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economics,该译词凸显了20世纪中国“经济学”概念转型的一次尝试,然而东洋“泊来品”——“经济”(之所以置“泊来品”于引号之内,皆因“经济”一词中国自古有之)后来却逐渐占据中国近代经济话语的主导地位(至少从economics的对译术语角度而言如此)。作为承载与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表达系统,语言在知识本体与对象客体间架起了解释和理解的渠道,而本体(ontology)是用来描述一个系统内部知识体系的架构。人文社会术语因其特殊属性对当今计算机形式化语言下的知识本体构建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开辟了本体视角下术语翻译的新维度。文章借西方术语 economics于近代中国的本体转型在多元译词上的反映来凸显近代术语翻译中的术语概念演变,本土语言资源选择与词汇化过程,翻译的术语化过程以及术语传播与效应,以期对中国近代术语翻译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社会生物学在中国

作为进化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社会生物学一问世就在西方学术界乃至社会引起激烈争论。而在我国,对它的反应则没有那么强烈。由于缺乏博物学传统,社会生物学遭遇了和它的先驱达尔文进化论类似的经历,其涉及的学术领域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薄弱,因此对它关注较多的反而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界。社会生物学真正的学科意义被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所掩盖,它进入中国并不是科学发展的自然结果,围绕它的争论更多的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在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反映。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筹备经过及今后工作展望

我国科技名词术语,具有优良的光荣传统,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着光辉的地位。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篇章。在我国古代科学术语方面,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谨的命名原则和方法,起到了反映科学技术成就和新概念的作用,而成为传播生产技术,交流科学知识的有力工具。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术语,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着大量的记录和描述。我国近代科技术语,一般说来,多从西方引进和翻译西方科技著述而来,大约从元代开始,经过明、清两代达到一定繁荣地步,特别是在介绍近代科学技术成就中创用了     

伟烈亚力的中西代数学比较及其史学渊源

19世纪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除了与中国算学家李善兰合作翻译德摩根《代数学》,正式引入近代西方符号代数并产生重要影响外,还撰写了《中国科学略记·算术及代数学》等著作,对西方和宋元时期的代数学做出比较。文章对比了《略记》、《代数学》中英文序言和其他西文文献,同时考察了伟烈亚力旧藏的中算书籍。受英国实用知识传播学会和学会出版物影响,伟烈亚力从棣么甘(今译德摩根)为《便士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数学词条等中获得了西方代数学和代数学史的知识视角。在宋元代数学方面,清代学者易之瀚、罗士琳的《四元释例》应该是伟烈亚力的重要参考书。《四元释例》对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和四元术等基本规则总结和阐释,在伟烈亚力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并成为其中西代数学比较得以深入的关键。伟烈亚力的数学史观也受德摩根等人的影响:其撰写中国数学史的目的着眼于对当下数学知识理解、研究和宗教传播两方面的实用意义,并体现在《略记》发表后伟烈亚力的数学翻译出版当中。     

明末西方流星、彗星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流星、彗星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播科学知识的一个案例,由此可以观察到晚明来华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模式和中国学者对西学的接收模式。通过梳理和解析相关著述文献,可以发现,西方流星、彗星观念最初是作为气象学知识被引入中国的,但第谷大彗星的发现使得西方天文界对彗星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教士们的传播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明末学者熊明遇等人在融合中西传统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接受了作为气象学知识的西方古典流星、彗星观念,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解释自然的方式;而重归天文学领域的西方彗星观念却并未在中国学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清代君主集权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保持过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然而到了近代,却越来越落在西方的后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渊源可能很深远,但关键时期却在明清两代。尤其清代,中西差距日益扩大,落后局面最终形成。问题和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便于我们从中探讨和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在限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中,清代君主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是个关键的因素。正像恩格斯阐述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时所指出的“经济运动会替自己     

传教士对中国计量的贡献

明末清初,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下,中国计量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单位,以及新的计量仪器.它们的出现,扩大了传统计量的范围,为新的计量分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些新的计量分支一开始就与国际相接轨,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计量开始了向近代计量的转化.     

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

正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术语工作实践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外跨语知识传播、加强中国学术话语权建设,同时推进中国术语学理论的发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南京大学将于2017年11月中旬联合举办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术语·知识·话语。主要议题:(1)术语与翻译(术语的跨语应用与术语学理论创新,术语翻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术语及术语翻译史);(2)术语翻译与知识(术语翻译与知识本体,术语翻译与跨语     

中国最早的铁路用骡马拉

在中国,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景象,再次说明了铁路在现代运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其实,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是1825年在当时最发达的大英帝国开始投入营运。铁路出现不久,关于铁路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随着西方商人、传教士在19世纪30年代末传入中国。然而,铁路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却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过程,甚至是颇为激烈的政治斗争,铁路的修建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文明对传统中国社会冲击的一个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