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野之别：容美土司治下的社会文化发展

容美土司是明清巴楚地区势力较强的一个土司,由田氏世袭。明清以来,容美土司在司内兴建义塾,倡导诗书礼仪,学习儒家文化;并广泛招揽优待外地技艺工匠,发展手工业,使得其治下的社会文化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这些变化与中央王朝推行土司制度一体相关,其实质在于将化外边陲蛮地纳入国家王化和教化,由野变文,以夏变夷,而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客观效果。     

明清时期滇东南壮族土司设置背景初探

明清时期是云南土司制度施行的重要时期,封建中央王朝针对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滇东南设置土职、任用世袭土司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

嘉绒藏族在清代受土司统治，中央王朝在嘉绒地区分封了18个土司，这18个土司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导致嘉绒土司婚姻复杂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嘉绒藏族土司的婚姻受嘉绒藏族婚姻习俗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嘉绒土司的婚姻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本从嘉绒土司婚姻对象的选择入手，对嘉绒土司的婚姻与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卓尼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

卓尼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非常紧密,各代土司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中央王朝保持友好和建立臣属关系的同时,发展壮大了自己。文章试图从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建立各种关系的过程入手,研究卓尼土司制度在这一地区发展壮大、长盛不衰的历史和原因,说明卓尼历代土司的见识和胆略,能以大局为重,定位准确。     

试析元至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滇西地处西南边疆,自然地理环境独特,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王朝在该地较早地推行了土司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地理位置的特别、民族分布的现实、历史沉淀的作用使滇西土司制度形成了独具的特点.独具特色的滇西土司制度对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的“地方化”及其诠释

明代源于汉地的关公信仰在容美土司完成了"地方化"过程,在容美土司社会中取得主流信仰的地位。关公信仰这一极具包容性的族群符号既表达了容美土司的内部认同,也表达了"国家在场"和国家认同倾向,更独具匠心地表达了容美土司在王朝中的屏翰位置及容美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可见,在历史的中国,边缘地区族群的边界不纯粹是排他性的,而是极具弹力和包容性的。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研究

通过对官方和民间历史文献的梳理,证实明清时期的广西土司地区推行了里甲法,建立了里甲组织;深入探讨了土司地区里甲制度的区域特征、里甲组织与传统村落的关系,以及里甲长与官府的关系;里甲制度对土司地区基层行政体系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冲击与回应:藏区土司和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研究——以董卜韩胡土司为例

在考证董卜韩胡土司几个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明代藏区土司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认为一批实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虽然作为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安边守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往往对抗中央王朝,和中央政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冲击与回应的政治博弈状态。中央统治者对土司蛮夷与边吏二元价值体系下的政治思维,使土司集团始终处于中央王朝统治者政治视野中的政治边缘和对土司的歧视与不信任并存的状态。腐败的吏治不仅影响了中央政府在土司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激化了中央政府与土司的矛盾,使国家化解这种矛盾的各项措施成了加剧这种矛盾的催化剂,也使国家在化解这种矛盾过程当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唐崖土司覃氏世系及其征调述略

从元代起,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代进一步发展至完备。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几大土司之一,明季势力达到鼎盛。加强唐崖土司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对深化和拓展鄂西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覃氏族谱》和地方史料,对唐崖覃氏世袭及其征调进行初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对鄂西乃至整个武陵山区土司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广西“改土归流”的社会基础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北宋王朝于1052年镇压侬智高的起兵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壮族各首领,加强对壮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而实行的统治制度。中经元、明两代,到清末民初结束,延续近千年之久。所谓土司统治,就是由中央王朝册封壮族的首领充任府、州、县的知府、知州、知县。这些府、州、县叫作士府、土州、上县,其官称土官,或叫土司,以区别于一般的府、州、县,区别于汉官。土官必须经中央王朝册封赐印,才算合法,必须隶属于中央王朝,输职贡,承调役。但可以永远世袭,并有权主宰其统治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对其臣民有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黔中地区唐宋羁縻时期考古遗存探究

黔中地区唐宋时期墓葬中不仅有铜镜、铜钱等中原文化元素,更有浓厚的土著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墓葬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很严重,少数上层社会成员占有比较多的财富。在唐宋羁縻制度和朝贡体系双重作用下,以汉移民和土著大姓为核心,汉移民与土著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往和深度融合发展,延续和丰富了魏晋南朝以来的夷汉关系。这种夷汉关系和政治文化格局,成为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黔中长期实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原因。其中汉移民大姓宋氏的发展模式代表着黔中历史的这种走向。     

试论明王朝经营云南之策及影响

明朝统治云南,上承蒙元,下启清朝,是云南地区加快与内地同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初军事上征服云南,为云南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伴随而来的汉族移民奠定了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使得内地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迅速传播到西南边疆地区,尤其是儒学教育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边疆地区教育的发展。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土司地区的统治,明王朝在部分地区不断尝试改土归流,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清朝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借鉴。     

论唐代吐蕃与麽些的关系

藏族和纳西族在历史上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白族是三兄弟,藏族是老大,纳西族是老二,白族是老三。藏、纳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长期的密切交往,也有因封建中央王朝的介入或两族统治者的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战事纠葛。两个民族在喜马拉雅边缘地区谱写了灿烂的历史篇章,写下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意义非凡的一页。如今藏学和纳西学成为举世关注的显学,由于历史上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苯教和东巴教的研究成为相互缺一不可的交叉学科,唐巴地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发展、茶马古道上的经济贸易史也…     

大理地区土司制度初探

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区域分封民族首领世袭官职以行使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叫土司制。这种制度作为我们多民族国家整体内的特殊政权形式经历了阶级社会的漫长途程。综观历代帝王要求得统治地位的巩固,没有不借重“土流兼治”、“以夷制夷”为其施政方针的。王朝嬗递,土司制并不取缔,只是改换一下名目而已。为此,研究土司制无疑是民族史、地方史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对大理地区的这个问题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一）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于1469-1476年在藏族地区的一些活动,以及藏族社会、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较全面地反映了15世纪西藏地方的历史,尤其是一般藏族史籍记载较少的西藏金沙江流域的历史状况,在本章中有较多的记载,是过去少见的史料。例如灵仓（即灵赞善王）所在地,该地有土司、本勤及万户长的设置,     

明清贵州沉重的军事负担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贵州采取了从建立行省到改土归流等一系列决策和措施,推动了贵州社会进步和政治,经济、化和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付出了血与火的沉重代价。     

滇南地方社会、彝族祖先记忆与文化认同——基于地方志和彝汉文碑记的考察

藏缅语族、壮侗语族族群先民曾是历史上滇南的人群分布主体。元代以降,滇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儒学随之兴起。地方志显示,明清两代,滇南儒家文化一度繁盛,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涵化影响较为显著。清乾隆年间,彝族尼苏人当中的一支,在族群精英的操持下,由普姓"恢复"为孔姓。《族谱明辨纪略》、《孔卓墓志铭》、《则旧孔氏汉彝文碑记》等彝汉文碑记成为孔姓彝族人建构孔子祖先记忆的重要资源。通过分析以上碑记资料,描述该族群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和维系彝族族群认同的努力。孔姓彝族人的个案是滇南地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反映。     

明清云南地区治理思想与治策及其比较

历代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经营经历了由浅至深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明清时期云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开发，这首先是明清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随之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如政治上加大内地化的力度，经济上积极开发，文化上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通过广泛设立各级学校使以儒学为核心的内地文化逐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从而把云南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当然，明清对云南地区的经营并不是雷同化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显著的阶段性、继承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