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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普遍认为,表面纳米化技术和低温渗氮技术是目前在纳米材料领域较有实用前景的技术之一.表面纳米化即利用各种物理或化学方法将材料的表层晶粒细化至纳米量级,制备出具有纳米结构的表层,但是基体仍然保持原有的粗晶状态,借以改善和提高材料的表面性能,如疲劳强度、抗蚀性和耐磨性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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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郑贞文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就致力于该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担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一大成就。统一化学名词的确立,是中西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表征,为化学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化学名词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并为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郑贞文(1891～1969),字幼坡,号心南,福建长乐人。13岁应童子试,中福州府秀才。15岁赴日求学。1915年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直到1932年。在商务15年中,编译出版了大量物理、化学和数学教科书;积极参与化学名词统一工作,是我国化学命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为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关于郑贞文仅有少量传记,多为总体介绍,从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角度的专题研究几乎阙如①。本文以化学命名为个案②,探讨郑贞文在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中的贡献。一、有机化学命名的紧迫性自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之后,审查有机化学名词成为该会的重要内容。在化学元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三者之中,后者命名的难度远远大于前两者,所以有机化学译名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有机化学名词命名与元素、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有很大差别,它们并没有按化学式翻译,自1868年有机化学被丁韪良正式介绍到中国时就如此。[1]20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名词分歧迭出,给化学教育造成诸多混乱。《学艺》杂志曾刊登读者王确临来信,陈述当时化学教学面临的双重困难,从中可以感受到教育界对统一有机化学名词的强烈愿望：炭属化合物构造式的译名,颇不一致：马君武先生多译音,如CH4、C2H4译为一炭、二炭之类(见该氏所著《实用有机化学教科书》)。梁国常先生多造字,如CnH2n+2译为充,CnH2n-2译为少之类(见《北大月刊》第一卷第七号)。现教授生徒,大感困难。课本定名之外,兼释英文于其右侧,以先生(指郑贞文——笔者注)及杜亚泉先生之定名为之补。即此可见读书之难处了！务望科学先生们速将名词审定出来减少一点痛苦咧！[2]二、郑贞文与北京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夏,科学名词审查会在北京开会,讨论有机化学名词命名,国内各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均有代表列席。据郑贞文回忆,该会审查有机化学名词的大略情形是这样的：会议委员会“每天推举代表三人临时起草,议定大纲若干条。闭会之际,复推北京大学俞同奎、陈世璋、沈溯明诸先生,整理本届议案,并继续起草芳香族篇,以资明年讨论。”[3]单靠科学名词审查会来审定名词,代表范围太狭,不能集思广益、充分吸收会外人士的意见。郑贞文一贯主张化学命名标准有三项,即严、简、有系统[4]。而符合这三项原则的命名法事实上已经存在,那就是1892年瑞士日内瓦万国化学会通过的日内瓦系统学名。所以郑贞文提出,“我国有机(化学)名词,尚未确定。既无相沿之习,自应舍短从长,迳取占尼哇①学名,为命名之标准,以期与各国一致。至中外文字不同处,酌加增减可矣。”[5]学术思想的分歧,实际利益的驱使,郑贞文和其他代表的意见自然无法统一。所以郑贞文在会议之末提出的方案,引起代表的激烈反对。由于本届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会上审定的名词虽经教育部颁布,始终未能普遍推行。事实上,本届会议的争论可归纳为两派势力之争,即中国科学社与商务印书馆之争。审查会重要人员,大多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凡与该社接近者,先后采用此项名词。而反对力量最强烈者,则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之所以不采用该名词,部分原因是郑贞文反对,而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商务印书馆长期使用郑贞文所定的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系统,猝然改从他种系统,很不经济。商务印书馆是著名的出版企业,所以教育界一般采用该馆所用的化学译名,而不是科学名词审查会公布的名词[6]。审定名词不仅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探讨,它是现代国家标准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一,政府有威信,是实现标准化事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反之,政权分立,审定名词成为民间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所谓的“科学”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北京政府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名词统一事业虽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根本无法实现。本届科学名词审查会结束后,郑贞文借助《学艺》杂志,继续进行有机化学名词命名的讨论,主要参加对象是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杜亚泉。《学艺》第二卷第六、八、九、十期分别刊登一篇题为《有机化学命名的讨论》同名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初,郑贞文主编的《学艺》杂志是化学界商榷、讨论和发表化学命名成果的主要专业刊物之一。三、在国立编译馆时期的贡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名词统一事业提上议事日程,遂于1928年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王云五为主任委员。委员会广泛搜集近期出版书籍,调查科学界采用化学术语的情况,分别统计,以观察大众对命名工作的意向。从1928年直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教育当局主要从事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基础。1932年6月,国立编译馆成立,郑贞文主持化学名词档案的整理,并参照各家意见,研究具体方案。1932年8月1日至5日,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全国各地的化学代表共45人聚于一堂,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化学译名方面,会议在郑贞文拟定的《化学命名商榷书》基础上,讨论通过《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原则》。会议结束前,代表们提请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细制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名词及仪器名词。此次大会中,郑贞文与李方训、曾昭抡、恂立4人负责整理提案。大会闭幕后,郑先生又邀请其他三位提案整理人和化学专家吴承洛,继续集中深入讨论他拟定的详细方案,遵照大会决议精神,加以讨论和修正。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函请郑贞文、王琎、吴承洛、陈裕光、李方训、曾昭抡、陈可忠、恂立等8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郑贞文任主任委员。嗣后三个月,编译馆及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各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意见,编成《化学命名原则》一书,1932年11月呈送教育部,同月26日公布,1933年6月出版。这是国立编译馆出版最早的一本科学名词。《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凝聚着郑贞文15年的心血和智慧,书中第一部分“定名原则”,集中反映了他的命名思想,主要内容有：1.凡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而免混淆。2.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3.所取之字,须易于书写,但在可能范围内,应以选用较少笔画并避免三文(即三个独立偏旁)并列之字为原则。4.所取之字,须便于音读,且不易识别之字即易于行文冲突之字,皆应避免。同音之字亦以避免为原则。凡用同字为偏旁以表示不同物系统上之关系时,应以各定不同之音为原则,假借之字,得定新音。5.凡旧有译名可用者尽量采用,旧译有两种以上各有可取之处时,应采用适合于上列原则较多者之一种。6.化合物各由若干单位集合而成,以采用介字连接为原则,但在不致误会之范围内可以从略。[7]《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新出的化学书籍,几乎都采用此项原则。1937年虽修改过一次,但改动不大。不过对于比较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项原则的推行,仍有不少困难。这次译名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行,理由有下列几点：(1)政府威信日益巩固,不遵守此项名词的单位和个人,所出书籍不予审定;(2)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大战役中,旧版全部被烧毁,所以不再反对改用新名词;(3)国内化学专家,渐渐转向专门研究,对于译名问题的争执,不像以前发生兴趣,只求迅速统一名词,以资应用;(4)此项“原则”制定以前,曾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5)审查委员大多系对名词问题夙有研究的专家,所定名词比以前妥贴。[8]四、统一化学名词的文化意义近代化学要在中国安家落户,化学语言即术语的中国化是首要一环,因为国人接受化学要以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为条件。这项艰巨的工作是由化学翻译家承担的。从科学史来看,民国年间是我国科学翻译的第三期。此间的翻译,已完全摆脱前二期对外人的依赖而纯粹“出自国人之手”[9]。由于第二期的徐寿、傅兰雅等化学家已经为化学命名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10],所以,郑贞文等第三期化学翻译家的使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制定出与国际一致的命名原则。有了规范,化学才真正中国化,中国传统化学也才能真正如李约瑟所说,“朝宗于海”[11],融入世界科学的进程。化学译名作为一种近代科学语言,是极其专门化的特殊术语。日本科学史家杉本勋说过,“在没有翻译成当地语的情况下,科学则成为上层贵族的垄断物,妨碍向民间普及和渗透。科学不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便被关在少数优秀分子的小圈子里。科学家作为世界主义者的特殊阶级,只是一味地模仿先进国的科学界,就不能从下面吸取新鲜的活力。而且使用欧语的高级文化和使用当地语的大众文化两者的差距日益扩大。”[12]统一科学译名,编撰与外国科学词汇对应的中文规范词汇,是实现科学本土化的先决条件。化学名词作为一种科学词汇,它的统一,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实现了融合,化学从此获得了在中国扎根的深厚土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不再是少数化学精英的专利品,而成为大众共同学习和利用的科学文化之一。搞好化学译名统一,如同在两种文化之间架桥。一个好的翻译家要精通两种语言,能够“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13]。郑贞文先生留学日本13年,理论化学专业极为出色,深受导师片山正夫赏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5年,积累了丰富的编译经验。早年接受经典教育,是清末秀才,国文修养甚深,汉语水平为张元济所激赏[14]。以上诸多主观条件,造就了化学翻译家郑贞文先生,使他适逢其会,成为我国化学名词统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文化是语言生存的根基和语言演进、发展的源泉。反过来,语言也创造着文化,它对文化有很强的渗透力,具有整合文化的功能。语言是载体,它以显性或隐性的状态把不同特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又通过对思维发生作用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从语言的整合功能来看,郑贞文等先辈化学家初始创建了化学译名的统一原则,标志着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融合的初步完成。新译名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根据命名原则不断新造的大量名词,是对我国汉语词汇的一大扩充,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第40页① 笔者见到的传记性资料有：(1)王治浩等：《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3期(1991),第38-45页。(2)王治浩：《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郭保章：《中国化学史略·郑贞文》,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② 关于化学命名,已有的研究有：(1)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0),第365-396页;(2)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第9-19页;(3)张澔：《傅兰雅的化学翻译的原则和理念》,《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第297-306页;(4)袁瀚青：《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袁瀚青、应礼文：《化学重要史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4—215页。以上研究均未涉及郑贞文先生。---------------------------第41页① 即现在的日内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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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规范水产科技名词,农业部将《水产品加工基本术语》标准列入为第一批农业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专项计划,以期能消除和改善当前水产品加工名词术语的混乱状况,做到水产品加工名词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本文对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几个意见较多、分歧较大的水产加工名词作一简单介绍。1.水产品与水产加工品(fish and fishery product)关于“水产品”的定义,我国一直是“海淡水经济动植物及其加工品”,对应的英文为“aquatic product”。但由此却出现了很多混乱,即出现“水产品”的地方,让人搞不懂是“经济动植物”,还是“加工品”,还是二者俱有。因此,有必要将其分为“水产品”和“水产加工品”两个名词。同时,这也是为了向国际靠拢。现在国际食品权威机构CAC(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大部分水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如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是将“水产品”和“水产加工品”分开定义。如CAC在《Code of Practice for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草案中对水产品所作的定义为：“fish： 指冷血的水生脊椎动物和水生无脊椎动物,不包括哺乳动物和两栖类动物。”美国联邦法规21CFR,Part123和1240“水产品加工与进口的安全卫生的程序”(1995年12月18日)中指出,水产品(fish)是指除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外适合人类食用的淡水或海水的有鳍类、甲壳类和其他形式的水生生物(包括,但不限于鳄鱼、蛙类、龟类、海蛰、海参、海胆及此类动物的卵)及所有软体动物。水产加工品(fishery product)：是指以水产品为主要组分的人类食品。在我国水产行业标准SC/T 3009－1999《水产品加工质量管理规范》中也是将其分开定义。在此标准中,水产品(fish)指“海水或淡水的鱼类、甲壳类、藻类、软体动物以及除水鸟及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种类的水生动物。”水产加工品(fishery product)指“水产品经过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加工如加热、盐渍、脱水等,制成以水产品为主要特征配料的产品。包括水产罐头、预包装加工的方便水产食品、冷冻水产品、鱼糜制品和鱼粉或用作动物饲料的副产品等。”另外,水产品与水产加工品二者的英文说法在世界各地也不尽相同。如CAC和美国、加拿大等国为“fish”和“fishery product”;而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则为“fishery product”和“processed product”。我国对“水产品”的叫法则一直是“aquatic product”。但根据当前国际上流行的说法,aquatic product这个词一般不用。至于我们应该采用fish还是fishery product,现在意见还很不统一。有人认为应该向国际接轨(特别是权威机构CAC),称为fish。但也有人认为国外之所以将fish统称为水产品,是因为它们可以把“鱼”叫做“finfish”来加以区别,而汉语则不能如此区别,所以应该采用fishery product和processed product,以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2.甲壳胺(chitosan)关于“chitosan”中文注解的混乱,可以从“第五届海洋湖沼药物学术开发研讨会”上略见一斑。笔者略微统计了一下,各与会者所用的名称大体有“甲壳胺”、“壳聚糖”、“脱乙酰甲壳质”、“可溶性甲壳质”、“几丁聚糖”等几种,大大造成了交流上的困难。“chitosan”为“chitin”(甲壳质)脱乙酰后的产物,所以如称为“脱乙酰甲壳质”能说明其内在涵义,但不被一般人所理解,因此有人认为用“可溶性甲壳质”更通俗些。但不管是“脱乙酰甲壳质”还是“可溶性甲壳质”都存在有这样的问题：① 名称太长,不简洁;② 对于它们的衍生物不容易定名。笔者赞同“甲壳胺”的叫法。因为,“甲壳胺”一词比较直观,单从名称上就能让人知道其分子组成上带有氨基,是脱了乙酰基的;并且相对于“脱乙酰甲壳质”和“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胺”更简明扼要,对其衍生物的定名也很容易,如“羧甲基甲壳胺”等。而对于“壳聚糖”一名,猜测可能刚开始定名时此物质只是从虾蟹等壳中提取而得名。但现在我们知道,chitosan 不光能从虾蟹壳中提取,还可从细胞的细胞壁中提取。因此,再叫此名不太合适。“几丁质聚糖”的得名是源于以前“甲壳质”也称“几丁质”而来的。随着“甲壳质”一名的规范化,现在学术界已不再或很少使用“几丁质”一词了。相应的,再叫“几丁质聚糖”也不合适了。3.冷藏(cold storage)目前关于“冷藏”的英文解释也很混乱,主要有“cold storage”、“cooling storage”、“chilling storage”、“refrigerated storage”等几种。根据“冷藏”的定义“在低于常温,不低于食品冰点温度的条件下贮藏食品的过程”。可以看出,冷藏的“冷”指的是一种低温的状态。所以cooling和chilling两个都不太合适,因为它们的含义都侧重于“将食品温度降到其冰点”这样一个过程。refrigerated的含义则侧重于“人工制冷”,而我们知道“冷藏”不仅包括人工制冷下的保藏,利用天然冰等自然条件保藏食品也属于“冷藏”的范畴。因此,“冷藏”的英文注释推荐为“cold storage”。4.模拟蟹肉(simulated crab meat)模拟蟹肉是指以鱼糜为主要原料,加入蟹提取物和香精,制成风味和外观类似蟹腿肉的海味食品。对于模拟蟹肉的定名,我国北方地区习惯上将其称为“蟹足棒”,南方地区称为“蟹柳”。但蟹足棒与蟹柳极有可能使消费者误解,但产品实际上往往是以鱼糜作为主要原料,而非真正的“蟹足”。另外,笔者发现有的模拟蟹肉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标示为“斯瑞敏”,即“surimi”。但“surimi”的意思是“鱼糜”,而模拟蟹肉只是鱼糜制品的一种,因此这种标示实际上是不严密的。关于水产加工品中有争议的名词术语还有很多,要想彻底解决水产品加工术语的混乱状况,还要借助于水产界的广大专家、学者和名词工作者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多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共同推进水产名词术语的规范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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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交流思想,要求在接触同一事物(包括概念)是能获得相同的信息,因而需要对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事物给予命名,使所订的名称与其代表的概念之间建立固定的对应关系。随着人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获得相同信息”的手段由打结、图形符号发展到文字;信息交换的方式由语言、书写、发展到计算机处理;需要得到的信息量极大地增加,速度突飞猛进。形势的发展使对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命名已不是某个人“随心所好”微不足道的事,而是一门科学。国际上已形成了一门学问——术语学(terminology)。国际标准化组织把研究术语学的原则和方法,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具有汉语特点的我国术语是我国灿烂的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术语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有鲜明特点的一系列科学命名的原则和方法,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近代,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汉字文化的优越性愈来愈被国内学者和国际社会认识,我国术语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提高,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具有汉字文化特点的我国术语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本文试图就汉文术语的科学命名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怎样才是好的命名？不同类型的事物,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标准。例如城镇道路名往往突出方位性或区域特点;取人名有刚、雅、美等选择;文艺作品定题要艺术地反映内涵;企业名要表示企业的特点和兴旺发达的愿望。在众多的事物(或概念)之中,科技概念最复杂,最精确,发展最快,数量最多,研究科技术语的命名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汉语科技术语的命名应当遵循什么准则,目前提法颇多,譬如,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准确性、简明性、经济性、中文特性、国际性、通俗性等等。讨论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把握住科技术语的基本功能。术语是概念的代表,人们通过术语区别不同的概念,运用术语表达、交流概念,并且往往还可通过术语理解概念。术语要好懂好记这是基本的要求。因此术语要具有区别性和简洁性。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两项基本功能,术语命名的基本准则概括说是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通俗性。一、科学性是术语命名的基本要求术语命名应具有科学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要求：1.概念清楚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科学概念要具体存在,要在人们之间互相交流,必须赋予一定的语言形式,就是术语。所以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形式,科学概念是术语的内涵。术语所代表的概念必须清楚,这是命名的先决条件。“所指”不清的命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引进术语时,不弄清是什么概念,把外文词直译成中文,常产生把外国不统一的,混乱的的异名同时译出,影响我国名词不统一,产生混乱,或者译名“词不达意”,甚至产生谬误。2.命名要正确反映术语的概念和特征术语是概念的代表,概念是术语的内容。概念—定义—定名是术语的基本环节。正确反映科学概念内涵的命名才能较好地使所定的术语达到好懂、好记,我们平常说的“望文生义”“顾名思义”就是命名反映概念内涵所产生的效果。例如激光、静风、狂风、微型计算机、透冠雨(林学)等术语,即使是隔行人,一看也能基本知其意。反之把watchdog直译为“看门狗”(计算机术语“监控器”);把ergonomics订名为“尔刚学”(系统科学名词,名委新订名为“工效学”);把放射化学术语milking译为“挤奶”(从放射性核素发生器中提取子体核素)。让人难以理解。这种把外国术语简单翻过来,也不是按科学概念命名的方法。因此引进术语的命名是从科学概念出发的创造性工作,不是简单的翻译,国外好的命名可以借鉴。总之术语应该尽可能以最简洁的文字,使人们从字面上就可基本理解其内涵,得到较多的信息。以上原则并不排斥有时用音译或音意结合的方法,甚至直接引用外文名。我们不能用固定不变的方法对待千千万万复杂的事物和改革开放形势的变化,不能不分好坏,一概排斥外国的东西。例如有些术语概念复杂,不易用汉字表义;有的外文音节少的术语(如radar雷达,gene基因);有的术语是高文化层次科技人员使用的(如以DNA表示脱氧核糖核酸),这些不同的订名方式取得较好的效果。中外(缩称)结合形式的术语在科技术语中也显示出音义结合和简短的优点,例如“艾滋病(AIDS)”中的“病”,“BASIC语言”中的“语言”等都是加入表意的“属”概念,给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信息。3.单义性术语有单一和专用的特性,即一个术语只对应一个概念。“一物多名”或“多物一名”不可能准确交流思想,易引起概念混乱。例如“电机”是常见术语,但在电机厂、电机系、电机学会等词中,“电机”的内涵不统一,产生混乱和扯皮事。又如“盐”字,一指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食盐(NaCl),二指酸中的氢原子被金属原子置换后所形成的化合物,这是一类化学物质的统称。曾多次出现把“盐”分别代表的两个不同概念(如防冻盐)混淆而导致食物中毒的事故。所以术语学理论明确规定“一词一义”是术语的基本原则。一些重要部门,如医药界应十分重视一药一名的统一工作。目前,汉语术语一词多义的现象并不少见,人们常用已有的词通过借用、比喻、扩展、缩小、转意等方式赋予新的概念。例如“病毒”由生物学、医学术语借用到计算机领域;“阳离子”由物理学术语借用为纺织品名称;“软件”由计算机术语扩展到管理、决策方面。术语学理论强调命名的单义性,但更强调在一个学科不能“一词多义”。如果两个专业领域相差甚远,不至于产生歧解,可以允许有个别一词多义。以上所举的一词多义现象因在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环境中,混淆的可能性较少,未引起大家重视,其严重性也与同一学科的“一词多义”不同。例如“干部腐朽”一词在林学中理解为“树木主干部分产生腐烂”,并非指人而言。但这种一词多义的命名法不宜提倡,特别是在现代化信息时代,它会给建立术语数据库、信息交换等带来困难。4.符合汉语的语言文字规则和习惯术语是一种专用语言,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命名应符合语言学的规则和习惯,如构词特性、表意性、双音节组词,可扩展组词性等等。例如“吲哚、甲基红、V－P、柠檬酸试验”(微生物名词),“未充分成长的风浪”(海洋学名词)等词缺乏术语精练的指称概念的特性;“董分布”(数学)不符合一般为双音节词的习惯;“提唇肌”比“唇提肌”(人体解剖学名词)更符合汉语构词习惯;用字要选用派生能力和专指能力强的字。注意遣词用字避免产生误解。以上为命名科学性的几点要求。有不少学者提出命名应具务“准确性”,但所谓准确性的内涵不明确,因而不易理解。如果指命名要准确地反映概念的全部,“望文”能使概念一清二楚,这种要求未免苛刻。准确性与简明性常常是矛盾的,要求术语要完善表达概念,必然会使术语太长,实用性差。所以术语只是概念的代表,只要求把概念的主要特征用文字进行浓缩,方便记忆和交流。术语不能代替严格精确的定义。对命名要求在其使用的范围内不引起误解和混乱,使人能直接地,或通过联想帮助理解涵义。可以说理想的术语是定义的浓缩或提示。二、系统性术语作为科技概念的代表,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与科技的发展同向、同步的。与科技概念体系一样,术语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无序的。每一条术语在其概念体系中有特定的位置,形成体系,也叫术语树。词与词之间有同位、上下位、包含、组合等关系。对命名的系统性要求正是从事物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内在科学关系等方面,反映这种客观实际。例如地学家把地球和地球周围的物质称为地理圈、景观圈、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等等,形象地反映结构整体中各层次的物质和状态。又如风力用一系列汉语形容词表示其强弱关系：静风、软风、轻风、微风、和风、清劲风、强风、疾风、大风、烈风、狂风、暴风、飓风。可见术语的系统性命名可直观地反映术语间的概念层次,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该词的内涵和词义,达到好懂好记的目的。怎样做好系统命名？1.明确需命名的术语所代表的概念及其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2.明确该术语的上位概念和类词;3.弄清与其处于同位、上下位等关系中的对应词;4.了解该术语的区别特性(种差)。具备了这些条件再选用恰当的语词表达。为了做好系统命名,要十分重视作为复合术语结构成份的词干(包括语法意义上的词根、词缀)的命名。还要重视基本词(往往是属性词)的订名,这类词往往可派生一系列术语。定好一个,影响一片。在系统命名方面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予充分地重视。由于“一物一名”的原则对药物命名有更特殊的意义;WHO明确要求,同一类药理作用相似的药物,在命名时应当表明这种关系。他们将同类药物订出词干,通过公布一系列这种词干,使同类药物的名称系列化。如局部麻醉药－caint(－卡因),青霉类－cillin(－西林),通过这些词干可以识别相当一部分药物的药理作用类别。实现术语的系统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人们的认识水平、科学发展水平、学科交叉性,不同学科特点等的影响,有时同一概念(或物质)的术语由于与多个学科交叉,按不同科学体系命名,致使产生异名,如地学中的陨石,在未落到地面时叫陨星,矿物学上叫陨铁,它们在各自的学科之内都符合科学性、系统性的要求,不易引起概念混淆。总之,命名的系统性注重事物的全局、事物间的关系和内在联系,并在术语命名中体现出来,使术语更科学、更清晰,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记忆能力(如联想、分解、组合、对比等),较好地达到易懂、易记的目的,它是科学命名的准则之一。三、简明通俗性语言作为人们传播信息的载体,自产生以来始终根据明确、简约的两条基本要求发展。为了交流思想的需要,概念常常需要浓缩,形成代表概念的术语,这种目的便决定了简明性是术语的重要特点。在书面上具有表义功能的汉字本身具备简洁的特点,为汉语术语达到简明化提供了最好的基础条件。据粗略抽样统计英文与中文相同概念的术语平均所占二维面积之比约为1∶0.7,为解决简明问题,国外大量采用缩写词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在记忆全称的基础上才好理解。同时一个缩写词,有时可以表达十几个概念,产生大量重复。我国术语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接受自然优选的事实,正是人们要求术语简明的反映。例如“光纤”取代了“光学纤维”;“空调[器]”取代了“空气调节[器]”;“冠心病”取代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laser一词引进以来,先后有“激射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光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受激发射光”、“莱塞”等十几个名称,现已被“激光”所代替,这个词具有“简明”和“顾名思义”的优点,在科学界为大家乐于接受,处于“稳定状态”(近来娱乐市场上受港台影响,刮起“镭射”风是不科学的)。以上例子说明术语订名是否做到简明通俗,不是一般的形式问题,而是信息社会中与经济效能、速度以及与术语生命力有关的事。做好术语命名的简明通俗性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引进外国术语应以意定名为主。汉字是表意文字,偏旁部首一般都有一定的涵义。有的语言学家说它是一个“集成电路块”。以汉字组成的术语,明显比西方文字简短。用音译方法命名术语则丢掉了汉字的表意性(选字时还要专门选用回避表意的字),把一个汉字只当一个音节去跟拼音文字对应,必然冗长,不利于记忆和理解,例如地球物理学名词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被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这种由15个以上汉字组成的音译订名很难为使用者接受,订为“MSK”[烈度]表”优点明显。同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少数情况下由音译命名的方法,例如音节少的外来词(2～4个音节);较高文化层次科技人员用的术语;涵义复杂,不便用少数汉字表意;音意结合的方式常常取得较好的效果,如“艾滋病”(AIDS)、“3P抽样”(林学名词sampling with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prediction)。2.注意遣词用字。命名时要选用顺口、易理解、信息量大、易组词的字,不用生僻字。3.在不影响正确理解涵义的基础上,术语用字尽量精练。如“流行性感冒”简为“流感”。但“流行性脑炎”不宜简为“流脑”,以免与“流行性脑膜炎”混淆。应特别注意基础词订名的简洁性,以利于由基础词派生的复合词尽可能做到简洁。4.要善于概念中提炼关键性的内涵进行命名,不能要求精练简短的名称全面准确地表达涵义。命名不能代替精确的定义。5.术语要让大家乐于接受才有生命力。已习用的,无重大缺陷和引起理解上混乱的词尽量不改。例如有人主张把已使用近百年的“原子量”、“分子量”改为“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和“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在基本概念并无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从简到繁的改动实无必要。确实要改的词,应分析“可接受性”,避免大家不愿接受,又改回来。6.科学命名一方面不要追求深奥、玄妙,另一方面也要脱俗。它与群众口头俗名不同。命名注意“通俗性”并不是提倡用“俗名”。俗名常常是表面的,比喻性的、浅薄的,也有的是借用普通语言表达特有概念。例如石油装置上的“狗腿”、“老虎头”、“蛤蚂”,计算机上的“菜单”、“馅饼图”等等。科学术语要典雅,讲科学性。命名通俗性是指要遵重约定俗成,要简明易懂,为大家接受。四、结论以上关于术语命名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通俗性的要求,分别体现了对术语自身的要求,对术语之间整体性方面的要求,以及表达形式方面的要求。我们工作中发现已有的术语中三者之间有时发生矛盾,如何处理好三方面的要求,什么要改,什么不改往往引起专家们争论,有的问题较难处理,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要按以下情况综合考虑：1.新术语还是流行多年的习用术语。对于新术语,科学性的要求应该从严。2.看该术语的问题是错误问题,还是好坏问题,错误的、易引起概念误解的应修改。属于锦上添花的问题以少作改动为宜。3.看该术语目前使用的状态是混乱的,亦或是统一的。如属前者,应尽量选择符合科学性原则的术语;如属后者,改动从严掌握。4.看该术语影响面的大小。改动后影响面很大的要十分慎重从严掌握。避免改动后引起长期混乱。在统一术语的问题上,人们的习惯势力是很严重的。常常因此而给统一工作带来困难。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掌握“约定俗成”的原则,遵重大家的习惯,另一方面对某些按以上原则确要改动的术语应该坚决改动。当个人习惯与全局产生矛盾时,要以全局为重,要为下一代着想。有的科学家说得好,“统一比不统一好,早统一比晚统一好”。每个人都要服从全局,必要时要为此割爱。这样经过多方面的齐心努力,我国的科学术语命名及统一工作,一定会在科学合理的轨道上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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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考古与出土文物研究,表明我国原始人类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直观的矿物知识,并有最为原始的应用。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铜刀[1]等,经光谱分析,虽系纯铜(红铜),但也含有锡(0.1－0.3%),铅(≤0.03%),锑(0.01%),镍(0.03%),经电子探针分析尚有铁、砷等。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1]、重达875公斤,其中铜84.77%,锡11.6%,铅2.79%,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文物中最大的青铜器。大量出土文物表明我国原始人类认识金属和使用金属已有一定水平。一、关于“矿”、“矿物”术语的溯源与探讨“矿”在我国文字史上源于象形文字,其符号是卝,丱,,,矿,鑛,有形、声、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凡与矿有关之词,诸如矿山、矿井,矿脉等,也都源于此。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周礼·地官·卝人职》以及《周礼·卝人注》,其含意与解释就各不相同,试举国内常见的释义：1.《说文解字》[2]：“卝,即象掘地深入之形”;2.《辞源》[3]：古磺字。“磺为矿之本字,未成器之金玉”;3.《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4]：“卝为矿字的古体”。引《说文解字》石部磺字注：“铜铁朴石也”。下附有“卝”字注为“古文矿”。郑玄注释《周礼》说“卝之言矿也。金玉未成器曰矿”;4.《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5]：“矿字,古文作卝”,引《周礼·地官·卝人职》：“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并认为古卝字中的两竖是表示巷道的两壁,左右两横表示巷道的支护。综观上述,对照湖北铜录山古坑道遗址分析,这个古代象形字的内涵与结构,确耐人寻味,并富有学术意义。英文“Mineral”[6]一词,源于拉丁文Minera,或为Mineri,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多见,而在中世纪使用更为普遍,其意为矿山,矿山掘出物之总称,当时凡从地下掘出之矿物、岩石、甚或化石均称矿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所指范围逐渐缩小,十七世纪后,在西方就具近代矿物概念,作为独立学科——矿物学(Mineralogy)一词,据文献记述为意大利学者B.蔡吉鸟斯于1636年提出。汉字“矿物”一词近代概念及使用时代,尚无比较确切的资料和论证,众说纷纭。就所掌握的局部资料,做如下论述：1.据潘吉星《矿冶全书》[7]记载,明代天启年间,我国曾翻译德国人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的巨著《论金属》(De la Metallica)。当时以(坤舆格致》为各印制。该书有矿物早期分类,还描述了晶形、劈理、光泽、颜色、透明度、硬度等矿物特征,但至今尚未查到汉文遗本。2.1862年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方言馆均专设金石专业课,即相当于矿物之类课程[8]。把矿物译作“金石”者颇多,诸如1872年出版的《金石识别》,以及《金石表》,1903年出版的《相地探金石法》,1903年出版《金石略辨》等,都是翻译国外矿物类著述。直到1921年章鸿钊的《石雅》问世及《洛氏中国伊斯兰卷金石译证》(1925)仍沿用。3.据查,1889年广东水陆师学堂曾设有矿物课,1892年湖北铁路局附矿学堂,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等都设有矿物课;鲁迅、顾琅等1899年在江南陆师矿路学堂除专修矿物课,并以《金石识别》为课本[9]。4.1902年(光绪28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之《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中专列地质、矿物科目,据此,这可能是矿物一词作为正式文献最早出现;又据崔云吴研究,1902年华循编之《矿物学》教科书正式出版[10],为汉字“矿物学”一词最早出现之教本。从此,相继便有一批矿物学类著述出版,诸如《中等矿物学》(1903),《最新矿物学》(1904)等。5.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1]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51页之“脚注”上提及英国人慕维廉(W.Muithead)1846－1900年在华期间曾撰辑有《地质学和矿物学词典》(中文){[Glossary Chinese]Mineralogical and Geological Terms.In Doolittle,J(I),Vo1.2,p256.}矿物一词可追溯到咸丰年间(1853年前后)。二、中国古籍中有关矿物的记述我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对矿物、金属有极为丰富的记载。1.《禹贡》[12]是《尚书·夏书》的一篇,成书时代尚有争议,但作为一部代表战国先秦时代的地学发展的典型著作,却为大家所公认。书中列入纳贡品有金三品,即金、银、铜,瑶琨,为玉的一种,砮石为铁矿,丹为水银矿、铅松即铅矿,砺砥为研磨材料,此外,还有浮磬、璆等12种之多[13]。另有涂泥(粘土)、黄壤(黄土)、坟垆(钙质冲积土)、青黎(无钙质冲积土)以及赤殖坟等术语。2.《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其中《地数》篇[13]专论金属矿产及其共生关系。诸如“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者,其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此山之见荣者也”。[14]3.《周礼·考工记》,据郭沫若考证,为春秋时代齐国官书。曾记载有：“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地气然也”。[13－14]金属产地性质不同,而制作工具性能各异,包括了矿物地理分布概念;书中更精彩的描述就是“六齐”了。金有六齐：六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5]湖北大冶铜录山古矿遗址的发掘材料,也有此类内容。4.《山海经》[16],一般为战国之初与春秋之末,在《五藏山经》上记载黄金产地二十三处,赤金产地十三处,铁矿产地三十四处,铜产地十九处;《中山经》中提出：“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5.秦代铁矿开采繁盛,从设置铁官记载,表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铁矿的开采与使用已有相当水平;从临潼武家屯出土的金饼,标明当时金矿开采也较发达[5]。6.汉代对金属矿的记载更多(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设铁官34处,其它还有银、锡、铜、白金、雄黄、雌黄、玉石等。而在《汉书·地理志》中仅有27处[13－14]。(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出…金、锡、连(铝之未炼)、丹砂(朱砂)、铜、铁等”。[13－14](3)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17]中记述矿物和金属有：铜、金、银、铅、锡、文石等,书中列有设铁官48处。(4)东汉刘珍的《东观汉记·地理志》也有少数矿物及金属描述。(5)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有金银矿、雄黄、雌黄、空青、青碧以及铁矿多处[13－14]。(6)两晋时代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和使用金属矿更为普遍,1974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一处铁作坊和一个铁器窑,共出土铁器4195件,从铁器铭文鉴定,为两晋时代[13－14]。(7)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列举矿物20余种,有丹砂、雄黄、雌黄、云母、石英、硫石、白矾、鲁青(CuSO4)。7.《神农本草经》,有人主张成书于秦汉时代,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药物学专著,全书三卷,其收载药物365种,分上品、中品、下品,其中药用矿物46种,其名称如下：“玉泉、丹砂、水银(汞,女)、空青、曾青、白青、扁青、石膽(石胆)、云母、朴消、消石、礬(矾)石、滑石(冷石)、紫石英、白石英、五色石腊、太－禹余粮(禹余粮)、雄黄、雌黄、石钟乳、殷孽、公孙孽、石硫黄、凝水石、石膏、阳起石、慈(磁)石、理石、长石、肤青、铁落、青琅玕、代赭石、卤碱、白恶(垩)、铅丹、粉锡、石灰(同白垩)、冬灰、石蚕”[13－14]。8.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盛时代,人类认识和使用矿产资源的范畴不断扩大。(1)据《新唐书·食货殖》记载,主要金属矿产分布区：“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新唐书·地理志》：全国有铁的地点104处,“有铜”62处,“有银”35处,“分布于二十八州(府)”。(2)唐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沿途所见物产中有矿产及玉石多种。(3)苏敬等著《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载药850种(新增114种*),首创按药物自然来源进行分类,分玉、石等九类,包括空青、礜石、绿盐、密陀僧(一氧化铅litharge),以及卤砂(氯化铵)[13],出于西戎,形如牙消,先净者良,柔金银,可为焊药。(本段*,见第28页脚注)(4)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有蓝田县“出美玉”,安邑县出银,莱芜县出铁,长沙县出铜、云母,平阳县出银,四会县出金。卷七中还对陨落及陨石做过描述。9.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查明全国金属矿产分布已有一定规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金、银、铜、铁、铅、锡及其冶炼场所达二百有一”[5]。(1)宋乐史(970－1007)《太平寰宇记》,有人称之为我国古代矿物地理之书,书中不但描述金、银、铜、锡、铅、铁以及汞等金属矿外,还记述了124种矿物的物性、化性和地理分布。(2)北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8]中对地学方面内容阐述颇多,其中在矿产方面者,①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石油”一词,即：“鄜延境内有石油”,并预言我国石油多“生于地中无穷”;②描述了治平元年常州陨石坠落情况;③对太阴玄精(石膏晶体)作了比较确切的科学描述,太阴玄精古代曾有阴精石、玄精石、玄英石、太乙玄精石、益玄精等名称。经1974年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室研究,确认沈括所述纯属含水石膏晶体,属单斜晶系,沈括根据晶形、解理、加热失水性能,比较了几种不同盐类,其化学成份为CaSO4·2H2O。更值得提及的是沈括从其横断面定出近似正六角形,说明沈括对晶体几何形状和解理的观察是十分精确的。沈括所述马牙硝,即硫酸钠(Na2SO4·10H2O),所述盐碱为硫酸钾镁复盐(MgSO4·K2SO4)晶体,中药中称之为凝水石、又名盐精石[18]。沈括引《黄帝素问》中“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提出胆矾水加热加料煮能生铜、胆矾即硫酸铜(CuSO4·5H2O),还指出：石洞中水滴下来成为钟乳石和石笋的论断。同时,还对朱砂(硫化汞)的药性及其加热转化做过论述。(3)宋唐慎微在1056－1063年撰《证类本草》收入药品共为1746种,无机药物达253种,但玉石类矿物几无所增,像辰砂,(cinnabar)又称朱砂、丹砂,以湖南辰州(今源陵县)所产最佳,故名,含Hg86.2%,三方晶系,硬度2－2.5,比重3.09。一般为低温热液成因矿物[14]。(4)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矿物岩石学专著,书中记载石品116品：①纯石灰岩类,被水侵蚀,有奇特形状,可作假山用石20余种,②石钟乳类,③含长石的石灰岩或砂岩,④含锰质或铁质石灰岩或砂岩,⑤纯石英岩、砂岩、玛瑙等,⑥叶蜡石、云母、滑石类,⑦页岩和砚石类,⑧纯金属矿物和玉类,⑨化石类。其重点是描述园庭赏鉴的岩石和制做各类珍品,诸如石砚、文物等石头,特别是变质岩类,描述了这些石头形状、颜色、硬度、文理、光泽、晶形、磁性、透明度、吸湿性、风化性和化学作用等;书中有比较丰富的岩石矿物知识[13－14]。(5)南宋范成大(1126－1193)[19]撰《桂海虞衡志》,书中记述岩洞20－30余处,并提出钟乳石是“石液融结所为”的岩溶成因概念;金石部分,记述了生金、丹砂、滑石、铅粉、石梅、石柏等。10.元代统治者加强了矿产的管理,“设置诸洞冶总管府,专以掌管随金、银、铜、铁、丹粉、锡、碌,从长规划,恢办课程,听受制国用使司节制勾当”[5]。(1)《元史·食货志》、《新元史·食货志》记载有铁矿、铜矿、锡矿、银矿、金矿、朱砂等。《元史·食货志》中记述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可见元代煤炭开采大有发展;《元一统志》中除记述汉代发现的陕西延安附近石油产地外,尚记述四个新石油产地：延安县南迎河,延川西北,宜君县姚曲村以及鄜州东采铜川[13－14]。(2)元陶宗仪撰《辍耕录》[13]有玉石多种描述,其中有于阗玉石多种,诸如回回石等。11.关于明代全国金属矿产分布,以《明一统志》、《明史稿》、《明史·食货志》、《明实录》等记述较详,像铁矿,仅官铁年产一千八百余万斤。(1)宋应星的《天工开物》[20]共18卷,其中燔石、丹青、冶铸、锤锻、五金、珠玉卷内有各类矿产的记述。书中最早、最详细地记述了从炉甘石(碳酸锌)中提炼金属锌技术,锌古代称之为水锡、白锡或倭铅。有人认为倭铅一词源于日本,这是不对的。当时,宋应星曾指出：“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铅云”[22]。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锌是一种金属,最早用炉甘石炼锌的方法则是在18世纪,据考证是由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后带回的技术[1,14]。在“燔石”卷中,记述金矿“多出西南,砂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海南岛的儋、崖两县则都有砂金矿。银矿：浙江、福建旧有坑场,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四川、甘肃都有“美矿”。关于铜矿：“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湖广武汉、江西广信皆饶洞穴”。关于锡矿：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珠玉》卷,介绍各种宝石的形状、色彩质量和玉石的采集、琢磨,包括玛瑙、水晶等的产地和用途。《珠玉》卷说到：“西洋琐里有异玉,平时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红色,阴雨时又为青色,此可谓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21,22]。(2)明曹昭著,舒敏编,王佐增之《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珍宝论、古铜论、异石论等有较多玉石名称,诸如珍宝论有：古玉、沙子玉、石类玉、玛瑙、柏枝玛瑙、圆块玉、猫睛、碧靛子、马贾珠、石榴子、铺绒线石、金星石、琥珀、珊瑚树、金、紫金、乌金、金刚钻等;异石论有灵壁石、红丝石、竹叶玛瑙石、云母石、南阳石、永石、川石、英石、试金石、湖山石、霞石、龟纹石、昆山石、太湖石等,其中对玛瑙阐述颇详：“玛瑙多北地,南蕃亦有,非石非玉坚而且脆,不夹石者为佳,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有锦花者,谓之锦红玛瑙,有漆黑中一线白者,谓之合子玛瑙。有黑白相间者,谓之截子玛瑙。有红白杂色如丝相间者,谓之缠丝玛瑙,此几种皆贵。有淡水花者,谓之浆水玛瑙。有紫红花者,谓之酱斑玛瑙。有海蛰色鬼面花者,皆价低。又浆水色内有花纹如柏枝者,故谓之柏枝玛瑙,亦可爱”[14]。(3)明林有麟撰《素园石谱》,所居素园辟玄池以聚奇石玩赏,共101种,其中属矿物、岩石者,诸如：永宁石、达摩石,以及峨嵋山之菩萨石,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彩,如佛顶圆光[14]。(4)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23,24]是一部著名的药典,书中收矿物岩石分三大类,在土类和金石类中列有较多的药用矿物名称。土类中的白垩,又名白善土、白土粉、画粉,属粘土矿物,主要是高岭土和膨润土,又有甘土、赤土(红土)、黄土之分。金石类之金,又名黄牙、太真,有山金、砂金之别,砂金以块金或狗头金为自然金的最精品。银,又名白金、鋈,有锡恡脂(辉锑矿)、银膏、硃砂银之分。铜有赤铜(又名红铜)、白铜、青铜,自然铜又名“石髓铅”,铜青又名“铜绿”,即现称之为“孔雀石”(Cu2[CO3][OH]2)。铅又名青金、黑锡、金公、水中金。药用铅都是经过冶炼出来的,像铅霜,又名铅白霜(化合物);粉锡,又名解锡、铅粉、铅华、胡粉等;铅丹,又名黄丹、丹粉、朱粉等为铅的氧化物;密陀僧,又名没多僧、炉底,为氧化铅。锡又名白鑞、鈏、贺。铁,又名黑金、乌金。《本草》中又分有钢铁,又名跳铁,铁落,又名铁液、铁屑、铁蛾,铁粉、铁精;铁华粉,又名铁胤粉、铁艳粉、铁霜(氯化铁);铁,又名铁衣;铁爇,又名刀烟、刀油;铁浆(氢氧化铁)等。石类是《本草》阐述药用矿物中的最主要部分。丹砂,又名朱砂、巴砂、真朱、越砂、马齿砂、光明砂、马牙砂、无重砂、妙硫砂,实际就是现矿物学称之为辰砂。水银(自然汞),又名汞、澒、灵液、姹女。水银粉,又名汞粉、轻粉、峭粉、腻粉。粉霜,又名水银霜。灵砂,又名二气砂。雄黄,又名黄金石、石黄、薰黄。雌黄。石膏,又名细理石,寒水石,按其化学物性,李时珍分为软硬两种。理石,又名肌石、立制石(为丝状石膏)。长石,又名方石、直石、土石、硬石膏。方解石,又名黄石。滑石,又名画石、液石、石、脱石、冷石、番石、共石。不灰木,又名无灰木,可能为蛇纹石类的石棉。五色石脂,以五种成分不同矿物而命名,黑石脂为石墨,赤石脂为红土,章鸿钊《石雅》[31]定为陶土,颇有争议。桃花石,似赤石脂,有人认为属叶腊石类。炉甘石,又名炉先生,有人认为是碳酸锌,菱锌矿。井泉石,黄土结核,主要是碳酸钙。无名异,极似软锰矿。蜜粟子,似为褐铁矿。石钟乳,又名留公乳、虚牛、芦石、鹅管石、夏石、黄石砂、其名之意为“石之津液,钟聚成乳,滴满成石”,故名石钟乳。分石乳、竹乳、鹅管石、殷孽、孔公孽、石床、石脑七种。石脑油,又名石油、石漆、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石炭,《本草》列有煤炭、石墨、铁炭、乌金石、焦石等名。石麦,为白云石粉。浮石,又名海石、水花,主要指火山喷发之玻璃质物质构成。阳起石,又名羊起石、白石、石生,现仍为阳起石。慈石,又名玄石、处石熁铁石、吸铁石,矿物学上称之磁铁矿。当时已认识其有吸铁及不吸铁之分,玄石即为不吸铁之磁铁矿。代赭石,又名须丸、血师、铁朱、土朱,现为赤铁矿。禹余粮,又名白余粮,传说“昔大禹会稽于此余粮者”而得名,今矿物学上称之为褐铁矿。当时李时珍认为“禹余粮乃石中黄粉,尘于池泽。其生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又名石脑、禹哀。空青,形如杨梅,又名杨梅青,有人误为孔雀石,实为现矿物学上之石青。曾青,空青成层状者。绿青,又名石绿、大绿,即现名孔雀石。扁青,又名石青、大青,《石雅》考为铜蓝(石青)。白青,又名碧青、鱼目青,即石青,又叫铜蓝。石胆,又名胆矾、黑石、毕石、君石、铜勒、立制石。现称之为胆矾。礜石,又名白礜石、太白石、立制石、青介石、固羊石、石盐、泽乳、鼠乡,现名毒重石,或称砷华不一。特生礜石,又名苍礜石、苍石、鼠毒,单体,形似方解石,另有握雪礜石,据王嘉荫分析,似为砷华。砒石,又名信石、人言,生者名砒黄,炼者名砒霜。金星石与银星石,即现称之黄铁矿[26]。婆婆石与豆斑石,又名摩挲石,前者似是含黄铁矿的绿色板岩,后者为斑岩[26]。礞石,疑似辉铜矿。花乳石,又名花蕊石,疑为冻石类。金牙石,又名黄牙石。《石雅》定为黄铁矿。金刚石,又名金刚钻、金刚砂,现代矿物学认为可能是刚玉。砭石,又名针,可制石针。石砮,即禹贡中之砮,又叫燧石、玉髓。越砥,又名磨刀石、羊肝石、砺石。姜石,又名砺石、礓砾、砺。麦饭石,似为花岗岩风化的砂所成。水中白石,可能为长石。蛇黄,似为锑赭石。雷墨,为黑曜石。据王嘉荫先生考证,《本草》中列卤石类矿物20种,并附27种不能定性者。食盐,又名鹾,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相传黄帝时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戎盐,又名胡盐、羌盐、青盐、秃登盐、阴土盐。光明盐,又名石盐、圣石、水晶盐。卤咸,又名卤盐、寒石、石咸。凝水石,又名白水石、寒水石、凌水石、盐精石、泥精、盐枕、盐根。现矿物学上称之芒硝。《石雅》定为石膏,可能有误。玄精石,又名太乙玄精石、阴精石、玄英石,即矿物学上之钙芒硝,《石雅》定为石膏似有误。绿盐,又名盐绿、石绿,王嘉荫考证为氯铜矿,产于铜矿氧化带中。盐药,即钠硝石。朴消,又名消石朴,盐消、皮消,即芒硝。《本草》谓之消三品,即川消、盐消、土消。消石,又名芒消、苦消、火消、焰消、地霜、生消,北帝玄珠,即矿物学上之硝石。硵砂,又名砂、狄盐、北庭砂、气砂、透骨将军,即现矿物学中之卤砂。蓬砂,又名鹏砂、盆砂,《本草》定为硼砂。石硫黄,又名硫黄、黄硇砂、黄牙、阳侯将军,即现称之为硫黄。石硫赤,又名石亭脂、石硫丹,石硫芝,即现含硫黄,为赤色。石硫青,又名冬结石。矾石,又名石涅、羽泽,煅枯者名巴石,轻白者为柳絮矾。属矾有五种,即白矾、青矾、黑矾、黄矾、绿矾(烧之为绛矾、矾红)。《本草》中之玉类,种类繁多,主要是变质岩中的产物,多以颜色分类,分河玉(砂矿玉)和山玉两大类。均属软玉,其成分为Ca2(MgFe)5(OH)2(Si4O11)2。白玉髓,又名玉脂、玉膏、玉液。青玉,又名谷玉,即菜玉。玉英,又名合玉石,现称之钢玉。青琅玕,又名石阑干、石珠、青珠,王嘉荫考证为绿松石。珊瑚,为碳酸钙。马脑,又名玛瑙、文石,即玛瑙。宝石,似为尖晶石、柘榴石、青石棉之类。玻瓈,又名颇黎、水玉,系石英类。水精,又名水晶、水玉、石英。云母,又称云华、云珠、云英、云液、云砂、磷石。白石英即水精石。紫石英,现仍名紫石英。菩萨石,又名放光石、阴精石,即石英。《纲目》中除160－200种矿物物质名称与岩石名称外,还有矿物晶形、颜色、硬度、解理、脆性、比重,以及磁性名词出现。[13,14,2323,24]12.清代矿业[5]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矿物种类与矿产分布均有扩大与增加,其各类矿物名词,多为明代延续而来。在《清史稿·食货志》、《清实录》有集中的记载。清代前期,铜、锡、铅、锌、银五种金属矿,较大矿区多在云南[25]。(1)云南铜矿分布在滇北区、滇西区以及滇中区,其中东川铜矿早有盛名[5];吴其浚(1789－1847)《滇南矿厂图略》(两卷)有详细论述。其他像四川、湖南、贵州,广西铜矿也有开采。(2)锡矿以云南及湖南开采为盛,其中以个旧享有盛名[25]。(3)铅矿,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三省,此外,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也有一定产量。(4)锌矿(白铅、倭铅),以湖南、贵州为主,其次是广西、云南、四川也有一定产量。(5)银矿,早期曾在山东、山西、陕西开采,后集中于云南[5,25]。(6)金矿,开采较盛,分布较广,主要有云南金矿、湖南金矿、贵州金矿、陕西金矿、甘肃金矿、新疆金矿。(7)汞矿,主要集中于贵州,云南、湖南两省也有一定产量。(8)铁矿,清代前期主要有广东佛山铁厂以及陕西汉中铁厂。(9)煤矿,多集中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相继掠夺我国矿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为扩大,从另一侧面来说,也引进了一些近代矿物学、矿床学的理论和概念,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术语。清代中期、末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开明的学者、志士着手翻译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论著,其中矿物学著述不少[10](见上文),有许多矿物学名词、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为中国的矿物学发展起过先导性作用。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对中国古籍中矿物记载做过系统考证,著有《石雅》[26]、《古矿录》[25]。《玉于中国历史上之价值与其名称》[27](1922)、《中国用锌之起源》[28](1923)、《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29](1924)、《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30]等;像《石雅》一书,旁征博引,循名责实,准古证今,正名辨物,论述了中国古籍中玉石、珠宝、五金等矿物学特点,至今仍为中国古代矿物学史的经典著作。著名矿物学家王炳章、王嘉荫[23]等都作过系统地考证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陆学善[31]从晶体学角度考证了若干矿物名称是颇具意义的。文中对琅玕、琼瑰(玛瑙)、水玉(水晶)、玫瑰(云母古称)、避者达(石榴石)、猫眼(水晶)、祖母绿(波斯语为Zumurud为纯绿宝石)、壁流离(波斯文为billaur,拉丁文Beryllos,梵语为Vaidurya)为绿柱石、文中并列有系统的名称对比表,表明老一辈学者对古矿物名称研究的深度。结语矿物学是近代地质科学的基础学科,随着人类对矿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矿物种类日趋繁多,研究深度逐步走向微观世界,诸如矿物物理,矿物热力学、量子矿物学等。我国1984年出版的《英汉矿物种名称》[32]就审订有3100条,包括一些重要变种、族名、概称,尚不包括矿物学本身的基本术语以及最新矿物名称在内。因此,矿物命名问题,早已为矿物学家、地质学家们所重视,192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14届国际地质会议上,就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协会(IMA)[33],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为了统一命名,相继又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命名委员会,专门制定矿物订名的原则与方法;我国早在七十年代也在中国地质学会下,设立了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研究与订名了一批新矿物。根据1984年资料[34]：建国35年来我国共发现160余种新矿物,其中60余种为国际上所承认,39种已被国际新矿物命名委员会批准,列为世界上已知近三千种矿物的行列,诸如香花石、包头矿、美蓉铀矿、锂铍石等。1985年又批准二连石[35]、扎布耶石为新矿物[36]、还发现斜方辉石新结构。1986年批准锌绿钾铁矾(zincovitaite)矿物[37]以及柴达木石等。同时还发现八次对称准晶体[38],五次对称轴[39],并做了大量矿物晶体形态测量[40],取得颇大成就[41]。矿物学是先于地质学的一门古老学科,矿物名称命名历来是比较复杂的课题,有的采用希腊文,有的则为拉丁文,一般都采用英文、德文等。从历史上看有以下原则[6]：1.依人名者有蓝方石(hauyn),方柱石(wernerite)均以矿物学家名字命名;2.依发现产地者有：维苏威石(vesuvianite),土耳其玉(turquoise)、中国的湘江矿等;3.依化学成份者有：辉钼矿(molybdenite)、碲锑钯矿等;4.依晶形或晶体特征命名者有：尖晶石等;5.依化学性质命名者有泡沸石(zeolite)等;6.依物理性质命名者有橄榄石(olivine)等。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的发展,探索矿物的手段不断更新,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穆斯堡尔谱、俄歇(Auger)谱、拉曼谱、电子衍射谱、各种磁共振谱、电子探针、离子探针等,使矿物学研究定量化。矿物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42],新的理论和学科不断涌现,诸如地壳矿物学、地幔矿物学、宇宙矿物学、遥感矿物学、工艺矿物学、应用矿物学等。自然也就出现大量反映新学说、新理论的术语。矿物学术语研究与溯源,将为推动我国当代矿物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注释 第27页*据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空青、曾青、白青、扁青均为现在矿物学名词的石青(asurlite),2CuCO3Cu(OH)2。--------------------------第28页*有资料为109种,新增石药14种,又称白硵砂(Salammoniac),成分NH4Cl,为等轴晶系,玻璃光泽,贝壳状断口,硬度1.5－2,比重1.53,常见于近代火山作用中[14]。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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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应是“词符其义”。这当然并不排斥“约定俗成”。因为如不考虑“约定俗成”,则有些与词义虽有出入,但出入不大的名词也必需加以修改,牵动面太大,会影响这次名词审定的进程,但“约定俗成”的名词有的却与词义有较大的出入,如过分强调“约定俗成”,就会有不少“词不符义”的名词,以“约定俗成”为理由,沿用不改,延长“词不符义”名词的使用期,从气象教育长远的角度看,是不利的。因此,对于“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的界线,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首先要肯定,将“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两者相比,“词符其义”是基本的。很多“约定俗成”的名词是“词符其义”的。因此这种“约定俗成”的名词具有生命力,能够长期用下去。但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名词,词义与实际涵义出入很大,如不加修改,就会造成对事物内在涵义的误解,这就必需在这次名词审定中加以“正名”。另外,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名词,虽然与实际涵义有少许出入,但尚不致使人误解原义,只要在实际涵义发展过程中,在关键意义上尚未突破词面意义,则这种名词可以用“约定俗成”为理由,暂时不变,允许保留使用。可见“约定俗成”仍应以“词符其义”为前提,它只是一种补充的办法,仅在“词符其义”及“基本词符其义”的情况下适用。如果根本词不符义,或易造成对实际涵义的误解,那末这类名词,应当坚决纠正,使之仍归于“词符其义”。我们所以同意“基本上词符其义”时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保留原名。这是因为名词本来就有产生和消亡的发展过程,原因在于科学在发展,从而实际涵义也有不断的发展,而词面意义却较为固定。在一般情况下,实际涵义常常有突破词面意义的现象,这种突破有程度的不同,因而出现了名词的发展变化,如果实际涵义发展过程中,在关键意义上尚未突破词面意义,这时词面意义与实际涵义出入不大,按“约定俗成”的办法保留原词是合理的,我们采用科学名词,并不希望经常变化。名词变化的次数过多,对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我们希望名词的采用,有一定长时期的稳定性,这是因为科学名词是用以沟通思想的,因此只要实际涵义在发展过程中其关键意义尚未突破词面意义,仍应当根据“约定俗成”的理由,保留原名词,这不仅是有利于促进这次名词审定工作的进程,也因为既然实际涵义在发展,允许实际涵义与词面意义在未突破关键意义的情况下有一定限度的出入,也是完全合理的。由此可见“约定俗成”的是否可行,应以实际涵义的关键意义是否突破词面意义为界线,突破了,就应当改变原名词,未突破,还应保留原名词,等到关键意义突破了,再改名词。但要这样做,必须要摸透“实际涵义”、“实际涵义的关键意义”及“词面意义”,如果不摸透这三种意义,拢统的“约定俗成”为理由,那就等于保留一切原有名词,这就失去了这次名词审定的主要目的。这是因为有一些名词,其实际涵义与词面意义出入很大,易使人在词面意义的诱导下,误解实际涵义。先以物理学上和气象学上已改的名词为例,来说明一些问题：1.物理学界过去认为光路上微粒后光屏之所以出现光亮,是由于光在微粒边缘绕行所致,因而名之为“绕射现象”,但以后知道微粒后光屏上出现的明暗相间现象,实系光在微粒周边所衍生的许多子波源,分别发出的辐射波在光屏上叠加干涉所致,因而改“绕射”一词为“衍射”。这种名词的改变,是由于我们对自然过程认识的深化所致。这时的关键意义早已大大突破了词面意义,改了名词就“名符其义”了。2.在元素名词中,原子序数14的“Silicon”,一向译为“矽”,解放后因“矽”与“锡”(原子序数50的“tin”)中文读音相近,而“锡”是用了中国历史上传统名,即“金、银、铜、铁、锡”五金之末,它是不能改名的。只好将“矽”由音译改为意译,即改为“硅”。这是因为“Silicon”在土壤中大量存在,它是非金属“石”字旁边加重叠两个“土”字,就可表示这个意思。但重叠两个“土”字(即“圭”)应读为“桂”,故“硅”字读边旁应亦读为“桂”。这样读音就与“锡”区别开来了。在物理学及化学界这样改词,已实行了二十多年,广泛采用了。可是气象学界仍无反映,在高空测风制氢中,仍沿用“矽铁粉”而不改称“硅铁粉”。这可能是因为气象学上很少用锡,而且“硅铁粉”也仅在制氢时用,并无声音的混淆。但我认为为了名词的统一,气象上的“矽铁粉”也宜及早改称“硅铁粉”,“矽”改为“硅”并不是“词不符义”的问题,它们应当说均是“词符其义”,只是为了在交换思想时避免读音(中文)混淆而采取的措施而已。3.“平流层”过去称为“同温层”。这是开始高空探测后命名的。早在1862年葛拉宣(J.Glaisher)就曾施放带了仪器升达11300米高的气球。在本世纪初(1901年)肃林(R.Süring,1866－1950)和贝尔森(A.Berson,1859－1942)曾乘气球吊篮升达10800米。在那些高度,都是平流层底及对流层顶的高度,那里温度随高度的变化较小,因此人们认为在对流层上有一层温度几乎不随高度而变的“同温”气层,从而将这个新发现的高空气层称为“同温层”是很自然的,但此后人们能够升入更高的气层,探空仪已可升达30公里,气象火箭能深入上百公里高处,人们发现了在对流层顶以上到约50公里的高空,温度基本上是逐步升高的,称它为“同温层”不合适了,因而在气象学界首先改称“同温层”为“平流层”,可是在航空工程界迄今往往仍有将它称为“同温层”的,这是各学科发展中对名称的认识有不平衡所致,从“名实相符”的观点看,当然以称“平流层”为妥。4.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云雾物理学发展伊始,当时气体水与固体冰间的转化,都称为：“Sublimation”,例如1954年强生(J.Johnson)《物理气象学(Physical Meteorology)”P.205中说：“Observations show that even at temperatures several degress be1ow the melting point of ice,water vapor may condense to undercoo1ed 1iquid water rather than sublime directly to ice”其至1963年版(英国牛津大学版)郝恩培(A.S.Hornby)等的《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在“Sublimete”一词的解释是：“Convert from a solid state to vapour by heat and a11ow to so1idify again(inorder to puvify it)”说明当时不仅将气态水化为固态冰也叫“Sublime－tion”,而且也有将先使固态直接变化气态,然后又自气态转为固态的提萃全过程总称为“升华”的。这种情况对于经常要研究“气变固”及“固变气”,且必须将“气变固”与“固变气”两个过程区别开来的气象学及云雾物理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当时外文既然把“气变固”与“固变气”均称为“Sublimation”,所以在物理学名词中,就将这两种过程,均称为“升华”。我由于教气象学及研究云雾物理的缘故,觉得将“固变气”称为“升华”还是确当的,但将“气变固”称为“升华”无论如何也感到别扭。因为相反的过程用相同的名词是不合理的。为了区别这两种过程,我把“气变固”的过程创用“凝华”一词。“凝华”、“升华”都有一个“华”字,说明它们均属“气、固”间的相变过程。用“凝、升”来区别这两个过程,说明这两种“气、固”相变的方向是相反的。用“凝”表示相变向凝聚态方向进行,用“升”字表示相变向扩散态方向进行。当时我在自己所写的文章上首先开始采用“凝华”一词,在自己译的书中,将表示“气变固”的“Sublimation”译为“凝华”。例如在1959年在所著的《气象学基本原理》中,正式对“凝华”下了定义。在60年代任《辞海》气象分科主编时,正式提出“凝华”这个辞条,并在各分科主编交叉名词会议时与物理分科同志共同讨论,认为这个“凝华”名词的引入,对物理学的发展也有好作用,于是从60年代起,“凝华”一词正式列为物理学基本名词之一,现在“凝华”一词已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所习用。气象学名词及词汇在编定时,我也曾积极提出而已蒙采用,其实我的这种看法,国外气象同行也是有同感的。他们也在较后时期创造了相当于“凝华”的名词,例如1974年霍布斯(P.V.Hobbs)的《Ice Physics》就在第一页中说：“For example, the deposition of water vapour on to a base at tem peratures between about -80 to -130℃ also Produces a crystalline solid…”即借用 “deposition” 一词来表示“凝华”。 这在60年代(1963)弗里格尔(R.G. Fleagle)和布辛格(J.A.Businger)的《An Introduction to Atmospheric Physics》p.96中已有端倪,文中说:“Ice crystals also may grow on suitable crystal structures by transition from the vapor to the solid plose. This process is called sublimation or deposition, and the nuclai on which the initial sublimation occurs may be called “Sublimation nuclei” 这段文字首先使用了“deposition”,但却还有继续保留将“Sublimation”兼用作“凝华”含义的意思。文中还仍将“凝华核”称为“Sublimation nuclei(升华核)”,说明他们当时正处于新旧名词交替时期,已想改革,但未敢大胆下决心改,这个决心在70年代才下,因为上述1974年霍布斯《Ice physics》中已放弃“Sublimation nuclei”之名而完全改为“deposition nuclei”了(例如该书P.489、P.509、P.630等),这就是说,我国区分“凝华”与“升华”两过程的名词早于欧美区分“deposition”与“sublimation”两过程名词约十年,从名词的构词来看,“凝华”一词表示“气变固”的意义是唯一的且十分明显的,一般并无歧义。但英文“deposition”释为“凝华”是借用的。因为“deposition”一词,具有原义“沉积、沉淀、沉降、脱溶、析出”等意义,“凝华”的意义对于“deposition”来说是新赋予的,这就是说“depo sition”不一定只解释为“凝华”,它是一个多义词,即“deposition”一词,具有歧义。因此我们认为中文“凝华”新词的确定,比英文“deposition”赋予新义是更为贴切的,因为“凝华”比“deposition”更符合实际涵义。现在我们再对一些应当改革的气象名词,作一些建设性的提议：1.“辐射平衡”与“辐射平衡差”,一般认为“辐射平衡”一词,源自英文“radiation balance”,但如果是这样的,这是对“balance”一词的误解和误译,我不是说“balance”一词用的不对,而是说“balance”并不能译为“平衡”。而应译为“平衡差”。真正“辐射平衡”也是有的,但这应源自英文“radiation equilibrium”,不应源自“radiation balance”,在英文“equilibrium”与“balance”两词是有区别的,当用“radiation equilibrium”时,表示一物所收入的各种辐射能量与支出的名种辐射能量正好相等,这时此物的温度可保持不变,例如在我们研究地球平均温度时,常常假定地球在辐射的收支两者间正好相等,这就是“辐射平衡”(用equilibrium”一词)。但如一物的辐射收支不平衡,即收入辐射不等于支出辐射,则当收入辐射多于支出辐射,多余的辐射能必用于加热此物使之升温。这种多余的辐射能量称为“正辐射差额”,或“正辐射平衡差(positive radiation balance)”。因此这种多余的辐射属“辐射平衡差(radiation balance)”。反之,当收入辐射少于支出辐射时,不足的辐射必消耗物体的热能而使之降温,这种不足的辐射能量称为“负辐射差额”或“负辐射平衡差(negative radiation balance)”。这个不足的辐射也属“辐射平衡差”。只是它不是“正辐射平衡差”而是“负辐射平衡差”而已。我们习惯见到的“balance”一词,本来就是上述“平衡差”的意思。在日文中,也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例如1975年日本气象学会出版文部省《学术用语——气象学编》P.102中R部内,将“radiation balance”译为“放射收支”,而将“radiation equilibrium”译为“放射平衡”,我在60年代编《辞海》气象名词时,想对相应于“radiation balance”的“辐射平衡”一词改为“辐射差额”,却受到了阻碍。这是因为几十年的错译沿用,及人们“约定俗成”的概念,使得更正是很不容易的。在80年代编《气象学词典》,为了想将错误的“传统”扭转过来,仍受到不少阻碍,仅在个别地方有所修改,而总的说来,这种将“不平衡”译为“平衡”的现象,仍未得到明显的改进。因此在目前进行气象名词审定工作时,我再次提出：“辐射平衡”一词只能用于辐射收支相等之时,它的相应英文当为：“radiation equilibrium”,决不能相应于“radiation balance”。而相应于“radiation balance”的中文,决不能译为“辐射平衡”,应译为“辐射差额”、“净辐射”或“辐射平衡差”。当收大于支时,为“正辐射差额”、“正净辐射”或“正辐射平衡差”;当收小于支时,则为“负辐射差额”、“负净辐射”或“负辐射平衡差”。至于日本将“balance”译为“收支”,如与译为“平衡”相比,自然是较好的,但是也并不能说译得“词完全符合义”。因为“收支”表示的仅为一种帐面总情况,“辐射收支”的英文相应词应是“radiation budget”,而不应是“radiation balance”。既然“radiation balance”可译为“辐射平衡差”、“净辐射”及“辐射差额”,因此我认为中文气象名词中,可将“辐射平衡差”、“净辐射”及“辐射差额”三词均列入,因为它们是同义词。2.“温室效应”与“大气保温效应”,我曾指出实验已证明“温室效应”与“大气保温效应”不同*。因此建议这次名词审定时,应将“大气保温效应”仅指由于大气对长短波吸收能力及透过能力不同所造成的保温效应,其相应的英文词应是“Atmospheric heat preserving effect”,而将“温室效应”仅指由于玻璃房、薄膜温床及土壤增温剂等的采用、使内外空气难以交流而造成的保温效应,其相应的英文词当是“Green－house effect”。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将“大气保温效应”改为“〔大气〕温室效应”或“大气温室效应”呢？我认为“断乎不可”,因为这样做等于公开宣布“大气保温效应”即“温室效应”,这必然进一步混淆“大气保温效应”与“温室效应”的区别,那正是我们力求避免的,“大气保温效应”已证明并非“温室效应”国外已多次提出要把它们区别开来,苏联辐射学权威康德拉捷夫(К.Я.КОНДРАТЬЕВ)也曾证明它们的不同而主张区别,所以这种要求区别的意见并不仅来自英美。目前虽有些书刊上仍未作区别,但这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区别还不认识或还不知道,从趋势上看,区别开来是必然的,迁就不区别的状况是不明智的。3.“气溶胶”和“气溶胶质粒”我在上节所举文中曾建议这次名词审定,应区分“气溶胶”与“气溶胶质粒”希望我们切不能因循国外将“Aerosol”一词既表示“气溶胶”又表示“气溶胶质粒”的不合逻辑的办法。我认为中文“气溶胶”一词也不应既表示“气溶胶”原义、又表示“气溶胶质粒”。我的具体看法是：中文的“气溶胶”一词,应相当于“Aerosol”,而中文的“气溶胶质粒”一词,应相应于“Aerosol particles”。但有人认为“Aerosol”是一词两义,应允许一词两义,因为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在具体使用时加以区别就可以了,但这种看法我认为要进一步加以分析。我们知道“Aerosol”是“Aero”与“sol”合成,“sol”即“溶胶”,据《辞海》(1979)“溶胶”条：“溶胶”亦称“胶体溶液”,是多相系(高分子溶液可为例外),由线性大小在10－5－10－7厘米间(也有大于10－5厘米的)的质点分散于介质中所组成。前者称“分散相”,后者称“分散介质”。分散介质为液体的称“液溶胶”,如墨汁;为气体的称“气溶胶”,如烟、雾;为固体的称“固溶胶”,“如泡沫玻璃”。在王箴《化工辞典》(1979)中说：“以液体或固体为分散相和气体为分散介质所形成的溶胶,例如雾是水滴分散在空气中的气溶胶,烟是固体粒子分散在空气中的气溶胶等”。可见“气溶胶”是分散相(质粒)与分散介质(气体)两者组成的整体,“气溶胶质粒”只是“气溶胶”的组成成分之一,所以“气溶胶”与“气溶胶质粒”是整体与成分的关系。诚然,我们应当允许一词两义,但不能允许一个词既表示整体,又表示同一整体的成分,例如我们可以允许的“中国气象学会”一词也表示“中国气象学会会员”的意义吗？如果我们想说明“气溶胶是由气溶胶质粒与空气组成”的概念,难道可以由于允许一词两义,而说：“气溶胶是由气溶胶与空气组成”吗？允许这样的一词两义还有什么思想逻辑性可言？用这种说法如何能够沟通思想呢？因此这样的一词两义是不允许的,由此可见我们在审定气象名词时,切不可笼统地以“约定俗成”为理由贸然下结论,必须首先了解这个词想要表示的是什么实际涵义,它的词面意义是什么,这个词面意义是否能表达实际涵义,或是否能表达实际涵义中的关键意义。然后根据“词符其义”的总原则,并兼顾“约定俗成”的办法来慎重确定气象名词,国外将“Aerosol”既表示“气溶胶”又表示“气溶胶质粒”这是国外名词的混乱,将这种混乱现象原封不动地翻译过来,等于引入国外落后的东西,是不足取的,现在中外不少辞典对“Aerosol”或“气溶胶”一词,往往加入“Aerosol particle”或“气溶胶质粒”的意义,这是不对的,翻译工作者应在对英文“Aerosol”翻译时,弄清原文中Aerosol实际表示什么意义,如果它表示“气溶胶”,就可以直接译为“气溶胶”,如果它实际是表示“气溶胶质粒”,则我们应当直接将它译为“气溶胶质粒”,以保障我国科学名词的纯洁性,使之符合“词符其义”的要求,正确的负责的翻译,应当这样把关。至于在中译英时,对于中文“气溶胶质粒”一词,如果是外国人来翻译,他如何翻我们管不着,但如果是中国人来翻译,我认为应译成“Aerosol particles”而不应译为“Aerosol”,这是因为译为“Aerosol”可能造成外国人的误解,而译为“Aerosol particles”,译文很明确,不会造成外国人的误解。4.“土壤湿度”与“水土混合比”在农业气象中,土壤湿度方面的名词最为混乱。这不论中外,都存在这种毛病,这套名词来自“土壤学”,有时总称为“土壤水分常数”,但在“农田水利”、“农业气象”、“作物灌溉”、“土壤改良”等部门,也经常要用到这套名词,1984年北京林学院主编的全国林业高校试用教材《土壤学》中,有“土壤水分常数”一节,内包括吸湿系数、凋萎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定义。另外在水文学和农业气象学中,也常用土壤水分、土壤湿度等名词,这些名词是否合理呢？我们应进一步加以分析。表1为有关土壤湿度诸名词的中英对照表,表2为这些名词的定义。仅仅从表1的中英对照来看,除了将Parameter译为“常数”不很合适外,似乎没有定名上的大问题。但是定中文科学名词,只是从翻译外文名词为依据,往往很成问题。我们应当追索一个词的实际涵义,才有利于正确定名。为此我们可参看表2中各土壤水文名词的“通用定义”。这里所以称“通用定义”而不叫“定义”,是因为在实际使用这些名词时,是按这些名词的“通用定义”而使用的,并不是按这些名词的“词面定义”而使用的,因此了解“通用定义”更为需要。可以看出,表2中名词和通用定义是相当不符的,这可以分下列几点来分析：(1)从通用定义来看,这一套名词的实际意义都是：“液水与干土在土内的重量百分比率”,亦即均属于“水土重量混合比”的范畴,可是无论从中文或英文名词看,没有一个在词面上包含“水土重量混合比”的概念。(2)表中名称大多较为笼统。如“土壤水分”、“土壤湿度”中的“水分”及“湿度”究指什么？是水汽、液水、还是冰？其实都是指土壤中的液水,但仅凭“水分”、“湿度”等称呼是猜不出来的,有的称为“系数”,更不知是怎样的“系数”。会不会是温度、湿度、养料等的条件所形成的萎蔫现象的系数？其实仍是指土壤中的液水条件。有的称为“点”,如“萎蔫点”等,“点”当然是一些临界条件,但是是什么气象要素的临界条件？其实还是指土壤中的液水条件。当然,我不是说要取消这些较笼统的名词,因为有时为表示一些笼统的概念,也需要一些笼统概念的名词,但根据现在所知的这些笼统名词的“通用意义”,却是具体的概念,即用“水土重量混合比”来表示的概念。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用能表示这些具体概念的新名词来表达它们,使之“名实相符”,而让那些笼统的旧名词,留着表达一些笼统概念之用,这样才各得其所。(3)表中有些名词,似乎是有量纲的量,如“土壤含水量”、“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但是根据“通用定义”,它们是用“水土重量混合比”来表示的概念。既然仅是混合比的量,事实上是无量纲的量,以有量纲的名词来表示无量纲的概念,这也是“名实不相符”。我们当然也不是要废弃这些有量纲的旧名词,因为在表达土壤中水分时,有时也需要有量纲的概念,从而也需要有量纲的名词,但现在按“通用定义”,这乃是一些无量纲的“水土混合比”的概念,因此也迫使我们另创一些与之“名实相符”的名词。(4)“凋萎”与“萎蔫”两词,似乎用“萎蔫”两字为好,因为原义是土壤中液水供应不足,使植物细胞失水,难以维持膨压,发生软垂萎缩现象,称为“萎蔫”。在此情况下虽然也有时发生叶子凋萎现象,但不一定都发生凋零。因此用“萎蔫”比用“凋萎”为好,“萎蔫”的“蔫”字好象很少见,但这个词在口头上是常用的,并不是一种文诌诌的词。(5)“土壤水分常数”一词,按原义系指上述吸湿系数、萎蔫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的总称。但事实上上述诸量,其值均随土壤成分、性质、孔隙度、植物品种等而异,它们都不是常数,而是一些特征量。那么它们应改为什么名称才合适呢？依照它们的“通用定义”,建议改为表3的名称。在表3中,水土比特征量名称栏内,凡括号内之字,为简便计均可省略不用,使名称更简洁些,从而这些名词在日常使用时就能免于累赘拖沓。表3中5的“名称”中,只提“毛悬”,而定义中却提到吸湿水、膜状水及毛管悬着水,这似乎有“名实不符”之嫌,但我们知道,当土壤中有了毛(管)悬(着)水时,必然会同时具备吸湿水和膜状水的,不提及吸湿水和膜状水,事实上也等于已包含了吸湿水和膜状水,另外,毛悬水远大于吸湿水及膜状水,只提毛悬水与将吸湿水、膜状水及毛悬水三者并提,所得的水土重量混合比值几乎相等,为了使名词简洁,表中5的名称,实质上是“名实相符”的。又表3中各名称都简称“水土比”,而未用“水土重量混合比”的全称,这是因为目前通用的都是“水土重量混合比”,很少用“水土体积混合比”,而且一般均是与干土相比,因此简称“水土比”,并不会造成对实际涵义的误解,在此条件下,力求使名词简短些,是有利于方便应用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这次气象名词审定中,表3所提出的名称(名词)能够通过。我们认为表3中所提出的名词,不仅应在气象学名词中推广,而且还应当在土壤学界、农学界、水利学界、水土保持学界等各有关学科名词中推广,以解决近百年来在这方面的名词与实际涵义不符的混乱情况。在表3的基础上,我们在表4中建议了这些名词所相应的英文名词,由于原来的一些英文名词本来就是中文名词的辞不达意的根源,因此我们故意绕过这些混乱含糊的原来英文名词,而是采用译自我们在表3所列的中文名词的办法,这样对以后中文文献的英译,也能做到“词符其义”,同时通过这个途径,有利于促进英文名词的改革。上表中英文译名中括号内的字,也是可以省略而不致造成误解的。5.“虹采”和“华采”过去一向将“Iridescence”译为“虹采”,这是指在云上出现的亮艳彩带,主要是阳光受云滴衍射而成,以绿色与红色为主,其形成的原理与华环的形成相同,实际上常是半径较大的华环的一部分,出现于距太阳的角距离10度到40度的云块上,以高积云上出现为多,我认为它的形成实际上与虹毫无关系,称为“虹采”易于使人对其形成误解。日本气象学会出版的《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1975)将“Iridescence”译为“彩云现象”,词中并不牵涉到形成原因,这当然比译为“虹采”要好得多。但我认为现在既然已知它是半径较大的华环一部分在云上映现的现象,自应将原来易于令人误解的“虹采”一名,改为“名实相符”的“华采”为妥。6.“热辐射”与“温度辐射”,长期以来,我国辞书中对“热辐射”与“温度辐射”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是混淆的,以《辞海》(1979年)的“热辐射”条为例,解释说：“物体因自身的温度而向外发射能量,不论冷热程度和周围情况如何,物体经常以电磁辐射的形式发出能量,温度越高,辐射越强,而且辐射波长分布情况也随温度而变……。热辐射是传热的方式之一,与热传导、对流不同,它能把热量以光的速度穿过真空从一个物体传给另一物体,太阳传给地球的热量,就是以热辐射方式经过宇宙空间而来的,……。”198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现代科学技术词典》P.1757的“热辐射”条释义,即摘自《辞海》上述条目。但加上相应的两个外文词“heat radiation”及“thermal radiation”它们均无“温度辐射”的词条。在科学出版社《英汉气象学词汇》(1985)中,有“heat radiation,热辐射”及“thermal radiation,热辐射”也无“temperature radiation,温度辐射”条。我们对《辞海》(1979年)“热辐射”条的释义作仔细分析,认为它存在如下一些问题：(1)这个释义事实上把“热辐射”与“温度辐射”混为一谈了。上引释义中自开头到“而且辐射波长分布情况也随温度而变”为止,讲的是“温度辐射”,而自“热辐射是传热的方式之一”到“太阳传给地球的热量就是以热辐射方式经过宇宙空间而来的”为止,讲的是“热辐射”,“温度辐射”与“热辐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温度辐射”重点在于物体有温度就有电磁波辐射出来,这种辐射,波长有长有短,当射到物体上,发生的效应可以是热效应,也可以是光效应或化学效应等。“热辐射”并不是说“热可以辐射”,因为在真空中无分子运动,热是无法通过真空的,所谓“热辐射”是指“在射到物体上能产生热效应(即分子运动)的辐射”。这种辐射并不必需由“温度辐射”造成,可见“温度辐射”所辐射出的电磁波不一定是可产生“热效应”的“热辐射”,而能产生“热效应”的“热辐射”又并不一定是由“温度辐射”所造成,这就证明了“温度辐射”与“热辐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辞海》(1979)中却将它混在一起,都称它为“热辐射”,这是应当更正的。(2)《辞海》(1979)中有关“热辐射”条中说：“热辐射”能把热量以光的速度穿过真空从一个物体传给另一物体”。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热能是以分子运动来表征的,只能在有分子作为成分的物体中借分子运动来传送,在真空中既无物体,就没有分子运动作为传送的凭借,因而是无法通过真空的。更谈不上以光的速度传播,太阳辐射能射到地球上,并不是热能通过宇宙空间,而是热能转化为电磁辐射后才通过宇宙空间,然后在射到地球上物体时再转化为分子运动,从而表现为热能。由于上述理由,我在198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气象学词典》中,首先将“热辐射”与“温度辐射”分别列为两个词条,在释义中将它们的区别明确起来,阐明它们各自的特点。其中“温度辐射”这一词条是过去各辞书所未列的,属于新创,但“温度辐射”的概念并非新创,普朗克辐射定律、基尔霍夫辐射定律、斯忒藩一玻尔兹曼辐射定律及维恩位移定律,基本上都是研究“温度辐射”而得。但长期以来却将它与“热辐射”的概念混淆起来了,这在国外也有这种混淆。例如1965年高教出版社兰斯别尔格(Г.С.Ландсберг)《光学(Оптика)》第十一编“热辐射”中也曾说：“热辐射有时也叫做“温度辐射”(下册P.281)为了“名实相符”和“词符其义”,将“温度辐射”一词独立出来,以区别于化学辐射、电激发辐射、生物化学辐射等其它过程所产生的辐射,是有必要的,而且“温度辐射”又是大气科学研究时经常要遇到的课题,将这个名词强调出来,也是必要的、既然“温度辐射”的概念是客观存在的,列出“温度辐射”这个名词,也就“名符其实”。而在“热辐射”这个名词释义中,把有关温度辐射的内容删除,并正确对“热辐射”下定义,这也符合“名实相符”的要求。关于“热辐射”的相应英文词,可仍用“heat radiation”。有的辞书中将“热辐射”的相应英文词又兼用“thermal radiation”,我们认为这个英文词“thermal radiation”译为“热辐射”是可以的,但易为人误确为“温度辐射”,这是因为“thermal”一词也有“温度的”之意,因此为区别于“热辐射”,索性将“thermal radiation”作为“温度辐射”的相应英文词,另外我们还按“温度辐射”的中文,直译为“temperature radiation”,这就更不致于发生混淆了。即：热辐射 heat radiation温度辐射 temperature radiation,thermal radiation这样就比较合适些,其中temperature radiation可作为“温度辐射”的主要英译名,而thermal radiation这一英译名尽可能不用,以免混淆。通过本文的探讨,我认为可以对“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的界线,有进一步的认识,即只有深入词目的实际涵义、关键意义及词面意义,发现其关键意义尚未突破词面意义时,“约定俗成”的办法才可采用,如已突破,就必须改变名词,以满足“词符其义”的总原则,不应再强调“约定俗成”。注释： *参见《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6年1－2期1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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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确制导武器精确制导武器也称精确制导弹药,英文名分别为Precision Guided Weapons(PGW)和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s(PGM),是目前国内外通用的、跨行业、跨军兵种的一个军事技术术语,是以制导与非制导分类的、泛指所有带制导控制装置的、一个庞大的武器范畴。按它的运载平台,可分为舰载、机载、陆基或车载、天基或星载这几大类别的精确制导武器。上述各大类别还可进一步加以分类。例如,机载精确制导武器,既是这个庞大范畴中的、专用于军用作战飞机的一类武器,同时也是航空武器系统范畴中的、带制导控制装置的一类武器。因此,精确制导武器,仅仅是分类学上的一个通用术语,而不是特定行业的一个专用术语。2000年10月出版的《中国航空百科词典》和2001年1月出版的《国防科技名词大典》航空卷,对精确制导武器的定义仅作了定性描述,即：命中精度极高或具有直接命中能力的制导武器的泛称,又叫灵巧武器,此名词出现于越南战场上使用激光制导炸弹以后;并补充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带量化指标的定义。后面这句话指的是,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专家James F.Digny,在1975年P-5353 Precision-Guided Weapons研究报告中,用具备50%以上命中概率来定义精确制导武器,国内有个别人在文章中曾加以引用,除此之外,未见国内外任何其他学者用命中概率给出定量的定义。武器的命中概率,是武器作战效能分析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制订作战计划时计算投入兵力的基本依据,通常用相应的随机变量(如命中弹数或弹着点误差)在某一范围内出现的概率表示。而求出这个概率必须知道有关射弹和目标的特性,即首先必须知道射弹的散布情况,一般用概率偏差E或圆概率误差CEP,来表示围绕散布中心的射弹密集度,对应的射弹出现概率为50%,这个以E或CEP构成的射弹散布面以前叫做“半数必中界”;也可用标准偏差或均方差δ、平均偏差ε、最大偏差Mmax,来表示围绕散布中心的射弹密集度,对应的射弹出现概率分别为68.3%、57.5%、99.9%;然后还必须知道被攻击目标的面积(被弹面)大小,并根据射弹散布面和目标被弹面的重合程度,用相应的数学公式求出攻击这个目标的武器命中概率。由此可知,圆概率误差CEP是与弹药相关、而与目标无关的大量实验统计值;命中概率则是与弹药、目标、射手和环境相关的理论计算值。在作战使用时,按照最小命中概率或确保完成任务的命中概率,来选定武器数量和出动兵力,这个预期的命中概率一般达到90%,甚至更高。这意味着用命中概率来衡量武器的准确程度,确实有不妥之处。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例如,射击比赛用的是规定的精密枪械或弓箭,但比赛结果总有名次之分,命中环数少的射手,人们只会说他技不如人,不会埋怨枪械或弓箭不准确。当然,假如它们的命中概率只有50%多一点,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子弹或箭头飞了,这样的伪劣产品是进不了比赛现场的。这说明用命中环数或者命中概率来衡量枪械或弓箭的准确程度,是不恰当的。从学术上讲,学过数理统计或概率论的人知道,在相同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一切事件,称为随机事件;表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一个量,称为事件的概率。发射投放的炮弹、火箭弹、导弹或炸弹,命中目标或未命中目标,就是这样的随机事件。而用来表示这种随机事件的命中概率,不仅与弹药、枪械或弓箭自身的质量高低有关系,还与射手的素质和环境条件等因素有关,而且后者的影响更大。如前所述,衡量弹药、枪械或弓箭的准确程度,应该用它们的圆概率误差CEP或概率偏差E来表示,也可用标准偏差或均方差δ、平均偏差ε、最大偏差Mmax来表示。二、空地导弹从前述空地导弹的分类可知,它是一个包含从空中攻击地面、水面、地下和水下目标的,由战略、战术、通用、专用各类导弹组成的庞大武器类别,其中的“地”字应理解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关于“空地导弹”一词,国内有人在“地”之后加上带括号的“面”,表示包含地面和水面,与两个英文名词Air-to-Ground Missiles(AGM)和Air-to-Surface Missiles(ASM)相对应。实际上,这两个英文名词反映美英两国的习惯用法,其含义是相同的,这从美国三军统一的机载导弹编号体系和英国《简氏空射武器》年鉴(JALW)以及国内外武器手册可以看出来。美国用AIM和AGM,英国用AAM和ASM,分别代表所有类别的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可见,在“空地导弹”一词“地”后加上“面”字是多余的,改为“空面导弹”也涵盖不全;同样地,把空地导弹仅视为从空中攻击地面目标,并将其与从空中攻击海上舰艇的空舰导弹、攻击地上坦克的机载反坦克导弹等并列,也是不恰当的,它们应是总体与局部的关系,处在主、从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因此,在航空武器领域,统一使用“空地导弹”这个术语是合适的;同时,应将空舰导弹、机载反坦克导弹、反辐射导弹、诱惑导弹等专用空地导弹,均纳入空地导弹这个大类之中。三、防区外导弹防区外武器(Stand-Off Weapons,SOW)是国外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一类新型战术空地武器,防区外导弹(Stand-Off Missiles,SOM)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防区外制导炸弹。防区外武器的模块化设计,使其成为一个能满足多种作战任务需求的完整的武器系列。为有效毁伤坚固点目标,可选用该武器系列中的带各种单一式战斗部的型号;为有效毁伤面目标,可选用该武器系列中的带各种子母式战斗部的型号。防区外导弹是在防空火力区域之外从空中发射、精确攻击战场纵深高价值目标的一类战术空地导弹。防空火力区域按防御布势,一般分为点防御、面防御和战区防御三个区域,其纵深现约为10～30km、30～120km和大于120km。与此相对应,防区外导弹一般分为近距、中距和远距防区外导弹三类。根据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ALT)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规定,射程超过600km的空射弹道导弹和空射巡航导弹,属于战略武器范畴,因此,防区外导弹的最大射程均不超过600km,使其仍属于战术导弹武器范畴。根据美国与7个发达国家于1987年签署的、后有33个国家加入的《导弹技术管制条例》(MTCR)规定,战斗部重量超过500kg、射程超过300km的各类导弹,不得向外国出口,因此,出口型防区外导弹的最大射程均不超过300km。防区外导弹与空射巡航导弹和通用战术空地导弹,虽同属机载武器中的空地导弹范畴,但在结构和性能等方面有其特点,在作战使用方面更有其优势。三者的主要差别如下：按射程大小,防区外导弹位于空射巡航导弹之后,但居于通用战术空地导弹之前;按战斗部,防区外导弹采用常规装药的单一/子母式战斗部,空射巡航导弹采用核装药/常规装药的单一式战斗部,通用战术空地导弹采用常规装药的单一式战斗部;按作战任务,防区外导弹用于中/远距、战术/战略攻击纵深固定/活动目标,空射巡航导弹用于超远距、战略攻击纵深固定战略目标,通用战术空地导弹用于近距、战术攻击战场固定/活动目标。四、布撒器与子母炸弹因受行业、专业和外文的限制,加上对航空武器的发展历史和有关外文名词的含义不甚了解,有人把所谓的“系留式布撒器”当成是继“子母炸弹”之后的新发展,并举出英国的JP-233和德国的MW-1子母炸弹作为代表(其实,美国早在越南战争中就使用了多种固定安装在飞机上、由导管发射的子母炸弹,如CBU-14和CBU-25,前者由114颗BLU-3杀伤小弹“菠萝弹”和6管SUU-14子母弹箱组成,后者由132颗BLU-24杀伤小弹“柚子弹”和6管SUU-14子母弹箱组成),进而,把新发展的带子母式战斗部的防区外导弹,从国内外通用的“防区外导弹”(SOM)中分离出来,称其“不再属于导弹,而应属于布撒器的范畴”,在航空武器中另立一个叫做“布撒器”的新类别。这种分类与国内外通用的航空武器的科学分类(见诸国内外军用百科全书和各类武器手册)是不相符的;而被人译为“布撒器”的英文原文dispenser,作为军语的基本含义是“子母弹箱”(见诸国内的《英汉空军辞典》等工具书),在英文图书、文献中,其前一般有submunitions(子弹药),其后一般有weapon或missile,表明其为抛射小弹的武器或导弹;且中文“布撒器”字面上不具有任何武器特征,使人们以为是飞机洒水灭火、播种造林、喷药杀虫、人工降雨和抢险救灾等专用器具,很难想到其实际上就是武器;而在分类上不按弹道、制导、动力、结构和作战使用等基本特征,仅以子母式战斗部这一局部形式,是不足以另立新类的,只会以偏概全、难圆其说,使得同一名称、同一编号、不同序号、同属一个系列的防区外导弹,如美国已经装备使用的AGM-130A、B、C、D、E1、E2、E3等各型号,有的叫导弹,有的叫布撒器,自相矛盾、难以理解。有鉴于此,在军用航空技术领域,为避免概念混乱,利于技术交流和规划管理,应当称为“带子母式战斗部的防区外导弹”,并将其仍旧纳入国内外通用的空地导弹范畴,而将“布撒器”这个名词仍旧留在民用航空技术领域,词义明确,避免误会。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国内新闻界也很少见到把“布撒器”说成是武器,甚至是一类新武器,在报道战争中有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武器时,经常出现“集束炸弹”(cluster bomb)一词,当然在军工界还会出现“子母炸弹”(dispenser bomb)一词。关于这两个武器术语,人们从中文词义上容易视其为同一武器,从英文词义上可看出有所区别,但从技术角度看则相差甚大。这两种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出现并大规模使用的新型航空炸弹。集束炸弹是采用弹箍将多颗炸弹并列捆绑在一起挂到集束弹架上,或将其串列单个捆绑到集束弹架上而构成的,释放弹箍即可将小炸弹投掉。这些集束炸弹所带小炸弹数量有限,仅用于低速飞机临空定点投弹,早已随老式飞机而退役。取代这些集束炸弹的是采用弹箱内装大量小炸弹的新型子母炸弹,其中包括固定安装在飞机上、由导管发射的子母炸弹和一次性使用的投放式子母炸弹,后者在外形和使用上与普通炸弹一样,称之为“可瞄准”(aimable)的子母炸弹,不必飞临目标上空投弹,成为现代攻击飞机广泛装备使用的大面积轰炸武器。五、超视距空空导弹现代空战已经进入超视距空战的时代,超视距空空导弹成为主攻武器。超视距是指超过人眼视力能观察到的距离。“超视距”(Beyond Visual Range,BVR)中的“视距”,是以人眼视力为基准、衡量飞行员空中观测能力的一个术语,常用“空中能见度”——飞行员在空中用目力所能看到的目标物的最大距离来表示。能见度是航空气象观测的主要项目之一。影响能见度的因素,主要是大气中的固体微粒(烟粒、沙土、尘埃)和水汽相产物(云、雾、雨、雪、冰晶等),其数值随观测者、观测时间和地点以及观测用的仪器设备的不同而改变,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指标。在空空导弹领域,一般以10km能见度作为标准视距,将空战划分为近距空战和超视距空战、以及与之相应的近距空空导弹和超视距空空导弹。需要说明的是,导引头的视距不是划分近距/超视距的标准,因其数值随导弹类型不同而差别悬殊,同类导引头也有较大差别;同时,应将空空导弹领域的“超视距”(BVR),与电子通信领域的“超视距”(Over The Horizon,OTH)加以区别,因后者是衡量陆基/舰载雷达探测能力的一个技术用语,是基于天空电离层反射电磁波原理来克服地球曲率或天地线造成的观察障碍的含义,与克服人眼视力观察障碍的“超视距”(BVR)能力是两回事。此外,还应将其与空地导弹领域的“防区外”(Stand-Off)加以区别,因后者是以目标防区为基准、衡量对地攻击能力的一个技术用语。为避免“超视距”概念混淆不清,在航空武器领域,如果出现OTH一词,可将其译为“超地平”,如将“OTH radar”译为“超地平雷达”,既符合英文原义,又不与“超视距”相混淆;同时,在航空武器领域,“超视距”和“防区外”分别表示空对空和空对地攻击能力,张冠李戴或取而代之,容易造成概念错误。同所有分类方法一样,用“视距/超视距”分类仅着眼于射程,并不能反映空空导弹的全部性能和现代空战的全部特点,因此不能绝对化。首先,要把分类与使用区分开来,这就是说,它并不意味着划入超视距范围的空空导弹,只限于超视距空战。实际上,现役超视距空空导弹大都具有一定的近距空战能力。其次,要把一般与个别区分开来,10km标准视距既是人眼视力的统计平均值,也是当时近距空空导弹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大射程值。这就是说,它并不意味着凡是射程超过10km的空空导弹,一定是超视距空空导弹;或者,凡在10km以外进行的空战,一定是超视距空战。以目视识别和以机动格斗为基本特征的新一代红外型空空导弹,其射程达到20～30km,但它是为近距格斗空战而设计的、并成为近距格斗空战的主攻武器,因此人们仍然把它们划入近距格斗导弹范围。目前,新一代空空导弹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视距/超视距”分类的界限,出现了中距拦射兼顾近距格斗的新型空空导弹,并进一步朝着具有双射程、双功能的空空导弹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