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合适,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浅谈建立我国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公诉制度

在行政相对人不能、不敢、不愿提起行政诉讼以及在违法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权利。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是可行的。同时本文还论述了建立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公诉制度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我国检察民事公诉:问题与前瞻

检察民事公诉是指针对部分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民事案件而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诉讼。该制度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所吸纳。在我国，由于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害层出不穷，同时亦基于检察机关自身的性质，建立检察机关民事公诉制度已势在必行。我国现行立法在检察民事公诉方面存在严重局限，因此，探讨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中的法律地位及其参与民事公诉的方式和范围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行政公诉

行政公诉指行政机关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使得国家和社会公共权益遭受损害时,由检察机关代表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行政公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文章对我国行政公诉制度的设计提出了建议。     

我国现行有限卷证移送方式的基本内容

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依法必须移送的卷证材料中,由于起诉书、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指代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六机关”《规定》对其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但就“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而言,由于“主要证据”的内涵、外廷和判断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对其作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即使是在“六机关”《规定》出台之后,两者仍然存在不少分歧.     

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还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说,民事公诉制度都应当成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缺失保护民事公益的强有力制度,构建民事公诉制度对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论证民事公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探讨了建构民事2公诉制度的两个关键问题即案件范围和法律地位问题。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新释

长期以来,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过于抽象化、客观化和理想化,已不适应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需要对新刑诉法第141条进行重新认识。比较而言,国外的公诉证明标准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且更具可操作性。我们宜吸收国外证明标准的合理因素,确立“证据清楚有说服力、预期可予定罪”的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不起诉权的相关规定,阐述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性质、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以及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对不起诉权行使的事前制约以及借鉴日本的"准起诉制度",改革"公诉转自诉"的立法设计.     

浅析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在我国是利于公正还是利于腐败,它的证据基础如何.辩诉交易是由当事人利益推动的诉讼,在中国,它有效减少公诉案件"私了"的司法制度,应该在探索中试行.     

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势在必行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起诉便宜主义,赋予检察官对于某些刑事案件可以视情况酌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各国普遍采取的一项起诉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对于已经具备充足证据和公诉条件的较轻的犯罪案件,如果不提起公诉更有利于感化、矫正涉嫌犯罪的人,实现刑事诉讼任务,对社会安定更为有益时,检察官有权决定不予起诉.     

公诉证明标准的重塑——从证明标准的概念谈起

廓清了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关系,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要求的旗帜下,从两个层次上对公诉证明标准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有足够证据"这一表述方式,并对如何具体把握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从庞杂的证明标准体系中理出一点头绪。     

论公诉权的回归与完善

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由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共同调整。一旦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需要代表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专门国家机关通过公诉手段救济。完整的公诉权应当包含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应然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由检察机关掌握刑事、民事、行政公诉权具有正当性。     

浅论我国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

证据展示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功能;有利于体现当庭质证的实在意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目前证据信息的审前交流,采取阅卷权的传统立法方式.自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公诉案件庭前审查方式由实体审查转变为程序性审查,阅卷权立法已经不适应我国诉讼结构转变的需要.解决现行审判制度审前信息交流的问题,最终还要依靠证据展示制度.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对构建我国证据展示制度的原则、主体、范围、制裁机制等提出一定的见解.     

论刑事公诉程序的诉讼及时原则

修改后《刑诉法》涉及多处公诉制度改革,在扩大公诉环节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给公诉工作赋予更严格的标准和证明责任。基层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案件明显增多,公诉任务量加大。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的同时,公诉工作要从诉讼及时性原则出发,用好刑诉法赋予的程序、措施和手段,着力提高司法效率。     

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及其完善

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不起诉权的相关规定,阐述了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性质、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以及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对不起诉权行使的事前制约以及借鉴日本的“准起诉制度”,改革“公诉转自诉”的立法设计。     

论刑事自诉完善性构建——以公诉权与自诉权冲突为视阈

在公诉权与自诉权冲突的视阈下,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公诉转自诉案件是公诉权与自诉权矛盾集中体现的＂地带＂。在这两类自诉案件中存在着诸多缺陷。完善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可通过如下措施予以构建：明确八类轻微刑事自诉案件的具体范围、确立公诉优先原则、贯彻一事不再理原则、限制公诉转自诉案件范围、规定只有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才可以适用公诉转自诉制度。     

浅析民事抗诉中的“新证据”

2008年实施的新的《民事诉讼法》不仅将新证据作为再审事由保留了下来,并将纳入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这就要求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应对再审新证据的认定和适用有统一的标准。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对新证据的情形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但对其具体适用问题并未涉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时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适用直接关系到其监督职能的实现,因此检察机关对新证据的认定与适用应当有一个宽严适中的标准,以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平衡。     

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照刑事诉讼法律统一适用和规范发现、收集、提取、分析、鉴别、采信和适用刑事诉讼行为的条件和标准。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法活动的展开,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构建符合刑事诉讼需要的证据规则对于保证刑事诉讼质量和完善刑事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这不同与大陆法系＂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也不同于英美法系＂以严格的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可采性予以合理的限制＂的证据制度。     

强化"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模式应对新《律师法》的挑战

从规范层面分析,新<律师法>的施行将使职务犯罪侦、诉部门丧失以往的证据优势.如何理性应对新<律师法>给职务犯罪侦查、公诉带来的挑战,笔者主张应当在侦查取证中强化"公诉引导"的理念,并在加强公诉对初查的引导、完善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建立预先审查证据制度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论我国民事再审事由中“新的证据”的限制

再审程序是对当事人权利的非正常的救济程序,其启动应予以合理的限制,再审事由的设立即是以此为目的的,只有通过立法的不断完善使法定再审事由更加明确,才能更好地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范围以及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范围。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新的证据"的规定的不确定以及司法解释的相互矛盾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新证据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新证据的范围予以限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