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作品的儿童形象

作为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学奖的东方作家，川端康成学作品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与川端康成绚烂多采的纯学作品遥相呼应的是大量的关于“儿童”的描写贯穿了他学创作的始终。他不仅在一般学作品中塑造了丰富的儿童形象，并且还专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创作了大量的少男少女小说。个人经历、作家的使命感、社会的巨变，促使川端康成将目光始终凝注在“儿童”身上。     

创造具有复杂性格的“活人”——论茅盾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的创造,是小说创作的中心。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就十分重视小说的形象塑造。他提出过创作以人物为“本位”论,把人物形象塑造“尊为第一义”。①关于他自己的创作,则说过:“‘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②由此可以见出形象塑造在他创作中的位置。对于形象的具体要求,茅盾提出过一系列精辟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活人”的主张。他认为,小说描写的不是“‘标本式’的人物”或“纸剪的傀儡”,提倡“写出来的人物是立体的复杂性的活人。”③这就对形象创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茅盾的创作就是遵循这一原则,从而为小说的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经验的。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对此作全面阐述,只能着重就表现性格的复杂性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费达拉：滞定型模式下的东方“他者”形象

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的费达拉形象，不仅体现了白人作家的种族偏见，而且符合西方作品中东方人的“滞定型”模式，是种族主义与东方主义双重作用的结果。费达拉这一东方“他者”形象的出现，不是作家梅尔维尔个人的偏见，而是在一个充满偏见的文化语境中的必然选择。     

《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

茅盾在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中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文学史上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丁玲的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莎菲性格”,她后来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莎菲型”形象的拓展和延伸。比较分析茅盾的“时代女性”和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可知：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时代女性”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莎菲女士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者;在生活的逆境面前,“时代女性”在绝望中求生,莎菲女士却在颓废中耗尽生命;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时代女性”狂热地追逐爱情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莎菲女士执着地将灵肉一致的爱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一个转变中的农村知青形象——浅评《人生》主人公高加林

路遥同志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对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就持有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说他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有的说他是“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还有的说他是“农村中鲜有的另一种类型的形象”,“小说是力图把高加林这类人作为未来的新人去呼唤的”,等等。高加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便成了人们关注、探讨的议题。我认为,无论把高加林看作“农村新人”,还是看作“孤独的奋斗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作品的客观实际。小说一开篇,引用了柳青关于人生道路上的“要紧处”和“岔道口”     

吟承古体出新意,沥尽肝胆现赤心——略论郁达夫散文的独特性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贯穿着他短暂的一生。郁达夫虽以小说闻名于世，但是“郁达夫散文的艺术成就，实不在他的小说之下”，在他的散文中，始终蛹动着一个“述叙者”的形象，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在当时，都是开风式的格调，而最重要的是其散文忧郁隐藏着对祖国凝重的爱。这些独特性，是郁氏散文最为闪亮的光辉。     

宋玉辞赋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

宋玉继承了前人“咏物以起兴，借寓言以明哲理，在想象中役使万物以抒忧愤，铺张扬厉以叙事”等艺术手段，加以创新，形成了“描物写景以寄情”的独特表现手法：一、在情感的物化中实现物我交融；二、在物象的铺写中寓讽谏于咏物；三、通过温馨的女性世界传达内心的悲苦与向往；四、通过对大好山河的夸耀寄托兴衰之感。其艺术手法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硬唱凯歌"--从"序"看《狂人日记》的创作心理

《狂人日记》的“序”在小说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它不但构成了小说的“反讽’’结构，而且，以“余、大哥”的形象特征、文言文话语的使用和“狂人”病愈候补等内容形象，深刻地展示了鲁迅内心的孤独、寂寞、悲哀、绝望的情感，使《狂人日记》的创作带有鲜明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不可为为可为”、“硬唱凯歌”的心理特征。     

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以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等为例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潮流,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在五四运动从高潮到落潮的这段时间,以冰心、庐隐、叶绍钧、王统照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其小说创作,表达了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以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为切入点,将小说中的家长形象进行了类型划分。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梳理和分析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独特作用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透过这一新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无我之境”的典型范例——读沈从文的小说《丈夫

读作家沈从文小说 《丈夫》看不到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 也看不到跌宕起伏的性格场面， 看到的只是作者描写一些日常生活场景， 刻画一些常见的人物， 冷静、客观地叙述一些平凡而揪心的事件， 把自己对家乡的爱而怨， 对故乡人民的同情与希望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家这种不靠抽象说教而是通过 “生活现象”的形象描绘显示了他爱憎的合理主张， 他的作品表面看似无爱憎， 处处 “无我”， 实则爱憎流注其间， 处处 “有我”。更能表现作家沈从文的小说散文从容平淡， 隽永有味， “无我之境”的特色风格     

浅谈传统绘画创作中笔墨意境的应用

中国画表现物象，反映生活，有自己独到的价值标准，中国画家对生活中的实体形象在于提炼概括当中，追求的往往不是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而是形象的概括性和类型性；通过形象的“意似”和“神韵”，揭示其本质特征，传达画家胸中的意。因此，在国画创作过程中，意境手法是画家必备的能力，提高画家自身的精神文化涵养，让情思在活泼的心灵中飞跃，进而跃然纸上传达给观众。     

张爱玲小说中的物叙事探析——以《第一炉香》为例

张爱玲的小说以丰富多样而又极具意味的物象参与故事叙事,这在她的短篇名作《第一炉香》中颇为显著。该小说以人物服装作为推动叙事进程的纽带之物加以叙写;仙人掌、金刚石手镯等日常生活物件具有明显的象征人物内心变化的意味;月亮、住宅则预示人物的悲剧命运。不同的物象所具有的不同的叙事功能,形成了张爱玲小说显著的物叙事特征。     

失落的天空--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与性

张贤亮小说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女性与性。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主观性有两部分内涵：一是女性形象的塑造大都是小说家当年困厄时期心理缺失的补偿；二是“恋母情结”－不是性心理层次上，而更近似于一种化情结。张贤亮小说中的“性”则主要体现为与政治的一种同构关系，政治激情和情欲冲动的相似性赋予了张贤亮小说“性”的象征意义。     

模拟情境与表达剩余的传播之域——马原小说的意义之境

在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的板块上，马原写下了亮丽的一笔。这主要不是依赖他作品的内容，更多的则是他那恶作剧般小说叙述的“陌生化”形式。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有意识地创作了“活页小说”，形成类似“元小说”的效果。但马原最终被读者抛弃与他最初被读者接受一样，都是因为“形式”，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新时期“先锋小说”的悲剧。     

对“原欲”和人生需要层次理论的文学性阐释——莫言1990年代初的创作

莫言19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自称是“游戏的文字”，其实不然。他利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原欲”理论和马斯洛的人生需要层次理论，对人性、人生、人类存在作了形象的阐释，显示出了当时的思想深度和思考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作品普遍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的缺陷。     

郁达夫笔下的“弱女子”形象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一生除写了大量的诗词、散文、评论外,还创作了四十多篇小说。这些小说以“大胆的自我暴露”、“露骨的真率”(郭沫若《论郁达夫》)对封建道德和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这四十多篇小说中,最可代表郁达夫创作主张和创作特色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写知识分子,一类是写妇女的。郁达夫在后一类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受压迫、受侮辱的下层妇女——“弱女子”形象。其中,有忠厚善良、饱尝生活艰辛的旧式妇女:有弱小无依,受尽资本家剥剥的贫困女工;有     

柴达木的古胡杨林

在柴达木盆地西南缘的拖拉海地区，有一片青藏高原惟一残存的第三纪乔木植物———胡杨林。按胡杨林分布的现状，大致分为两片残留地带：一为拖拉海沟沟口一级冲洪积阶地及其边缘流域，这是一片新生幼年胡杨林，生长较为茂盛；其二为拖拉海沟沟口西北方向，处于沙丘、荒漠地带的古胡杨林，距拖拉海沟沟口约８公里左右，目前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胡杨习性及年龄胡杨（Populusdiversifolia）又称“胡桐”，杨柳科，落叶乔木。高达１５米，叶形多变异，多生于水源附近。耐盐碱，为西北河流两岸或水位较高地方的重要造林树种。在新疆库车千佛洞…     

“芦青河老人”走来了——浅论张炜小说近作的老人形象

在近些年的小说创作中,一些以写某个方面题材而颇具特色的系列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山东青年作家张炜的“芦青河系列小说”就属于这一类作品。今年二十九岁的张炜一九八0年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声音》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创作上更加活跃,作品日臻成熟。他把芦青河注入自己的笔墨,在他大部分小说里读者可以听到芦青河滔滔不息的流水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塑造了许多老年人形象,而且多是把老人作     

沈从文与新月派

沈从文作为一位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重要作家，却与以诗歌见长的“新月派”有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新月派”对他步入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大量发表于“新月派”创办的杂志上；另一方面，他又对所谓的“新月派绅士”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在他的都市题材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讽刺。     

论沈从文、孙犁小说创作的女性化倾向

沈从、孙犁都是现代学史上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通过对他们女性形象创作本的解读，既可了解学创作中作家对待导性形象塑造的态度，以及导致其“女性化倾向”现象的更为深隐的创作心理，又可充分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