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关照下戏剧独白诗的翻译——My Last Duchess两个中译本给我们的启示

戏剧独白诗是由英国诗人勃朗宁所独创的,此类诗的典型代表是《我的前公爵夫人》。以两个译本为例,阐述了戏剧独白诗的特性,即戏剧性、诗人与独白者的距离性以及口语性。并以目的论为基础、两个中译本为语料说明了这些特性对译本翻译策略的影响。     

冲突中的人物关系——读勃朗宁的诗《我的已故公爵夫人》

戏剧独白是勃朗宁诗歌的一大重要特色。戏剧独白赋予了诗歌戏剧性,使诗歌具备了戏剧的某些特性,例如：戏剧场景、戏剧冲突等。所以本文以《我的已故公爵夫人》为探讨对象,研究戏剧冲突对诗歌人物关系发展和人物个性展露方面的作用。     

郭沫若历史剧中的抒情独白

郭沫若,以他渊博的学识、卓著的才华,在诗歌和历史剧方面作出了不朽的建树,为我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他不仅是抒情诗人,而且是戏剧诗人。他所创作的历史剧是戏剧,也是诗,是诗和剧的高度结合。他说“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他强调在小说戏剧中所包含的诗的成分:“小说和戏剧中如果没有诗,等于是啤酒和荷兰水走掉了气,等于是没有灵魂的木乃伊。”     

从《西风颂》的翻译看"五四"以来西方诗学对译者的影响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名作<西风颂>在形式、音韵效果和意象方面颇具特色.本文截取诸多译家如郭沫若、王佐良、江枫、施颖洲的译本进行对比,首先从形式、音韵效果和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不同译家的翻译风格;而后结合四人各自的译诗理论和实践探寻他们翻译方法中所受西方诗学的影响,进而将一篇<西风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数个译本和其中所体现的译诗理论作为数面镜子,从中管窥西方诗学对身处不同时期和地域的译者的影响.     

朱生豪保持原作神韵的翻译原则探析

朱生豪被誉为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他在向中国译介莎士比亚及其著作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本文将以对《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中的独白的翻译为例。通过对比朱生豪和梁实秋两位翻译大家对这一独白的不同译本,本文旨在分析朱生豪在创作最接近原文,最自然的译文中所做的努力,及这些努力在其翻译原则中的体现。     

华兹华斯和王维自然诗歌的意象和主题对比

王维和威廉.毕兹华斯是中西方两位重要的自然诗人,他们优美细腻的自然诗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然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两位诗人的自然诗歌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本文试从意象和主题两个方面对两位诗人的自然诗歌进行对比.     

试论《福乐智慧》的戏剧特征

对《福乐智慧》的研究范围大多都集中在了对黑汉王朝的政治、法律、宗教、天文、文学等方面，而对其在戏剧历史方面所占的地位考虑的甚少，《福乐智慧》的结构特点、叙述形式、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对话独白等，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戏剧特征，它是一部生动的诗剧。     

戏剧语言的再现:尤金·奥尼尔《天边外》两译本对比研究

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其语言具有文学作品语言的共性。但戏剧主要通过人物台词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加上舞台表演的需要,使戏剧语言具有了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一些特性。同样,戏剧翻译也应具有自身的特性。从戏剧语言的口语性、通俗性、动作性和人物性等方面,对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成名作《天边外》的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此说明戏剧语言的这些特性是如何在戏剧翻译中得到体现的。     

两个中文译本的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了奥斯卡·王尔德最杰出的戏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两个中文译本,并对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剧名的翻译;人名的翻译;文化意象的翻译;格言警句的翻译。旨在分析两种译本的优缺点以求有益于今后的翻译工作。     

论七月诗派“人诗合一”的思想

七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该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诗学观点就是"人诗合一说".虽然中国自古就有"诗品即人品"的说法,但是七月诗派赋予了它更加深广的内涵,认为做人与做诗是一体的,二者互为印证.一个真正的人本身就是一首诗,即令他不曾写过一行诗句.诗人与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真诚地生活与勇猛地战斗是诗人的神圣职责.     

上个世纪末女性诗歌叙述声音发展流变——从翟永明诗歌个体看叙述声音的确立

从20世纪80年代的同一声音的独白式,翟永明以犀利的笔墨道出了女性敏感的神经和自我意识,从而奠定其女性诗人的地位,但同时"女性诗人"的称号也受到她本人的排斥.从第二人称的大量使用开始.她踏上了对话与交流之路,进而发展到完全抽离地第三人称书写,进入一个纯叙事性的"戏剧化"描写.自<时间美人>等一系列作品开始,诗人开始进行自我独自与戏剧描述的融合.这一流变过程同时也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诗歌叙事声音,特别是女性诗歌的普遍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面对重压之下的个人形象的隐匿以及凸现,而最终完成现代女性书写者在面对社会压力中的自我话语的确立.     

关于黄新渠汉译"A Psalm of Life"特色的探讨

<生命的礼赞>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亨利·华兹渥斯·朗费罗的一首名诗,也是最早译成中文的一首诗.在众多译本之中,黄新渠的译本比较接近原文的精神实质和文体特点.因此,本文从韵律、节奏、文化因素及句子层面等分析一下黄新渠的译诗特色.     

言语行为理论观照下的《还乡》三译本对话评析

言语行为是一个语用学范畴.任何语言交际都是实施有意图的言语行为.以塞尔关于施为性言语行为的分类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还乡》三个中文译本中对话描写的翻译,从中见出,张谷若两译本的对话翻译比王守仁的译本更好的再现了具体言语行为.     

论杜牧《清明》古诗英译的中国语言文化内蕴

选取唐朝诗人杜牧《清明》一诗的英文译本为分析对象，以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本为参照，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讨论杜牧《清明》一诗中的中国语言文化内涵，提出中国古诗的英译，在照顾本国语言文化的同时，始终要记得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做权衡，以找到翻译中的平衡点。     

沈曾植诗学"三关"说

"三关"说是晚清著名学者、诗人沈曾植的主要诗学观点."三关"说,可以析分为两个层面论说一是诗玄结合、突破诗话的传统,主张通经学、玄学、理学及佛学精华以入诗,拓展诗境;一是因诗见道、提升儒家的传统诗观,基于儒家的人文精神,表达深沉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生命意识.这两个层面先后相连,使诗成为可通玄亦可见道、具有形上之思的境界.     

也谈影响诗歌翻译的因素——以《一朵红红的玫瑰花》的不同中文译本为例

诗歌有着其他体裁无法相比的深厚文化内涵,以致于很多学者都认为“诗不可译”。本文拟从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花》的不同译本与原诗的比较来分析影响诗歌翻译的因素。文章认为除了语言与文化因素之外,影响诗歌翻译的还有韵律。     

同为赠别诗,情境各不同--约翰·多恩的《别离辞: 莫伤悲》和柳永的《雨霖铃》的对比

约翰·多恩的<别离辞: 莫伤悲>和柳永的<雨霖铃>分别是英国诗歌和中国诗歌中描写爱人离别的千古绝唱, 同是赠别诗, 但读来却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文章拟从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两首诗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和诗人写作手法的差异等角度对这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埃德加·爱伦·坡的诗论在《乌鸦》中的体现

爱伦·坡是天才的诗人,他的诗论强调诗的美学意义,强调诗歌的统一性。《乌鸦》一诗是他的代表作,诗中通过对亡妻的思念来揭示美的发展历程。诗人虽然在小说、评论方面都有杰出的才华,然而诗人在世界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是由他的“诗论”及其诗歌奠定的。     

缺陷与代偿——论李贺游仙诗

一中唐天才诗人李贺是以鬼诗而不是以游仙诗著称于世的.其实,李贺的游仙诗无论在数量和艺术质量上都不在其鬼诗之下.这两类作品虽然都以虚幻的彼岸世界为描写对象,但两者的形象特征和审美情趣都迥然有别.其游仙诗更是积淀了深厚的现实内容——它是诗人代偿自身生命、     

戏剧中的诗性色彩与诗歌中的戏剧因素

早在原始艺术阶段,戏剧与诗就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随着人类艺术思维的成熟,戏剧与诗的美学关系进入了一个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恋的新阶段。在现代艺术中,戏剧中的诗性色彩与诗歌中的戏剧因素相互渗透。戏剧中的诗性色彩表现为剧作的诗性情感和结构的抒情性,它能在典型的戏剧和典型的诗之间建立一种舒缓这两种艺术形式内部张力的新形式。诗歌中的戏剧因素是通过情感的客观化、形式化使诗的艺术形式成为更经典的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它能拓展诗情空间,但并不节外生出某种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