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斯推理谬误分析——基于因果联结与信念形成的解释进路

贝叶斯推理是概率推理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在推理过程中会出现“先验概率忽视”和“证据质量忽视”的谬误,以往认为前者是由于人们在推理过程中采用了代表性启发式策略而产生的,而后者是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所造成的,但是前一解释在理论基础、前提假设和解释范围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而后一解释又与实证研究结果不相符合.基于休谟的“因果...     

前向反事实条件句的解释

有两种关于前向反事实条件句解释的观点,一种认为前向反事实条件句有且只有一种解释,以刘易斯、杰克逊、本内特为代表;另一种则认为前向反事实条件句有两种解释,在不同的解释下可能有不同的真值,以权、邱等人为代表.分析可知,前向反事实条件句本质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奇迹因果解释和纯粹因果解释,它们分别是不同语境范畴的缺省解释:奇...     

科学解释的模型论进路

科学解释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传统的科学解释模型,赫西、卡特赖特和哈瑞等哲学家提出的模型论是研究科学解释的一个新进路.这个学派认为,关于科学解释,不是用什么规律来推出现象,而从根本上说必须构造出一个模型,即用隐喻或类比方法建立迄今未知事物的模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     

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

在理论的群体生物学中,有三种模型都是通过性状适合度(trait fitness)的分布来解释和预见种群结构变化的量和方向。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都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而丹尼斯.沃尔什(Denis Walsh)等则指出它们仅仅是一种统计学的属性。笔者通过分析沃尔什的有力论证,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的话,将导致Simpson悖论,因而是不融贯的。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     

吉利斯的概率哲学理论述评

英国哲学家吉利斯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概率基础、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对概率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吉利斯关于概率哲学的研究中,他对当今各种主要的概率解释都给予过深刻的检视。他对这些概率解释所面临的困难的讨论使他得出了自己关于概率这个概念的相当具有原创性的见解。本文试图勾勒出吉利斯的概率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轮廓,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给予分析和评价。     

西方信息研究进路述评

由于信息概念在众多学科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学科根据其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信息概念。根据研究进路的不同,西方信息研究可分为九类:数学进路目的在于为信息的测量提供精确的数学方法,主要有通信的数学理论、计算理论和组合理论;语义进路研究被数学进路所忽视的语义信息,目的在于提出信息的语义内容的测量;逻辑进路则将信息概念应用于逻辑之中,为逻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动力学理论则关注信息的因果动力学过程,力图厘清信息与因果过程的关系,为信息研究提供科学基础;信号博弈论则运用合作博弈论的成果,以自然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信号是如何自发地涌现出来的问题;泛信息主义则将信息视为像物质、能量一样的宇宙的基本性质——信息不是被解释的对象,而是解释其他现象的出发点。符号学进路则跟随皮尔斯符号学的脚步,提出了富有洞见的符号学信息理论;哲学进路则研究信息概念或信息现象的哲学意蕴,主要包含信息的哲学反思和信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两种观点;跨学科进路认为信息是多层次涌现的复杂现象,应该以跨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不同研究进路中信息概念的涵义不尽相同,但却可以相互借鉴,为信息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解释的深度:以伍德沃德和斯特雷文斯的理论为例

伍德沃德提出的因果解释的反事实理论与斯特雷文斯提出的解释的关键环节表述是当今较有影响力的科学解释理论。虽然他们都研究过解释的深度问题,但许多哲学家认为这两种解释深度理论是相互独立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然而,经过笔者研究,这两种解释深度理论并非是相互独立和相互矛盾的;斯特雷文斯的解释的深度理论是对伍德沃德的解释的深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乔治·布尔: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学基础奠基者

乔治·布尔(George Boole,1815-1864)是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他自幼家境贫寒,靠自学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他深入钻研数学研究的逻辑问题,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逻辑演算,并由此创立了布尔代数,成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学基础.     

D.玻姆的隐序观念简介

D.玻姆长期从事现代物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工作。他是西方一位富有哲学思想的反主流派理论物理学家。五十年代初,他提出量子力学隐变量因果解释,曾轰动东、西方理论物理学界与哲学界。六十年代中,J.s.贝尔利用玻姆所表述的E.P.R.悖论,提出了著名的贝尔不等式,从而证明了定域的隐变量理论是同正统的量子力学不协调的。玻姆高度重视这一理论结果,并且注意到后来关于量子现象非定域性的实验结果,逐步把研究方向转到     

因果原理的石里克解

寻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自然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信念之一,但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探寻因果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关于它的最深刻意义.本文详细评析了石里克对因果原理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不存在单独的因果律,因果联系只蕴涵于表示自然律的数学函数中.建立在人们能够对量值进行准确测量假设之上的传统因果原理,在理论上是自我矛盾的.统计的研究方法似乎为传统因果原理走出困境找到了出路,要想根本摆脱传统因果原理的困境,只有放弃传统因果原理的绝对真实性而满足于概率性的预测.     

实际因果的反事实定义

实际因果指的是实际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美国哲学家路易斯开创了对实际因果的基于反事实框架的形式化研究。路易斯的定义被认为存在着不足,特别的,这一定义面临着传递性问题。当前对实际因果的形式化讨论主要基于两类形式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与神经元图,但是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可能与实际因果并不融洽;在梳理了三个基于神经元图的反事实定义后,本文引入了一个新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是合理的,那么传递性问题将得到消解。     

吉利斯的归纳逻辑思想与归纳合理性的辩护

当代英国哲学家吉利斯在归纳逻辑方面的工作对归纳合理性辩护问题有着重大启发意义,他对几种有效的概率解释的合理性的分析可看作是对基于这些解释的经典概率归纳逻辑的合理性给予了恰到好处的局部辩护,而他在人工智能的新进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新的逻辑框架则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归纳逻辑和归纳合理性问题。     

必须摒弃归纳推理的形式规则吗?

绿蓝悖论是现代归纳逻辑研究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直接挑战了归纳的逻辑基础,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归纳逻辑的发展方向的问题.近年来,归纳逻辑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对绿蓝悖论的最新回应.一方面,以诺顿为代表的实质归纳理论主张彻底摒弃归纳的形式化规则,认为应当把归纳推理研究的重心集中到经验事实...     

现当代多值逻辑的主要技术成果和语义哲学基础

多值逻辑是取三个以上真值的非经典逻辑,寻找可靠的哲学基础和语义解释是多值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多值逻辑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有些逻辑哲学问题可以得到澄清,而有些新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在对多值逻辑现当代主要研究成果给以整理的基础上,将对多值逻辑的语义解释困难和哲学基础问题进行分析。在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多值逻辑难以找到普遍适用的语义解释,但是可以有完美的局部解释,这种情况与经典逻辑类似,因此多值逻辑与经典逻辑一样有哲学基础。     

应对非因果解释的三条路径及其问题

通过研究应对非因果解释的三条路径，即因果还原主义、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在反驳还原主义和一元主义基础上，本文支持科学解释的多元主义。本文支持解释的多元主义有如下三点理由：第一，因果还原主义和一元主义的观点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第二，无法对“斑杂的世界”中的现象进行统一的解释。第三，坚持解释的多元主义可以使科学解释变得更自然、更合理。根据本文的解释的多元主义：1.科学解释可以被分成因果解释与非因果解释。因果意识起源于高层次生命体的演化，先于任何科学以及理论知识产生，但非因果意识则在科学以及理论知识之后诞生。2.需用语用学的视角看待究竟选取哪种解释理论更合理的问题。究竟选取哪种解释，除了语境之外，也依赖于解释者的旨趣、观点和态度等因素。3.针对某一现象，当因果解释与非因果解释产生冲突时，非因果解释具有优先性。     

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在科学理论评价问题上科学哲学家能够为科学家做些什么,第二部分分析经验论和整体论的理论评价观所面临的难题,第三部分论述作者提出的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在理论评价问题上科学哲学家能够为科学家做些什么?对此,在科学哲学家中间有两种态度。乐观主义者,包括某些逻辑经验主义者,批判理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自信的、肯定的回答,他们在能够做什么上过分奢望。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告诉科学家应该做什么。其中有些人规定了若干标准或规则,要求科学家根据它们来评价理     

消除排他性论证的“因果释义”进路研究

一些学者将排他性论证中的因果关系解释为特定内涵,并以此消除排他性论证,我们将这种研究称作"因果释义"进路。本文分析了两种因果释义进路:反事实条件句的释义进路和INUS理论的释义进路。经分析,这两种方案都无法彻底消除排他性论证。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因果释义进路的本质,讨论了它不能彻底消除排他性论证的原因。最后的结论是:排他性论证的排斥性并不来源于因果关系本身,所以对因果关系赋予特定解释不能消解排他性论证,因果释义并不是消除排他性论证的有效途径。     

关于“绿蓝悖论”的争论

当代著名美国科学哲学家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他的《事实、虚构和预测》([1])中提出“新归纳之谜”,即如何区分可投射假设(projectable hypotheses)和不可投射假设(unprojectable hypotheses)的问题,亦即如何区分可被证据认证的假设和不可被证据认证的假设的问题。新归纳之谜在西方哲学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其程度或许可以同休谟提出的“旧归纳之谜”即归纳的合理性问题相比。这两个归纳之谜都是历久不衰的,并且至今尚未得到圆满的解决。在古德曼提出的新归纳之谜的若干例证中,最令人感兴趣同时也最令人困惑的是他的“绿蓝悖论”。本文将介绍并评价历史上围绕绿蓝悖论所进行的一些     

绿蓝悖论：证据效力消失的界限?

诺顿近年来系统地发展了一种新确证理论,反对将归纳推理形式化,并且认为诸如简单性这样的理论评价标准也不是普遍有效的;相反,一切归纳推理都是局部性的,并且归纳推理只能通过局部有效的事实性证据得到辩护。以实质归纳理论为基础,诺顿给出了两个解决绿蓝悖论的方案。在他的第一个解决方案中,他认为可以从经验证据的角度打破绿蓝悖论的困境;但是在他的第二个方案中,他认为在想象的时空膨胀情况下,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够对相互矛盾的假说进行区分。绿蓝悖论成为经验证据效力消失的边界。但是,在诺顿的实质归纳理论中,实际上也需要预设某种普遍性的条件。     

中国人未能发现三段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与金观涛、刘青峰二同志商榷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1期发表了金观涛、刘青峰二同志的《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一文(以下简称“金文”)。金、刘二同志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他们对问题的探讨也很有启发性。但金文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发现三段论是因为他具备了严格区分同一性和类属性、“整体信息加工”原则这两个条件,而中国古代哲学家正是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未能发现三段论,对此本人不敢苟同,打算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以就正于金观涛、刘青峰二同志及逻辑史学界的同仁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