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生命中心论的人与自然的平衡

面对人与自然的各自"利益"的冲突,环境伦理学必须给出兼具道德性与可行性的实践原则,亦即回答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诸环境伦理学中,作为道义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体现了一种最为"彻底的"伦理学。这种"彻底性"也凸显了生命中心论的道德主体之可能性的困惑。对生命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保罗·泰勒的实践优先级体系的分析肯定了这种"彻底的"环境伦理学之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对具体实践原则的进一步剖析展示了泰勒思想的内部张力、与生态中心论的异同,以及可优化的方面。以应对当代环境危机为背景,这种对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可能的阐明,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论“动物权利”之道德实践的优先级

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学,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性的进路,也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即本体、价值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性。但是,在权利论庞大的实践体系中,不同实践主张之间的优先级关系是模糊的。这为权利论的道德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以此,本文通过考察"动物权利"之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性,来阐明不同实践主张之间在道德考量层面的优先级关系。这种实践主张间的比较既包括在"消极"意义上的道德义务,也包括在"积极"意义上的实践原则。本文的分析展示了在道德考量性的层面,不伤害义务的优先级高于"协助"或"慈善"的实践,后者的优先级又高于"增加裨益"的实践。是为道德实践优先级的阐明。进而,分析指出,协助或慈善的义务性只能体现在社会层面,而非个体层面。这一点,既是对于动物权利之实践论的一个修正,也应当作为所有伦理学在道德实践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     

论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困境

早期的环境伦理学以现代规则伦理学为理论资源,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物种之外,为自然的道德地位极力辩护。这种以规则伦理为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以自然的固有价值或自然的权利为逻辑起点展开论证,加上规则伦理学本身的"等级式"和"整全式"的理论结构特征,使得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的环境伦理学走入了发展的困境。完整的环境伦理学应当包含环境规则伦理学和环境美德伦理学两种理论形态。     

论“动物权利”中伤害与裨益的不可通约性

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学,汤姆·里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不单单是"革命的",也是"精粹的"。在实践上,这种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里根关于"轻伤害原则"与"副作用"的阐述中。本文在考察两者内涵的基础上,确定了权利论的一个关键预设,即"伤害"与"裨益"的不可通约性,后者构成权利论与功利论的一种根本区别。分析指出,里根的这个预设不但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理性的。进而,伤害与裨益的不可通约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为"放任自然"的实践策略提供了稳固的根据,并对环境管理方式的潜在危险具有强大的矫枉力,但同时也暴露了其应对某些生态问题的局限性。环境伦理学的进一步的完善应该以此为出发点。     

论实用主义如何进入环境伦理

不像长久以来人们所误会的那样,实用主义不仅不与环境伦理相冲突;相反,它还能对环境伦理有所裨益。因此,实用主义可以、也应该进入环境伦理。实用主义进入环境伦理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环境伦理的实用主义",将实用主义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运用于环境伦理学中,以实现对传统环境伦理学的实用主义改造;二是"实用主义的环境伦理",在实用主义哲学内部挖掘与环境相关的伦理与哲学思想,以证明实用主义本身就是某种意义的环境伦理学或环境哲学。实用主义进入环境伦理为构建某种形式的"环境实用主义"奠定了基础,成为走出当前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的一个可能方向。     

从"勇气"到"忧惧"——论康德与约纳斯德性观的张力

"勇气"和"忧惧"的词义几乎相反,在康德和约纳斯伦理学中,分别被称为真正的德性和智慧.康德的"勇气"作为道德力量,不但内在于实践理性,也作用于知性的自我启蒙,但不负责在效果上的善恶.为了回应康德确立的伦理传统,约纳斯通过对海德格尔生存论与布洛赫"希望原理"的分析,使"忧惧"在技术时代具有了伦理功能.其至少从"人"的概念...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难题,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我们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事实性道德难题、规范性道德难题和元伦理难题.环境伦理学存在着上述三个层面的道德难题,元伦理难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道德难题.环境伦理学的元伦理难题主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价值"的定义难题,基本范畴"自然权利"的定义难题以及如何确证从"内在价值"推出环境伦理的有效性难题.这些难题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新的伦理学形态;另一方面,也表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有效性仍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社会突现论对社会因果的研究

社会突现论是基于系统论与心灵哲学等学科而发展起来的关于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解释的方法的一种新型整体主义理论。社会突现论认为,社会一方面由个体聚集突现而成,前者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另一方面,社会与个体属于不同的层次,前者不能化归为后者。社会突现论视域中的社会因果研究是以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为背景,对于社会层次是否具有因果效力的研究。社会突现论所关注的社会因果问题是某个社会事件是否能够作为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对另一社会事件或社会中的个体产生影响。社会突现论认为,某个社会事件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影响其他的社会事件或社会中的个体。社会因果既与个体密切相关又不可化归为个体的属性。     

环境哲学视阈中环境科学的性质及发展特征

环境科学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学科群,其性质体现在"应用科学论"、"交叉整合论"、"社会建构论"和"新范式革命论",其新意不仅在于"它应用整体观和系统论",也不仅在于"对旧有学科研究范式的同化、综合从而产生新质的过程",而且还在于新范式中体现的"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揭示的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由此,考察环境科学的体系结构论,发现"1+4+X"的环境科学体系结构论,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首先,它的建构,基于自然科学分类的类比,没有考虑哲学门类。其次,根据钱学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自然学科"的分类类比,把环境科学体系概括为"I+II+III",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层次和结构,其发展有五大特征。由此,建议建立"大环境科学学术共同体",形成"跨范式"的环境思维方式。     

论科技伦理学的研究特色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伦理学有以下三个特色：在研究内容上，作为实践伦理学，侧重于研究社会群体进行决策选择和由社会活动所维系的制度后面的伦理价值基础，研究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维持社会活动过程的伦理制度，并在伦理制度中确定个体的道德规范或责任行为；在研究对象扣表现形式上，作为全球性型态的伦理学，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急剧变动所引发的以地域性或民族性体现出来的全球性道德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上，作为边缘性、综合性、应用性学科，具有价值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特点。     

“群落实在论”研究述评

群落是生态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之一,但其实在性却受到学界质疑。科学哲学界仅有一篇以"群落实在论"为主题的研究,但该研究侧重于对群落概念做抽象分析,欠缺更具体的理论支持;回溯生态学史可知,群落的实在性问题缘起于"机体论"和"个体论"学派的对立,这也引发了学界关于"群落是否存在"的争论。鉴于此,群落实在论研究的重点应在于,发现和使用与群落特征契合的科学实在论作为理论工具,对生态学史进行分析。     

濒危物种保护道德基础的反思

虽然人们对濒危物种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但环境伦理学中的不同思想流派关于濒危物种保护的道德基础却存在很大分歧。以终极价值论为道德基础的物种保护观,倾向于为所有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道德辩护;以利益共同体为道德基础的生物保护观,则倾向于保护生物个体利益而对濒危物种提出道德反驳。但在濒危物种是否应该被保护,是否享有优先被保护等问题上,这两种道德基础却并不能提供与自身理论自洽的论证。因此在对它们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探寻以人的道德性为道德基础的可能性,是为修正现有濒危物种保护观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论科学编史学的“苏(俄)学派”

20世纪出现的科学编史学“内史论”与“外史论”之争,虽然各自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科学的发展现象,但过于极端的做法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科学发展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而依托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三位代表人物形成的“综合论”学派,具有辩证且立体的学派理念、目标方向、特征表现,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学术眼界。对于学术界更全面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成果、科学活动、科学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过程论视域下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的伦理问题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论辩双方皆从后果论的分析框架出发,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使得论辩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通过引入现象学的过程论思想,表明道德增强技术恰恰构成了对传统德性习得过程的省略甚至剥夺,使该项技术进一步导致个体经验的剥夺和个人同一性的剥夺这两个伦理问题。从而道德增强技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提升人的道德能力,反而会因为道德经验的普遍阙如,使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道德能力成为不可能。     

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视域

以基因编辑和基因增强等技术为代表的基因工程正在入侵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道德领域。哈贝马斯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为理论基石,不仅从共识论证、责任论证与工具化论证三个层面批判了主张基因增强是父母的个人选择的自由主义优生学,而且强调了以规范性、普遍性为主要特征的康德伦理学对于基因伦理的重要意义,彰显了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哈贝马斯一方面对自由主义传统做了深入批判,揭示了技术的使用从来不具有绝对的自由,基因技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并不能为自身谋取合法性,而交往行动理论则为如何确立技术研究和使用的合法性提供了有效路径;另一方面通过交往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改造,使得人类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建构得以可能。     

论应用伦理学的批判性

应用伦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通过对话商谈而达成道德共识,以便为立法和公共政策提供依据,但这不是应用伦理学惟一的任务.确立对话程序不是应用伦理学的任务.批判现实和时尚,改变共识是应用伦理学更重要的任务.应用伦理学不可能对各种不同的哲学保持中立.程序论者设定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是自相矛盾的.     

荷兰学派人工物理论的困境与突破——人工物分析“形态”维度的现象学拓展

荷兰学派的人工物理论是对当代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其"功能"与"结构"之间的"逻辑鸿沟"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物二元论"等问题使得该理论面临困境。突破这些困境的出路在于转向现象学,荷兰学派仅从"结构"和"功能"概念对人工物进行逻辑分析是不够的,必须增加"形态"维度的现象学分析,本文进而提出从"结构"、"功能"和"形态"三个维度去建构现象学的人工物理论。     

从实在论走向关系论:机器人伦理研究的方法论转换

在探究机器人道德意义的进程中,机器人伦理学内部发展出了两条不同的方法论进路: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和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将机器人的道德意义建立在机器人的客观本质和特征之基础上,这既使它陷入了巨大的理论困境,又使它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实践悖论。通过将机器人的道德意义与机器人在具体的人-机器人关系中呈现于人类意识面前的表观特征相关联,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表现出了极大的战略优势:它不仅避免了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和实践悖论,而且还对人类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确证了从机器人伦理的实在论进路走向机器人伦理的关系论进路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必然性。     

发展伦理学中伦理主体的拓展

发展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发展伦理学在历时性时间视野中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一种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主体的发展伦理学原理应该视"历时性时间视野"为第一条件,而"人是有理性存在者"为其存在论基础.     

论智能化时代的伦理重塑

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引发了诸多道德判断困境及其伦理思考。智能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革命性力量,警惕科学技术异化力量的负向作用,反对目的论和义务论的伦理错误倾向,在主体设计、制度管理、公众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伦理重塑策略,以期人类社会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向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