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作为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科研众筹研究——特征、作用与问题

科研众筹不仅是一种科研资金的筹措方式,而且可作为公众参与科学的案例加以研究。它的基本特征契合了公众参与科学对科研活动的三个基本诉求:公共性、公开性及民主性;它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重要内容的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及参与方式与限度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它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实践时主要面临不充分参与问题及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存在较大张力的问题;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它自身还不够完善,其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意义也有待深入发掘。     

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涉深刻又多元,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回溯历史,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需求密不可分,经历了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当前,科学传播面临着全新的局面:警惕科学思想分离了知识进展与实践行动;城市化进程分离了人类与自然;个体差异造成价值观念的不一致并因此造成信任危机。当代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应着力建构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双方参与、互相理解的"参与科学模型",增加科学传播的历史维度,并推动建立科学传播的标准体系。探索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推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与互动的必要途径。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科技决策的延伸性问题何以解决?——兼议哈里·柯林斯的专长决策理论

就公共领域中的科技决策而言，作为科学论第二波的SSK虽然通过激进的解构诠释了合法性问题，却在延伸性问题上矫枉过正。柯林斯通过对决策阶段的分离、专长参与体系的建构以及认识论上的实践转向，有力地回应了第二波中悬而未决的延伸性问题，实现了科技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之间的合理张力。但是，从专长决策理论招致的诸多批评中可以看出，专长决策模式虽然以专长的规范性“终结了”延伸性问题，却又将延伸性问题“再延伸”,形成了新的去语境化问题，并陷入了专长实在与社会建构的两难困境之中。     

转基因技术评价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吗

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像知识论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真理的代言人,而实际上他们存在着知识性失灵,未能进行完全正确的评价;不像社会学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道德的楷模,而现实中他们存在着道德性失灵,并不能进行绝对客观的评价;也并非像柏拉图式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公众没能力且没必要参与评价,而实际上公众所拥有的实践性知识、社会文化感知对于应对转基因技术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国外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综述:内容、框架与范式

信息技术和社会化媒介的发展,对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国外的学者在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传播领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科学家新媒介素养、公众社会特质和个体特质以及科学信息的媒介框架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公众参与和理解科学的影响因素,这些探讨和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建构出科学主体、媒介主体和公众主体三位一体的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框架和范式,该框架范式和现有研究的不足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科学争议治理的三种模型

科学争议治理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克服或缓解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专家的角色依据在于其拥有特定领域的专长,公众作为争议主题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声张权益的权利。我们首先讨论科学争议带来的理论挑战,然后分析三种科学争议治理的模型,即柯林斯等基于专长研究提出的知识论模型,基切尔建立在认知分工概念基础上的公共协商模型和安德森提出的公众评估专长的证词模型,最后是对这些模型规范性的几点评论。     

科学公信力的危机与重建——以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为例

拉图尔的科学公信力循环模型,作为对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的一种解释,为公众参与科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拉图尔模型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简化了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的考察,分析了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和途径,表明了公众是科学公信力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最后,文章提出了新的科学公信力协商机制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     

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

当代国际STS正试图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拓展到以公共决策为代表的知识"消费"领域。温内率先意识到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并借助于经验研究呈现了常民知识的有效性。然而,由于不对称地假设常民知识的自主性和专家知识的他律性,因而他始终未能呈现两者共同生产的过程。为了化解公共决策中"人为的持续性争议",科林斯和伊万斯提出了专长的"规范理论"。然而,由于对认知和价值、技术和政治进行的人为两分,忽略"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各自的动态调适过程,以及无视多元决策相关者在结盟的同时也会对抗,他们在裁剪决策实践时夸大了"专家型专长"的独特作用。鉴于此,STS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的案例深描,来呈现技科学协同治理中多元参与者在充满"结盟和对抗"的体系中各自具体的角色任务;勾勒他们在认知磋商和价值博弈中达成开放性共识的过程。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马克思主义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转向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转向人中心论。以上范式转换表明: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技哲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俄罗斯科技哲学在思维习惯、理论旨趣、叙事方式等方面都有别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一方面,范式转换使俄罗斯科技哲学更具有国际视野,富有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长驱直入,也会使俄罗斯科技哲学失去其原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间接伤及到俄罗斯的科学事业。     

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社会学众多分支中是非常年轻的,它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发展成熟。但是,自从上世纪中叶社会学诞生以来,就已经有许多社会学家研究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般知识及其他精神现象;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孕育科学社会学的基地,但是,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又是彻底摆脱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及框架,从新的角度研究科学这种社会现象的结果。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不一样,它不再把科学单纯当作一种精神现象和认识成果来考察,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     

风险社会中的知识生产、利益框架与公众批判

在风险社会中,科学知识与常人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知识—权力关系。风险知识的生产参与了社会结构及利益框架的再生。而公众批判是将社会制度/利益结构的反思与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结合起来的重要机制。     

科学知识经济学的概念辨析

科学知识经济学以经济学建立科学活动模型,其认识论旨趣令它在主题上与经济化认识论、经济化科学哲学而非科学经济学、科学社会学中的准经济论证更接近。较之经济化科学哲学,ESK概念更能体现在科学家自利动机、科学知识的社会形成的有效性问题上与SSK的逻辑联系,但它在研究旨趣、工具、方法和规范性上又区别于SSK。ESK具有本体论研究潜能,成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自然化科学哲学交叉领域的独特研究进路。     

科学元勘的第三波及其争论述评

本文评述了关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一场学术争论。柯林斯等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支持过于宽泛，导致了“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应该扩展多远？”这样的疑问。他们提出，科学元勘应当面向决策实践，放弃单纯描述性的工作和消极解构，转向考察专识的认识论特征，及其内容、结构、类别和功能，以重新理解决策中专家和外行的划界，为筛选适当的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依据。批评者认为。这个理论框架误读和抛弃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结论，是科学主义的和还原论的，是向传统的专家治理结构的倒退。他们站在社会建构论和认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上，分别从对决策问题、专家和专识的社会建构、对合法性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为科普理论奠基——《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读后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居于现代社会系统的核心部分,并已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关键问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科教兴国远大目标的实现以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既包含着公众与科学家的互动,也包含着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一书,对我国当代科学普及的内容、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讨。     

后信任社会的形成与应对

信任对于维系人类的认知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下,传统的人际信任已然无法应对科技不确定性,这就催生了以专家系统为核心的系统信任机制.但是,在后常规科学和后学院科学范式下,专家系统可信性的基础——专家专长的真理性和专家行为的至善性,面临着失灵和失范.如此,面对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公众需要依赖专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