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天仪”考

对“浑天仪”一词的历史渊源,以及“浑象”“浑仪”两种仪器的取名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试图理清“浑天仪”一词在历史上使用与演变的线索。并比较和分析了现代部分辞书中“浑天仪”条目的解释,按学术界和日常使用现状对“浑天仪”一词的界定提出见解。     

“浑天仪”考

对"浑天仪"一词的历史渊源,以及"浑象""浑仪"两种仪器的取名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试图理清"浑天仪"一词在历史上使用与演变的线索。并比较和分析了现代部分辞书中"浑天仪"条目的解释,按学术界和日常使用现状对"浑天仪"一词的界定提出见解。     

“学科”考

在汉语中,“学科”一词古已有之,但原指科举考试的科目。现代意义的“学科”来自日本,最早见于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的一份手稿。手稿刊印后“学科”一词得以流行。后来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也使用了这个词。1870年代,“学科”传入中国,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现在“学科”在日语中有3个义项,汉语也如此,所以这个词是中日两国共通的词语。     

“心房”“心室”考

西方有关人体解剖和血液循环的学说于明末开始传入中国,对于心脏的解剖知识也随之而来。汉语中用来指心脏腔室的“心房”最早见于英国传教士合信的《全体新论》(1851),当时是心脏四腔的统称。后来“心房”传到了日本,意义发生了变化,仅指心脏上面的两个腔室,即atria。下面两个腔室(ventricles),日语用“心室”来指称。20世纪初,日语中的“心房”和“心室”传入汉语。     

“研究院”东渐考

中国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它们不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变革中移植西方科学体制的结果。西方的科学体制有不同的类型,这种移植又是受中国国情制约的社会选择过程。中国科学院现在的通用译名,用英译Chines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中央研     

“重心”“形心”考

“重心”和“形心”是两个科学术语。它们的出现比较早,前者出现于1623年的《职方外纪》,后者出现于1627年的《奇器图说》。两个词都来自拉丁语,分别是centrum gravitatis和centro figure(或geometrica centrum)的仿译。“重心”后来还传到了日本。但“形心”一词,在《奇器图说》之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使用。后来在1935年的一本数学名词汇编中再次出现,但它是《奇器图说》中的那个词的沿用,还是后来另行创造的,现在还不能确定。     

“中华民族”族称考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实际上,这个词,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只有一百余年的时间。     

“兔狲”理据考

“兔狲”并非外来词。“兔狲”得名理据也不是“捕食鼠兔的猞猁类动物”,而是“兔儿般体胖身小的猞猁类动物”,命名由来与“马猞猁”“羊猞猁”相同。     

“本”、“体”、“本体”词源考

英语中“ontology”一词来自拉丁语后裔的法语。法语中的“Ontologie”一词演变自拉丁语的“Ontologia”，而这个拉丁语形式又源自希腊语。对该词的出处，各家说法不一。     

“本”、“体”、“本体”词源考

英语中“ontology”一词来自拉丁语后裔的法语。法语中的“Ontologie”一词演变自拉丁语的“Ontologia”,而这个拉丁语形式又源自希腊语。对该词的出处,各家说法不一。据C.T.Onions(奥尼恩斯)^[1]考证,该词的拉丁文形式为瑞士阿明尼乌派的神学家Jean le Clerc (拉丁文名：Johannes Clericus,1657～1736)所创。词源的复杂性还由于印欧诸语属屈折语,绝大多数词类富有变体形式。于是,拆分这个词并从词源学的角度阐释不同部分的含义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理解途径。Ontologia由onto+ logia构成。ont-是ón的词干,也是einai的现在分词的中性形式。于是,Ontologia 定义为“the study of being”^[2]。有的学者将“-logy”结尾的词当作“-学(科)”来看待,这当然无可厚非,它确实有这层含义,如biology(生物学),sociology(社会学)等。但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logos”。“-logy”代表法语词缀“-logie”、中世纪拉丁文的“-logia”、希腊语中的“-logia”;因此,“-logy”的含义不仅以lógos(discourse话语或逻辑推理,speech言语)为基础,同时又包含log-(作为希腊语词根leg-,或希腊语词légein表示gather,choose,say,speak等意义)的意思。因此,-logia在词源学上有两层意义：(1)以如此方式“说”(saying,speaking),如brachylogy(用语简明),eulogy(颂词),tautology(同语反复、赘述);(2)从事某学科研究的人(由-logos 标明,如以-logist,-loger结尾的词);或指某一学科或研究。作为学科名称,这类词的第一个成分是“具体名词”,而后加字母“o”,再以-logy结尾。例外的有：petrology(岩理学)和mineralogy(矿物学)。当代以-logy构成的词总是意味着与-logic (法语是：-logique;拉丁文为：-logicus;希腊文则是：-logikós) 或与-logist相关。与表音的印欧诸语不同,汉字的构(字)词手段有：象形、表意、指事、会意以及表音。“本”就是指事字。指事是通过用象征性的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上符号来表示某个词。《说文解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从下”。段注：“本末皆于形得义,其形一从木上,一从木下,而意即在是”^[3]。“本”字在甲骨文中形状为上部是树(木),下部三个圆圈指“树的根部所在”^[4]。(后来点变成一个短横,指出这儿是木的根,合起来指“树的根部”,与“末”相对。“末”是木上面一短横,指出这儿是木的末梢。于是,“本”表示事物的根源或基础^[5]。《书·五子之歌》言：“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论语·学而》中更有“君子務本”之说。由上述基本义引申出不同的意义和生成不同的词,如“本币”、“本家”、“根本”、“基本”。由本义还引申指“原来的”,如“本地”、“本行”。同时,也可指“自己方面的”,如“本人”、“本身”。与哲学中的“本体论”靠得较近的是《管子》的作者在《水地》中写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本”还用来指“身体、体质”。陶潜《答庞参军》诗序：“本既不豊,復老病繼之”。“本”字的这层意思又与下述的“体”字的本义相通。“体”则是形声、会意字。形声字是半表意,半表音的。会意是用两个或几个字组成一个字,把这几个字的意义合成一个意义。“体”字从骨豊(lǐ)声,指人的身躯(體),身躯靠骨骼支撑,故体从骨;又因“豊”为“盛丰厚祭品以祭神灵的礼器”,有“丰厚”义,人的身躯除骨骼外有丰厚的肌肉等,故体从豊声并会意。“体”本义指“人或动物的身躯”^[6]。《礼记·大学》：“心廣體胖”。同时也可用来指“肢体”,如《诗·鄘风·相鼠》中有“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身体”、“掩体”、“体重”等词也是从本义引申而来。同理,“体”也可指盛在“豊”中的“牛羊猪的躯体或其切块”,如《仪礼·公食大夫礼》：“載體進奏”。郑玄注：“體,謂牲與腊也”。“体”字往往是通过假借、引申从而拥有不同的意思。通过假借,“体”代表“形体、物体”。如《易·繫辭下》：“隂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孔颖达疏：“若隂陽不合,則剛柔之體無從而生。以隂陽相合,乃生萬物,或剛或柔,各有其體”。由本义假借指“事物的本身或全部”的词还有：“体系”、“主体”、“实体”等。“体”又假借指“形式、规格”,如“体裁”、“体例”、“正体”。“本体”一词可指“事物的原样或自身”。《后汉书·应劭传》：“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又有《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本体”一词还用来表示“原来的体制、格局”。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余按周處此志……更為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还可指“主体”,意思是“根本的”。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佛教称诸法的根本自体或与应身相对的法身为“本体”。《大日经》卷七：“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 与“本体”一词在词源和语义上关系密切的词尚有：体用和本根。“體用”一词则指本体和作用。中国古代哲学以“体用”指事物的本体、本质和现象。《周易参同契》卷下：“春夏據内體……秋冬當外用”,也就是以“体”指世界本源,“用”指“体”的表现和产物。近代改良主义者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学为思想根本,以西学作为实际应用。严复在《原强》中说：“且一群一國之成之立,其間體用功能,實無異于生物之一體,大小雖殊,而官治相准”。这明显反映出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也是与西方本体论较为接近的。“本根”原义指草木的根茎,因此也用来比喻“事物的基础”。《左传·文七年》中就有“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之说^[7]。与该含义相近的还有“本原(源)”、“本始”等。这又与“本”字的含义“原始、本原”相通,如《禮·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当代学者称为“本根论”的来源之一正是《庄子》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不难看出,古人常把天地万物的“本根”诉诸于某种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上述阐释说明了“本”、“体”、“本体”三者之间在词源以及语义上的关系。至于将“ontology”翻译成“本体论”是否得当和贴切还得从我们自身的观察视角来判断。当海德格尔声称：“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logos既有逻辑推理也有言语表达的含义。同样,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最初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就不为怪了。形而上学不就是深究“physics”背后的真谛吗？《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为何者？就是古人追寻的“本”或“始源”？“器”(“体”)在道中？《楚辞·天问》：“阳阴三合,何本何化”？海德格尔也在问：如果人类意识具有所“是”的本质,“是”必须具有什么特征？“本”与“体”在语义上的互动,而不是绝对的二分,这或许是词源学上考察“本”、“体”、“本体”所能揭示的重要启示之一。而追“本”寻“根”永远是探索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的最主要途径之一。Paul Ricoeur(里克尔)说过：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种政治病态。     

“赫森论点”真实意图考

苏联科学问题研究专家格雷厄姆教授提出赫森论点的真实意图可能与文本含义恰恰相反,针对这一观点,本研究通过对赫森生平和前期论文的回顾,辅之1931年以后赫森与英国科学作家克劳瑟的往来书信,认为格雷厄姆教授的猜想是站不住脚的,没有证据表明赫森事实上不同意自己在1931年论文中表达的观点。但赫森的论文在屈从政治压力的同时仍与苏联当时的主流观点保持了距离。绕开《原理》中的科学知识内容,批评其神学内容的社会根源也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斗争策略,是对自然科学内核的一种变相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赫森的前后工作并没有完全断裂。     

“白疕”及其相关病名考辨

“白疕”最早见于王肯堂《证治准绳》,但系指一种症状。作为独立的病名则最早见于祁坤《外科大成》,现被作为规范病名来使用。中医古籍中的“牛皮癣”相当于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进入中国后,使用了“牛皮癣”来指代银屑病,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混乱。“疕”最早见于青铜器“昆疕王钟”,甲骨文中实无“疕”字。《诸病源候论》中的“干癣”“狗癣”“白癣”与白疕相似性较高,“松皮癣”“风癣”“白壳疮”“银钱疯”在中医古籍中的记载与白疕差别较大,不宜视作白疕的曾用名。     

明中后期“候气之争”本末考

在候气法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明中后期乃一关键节点。候气法在明初随《律吕新书》被纳入官方乐学体系,对候气法真伪的讨论即在此背景下展开。据诸家议论,可依时序为经,学派为纬,将论争过程归为成化、弘治时代,正德、嘉靖时代,隆庆、万历之后时代三个阶段。朝廷礼乐制度演变及诸家学派话语消长则是影响论争的重要因素。     

西瓜初传中国新考

本文认为《经行记》所载的末禄国寻支瓜就是西瓜,唐朝杜环是史籍中第一位在域外目睹、食用并记录西瓜的中国人。五代时期的胡峤是史籍可考的第一个在中国本土食用西瓜的人,他“始食西瓜”在辽大同元年(947)秋夏历八月十五日前后,具体地点为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政府驻地天山镇附近,来源则是天赞三年(924)“拔浮图城”时“契丹破回纥得此种”。浮图城的西瓜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西州回鹘都城高昌(今吐鲁番)。契丹(辽)“以牛粪覆棚而种”西瓜之法源自汉地,这是一种风障和温室覆盖相结合的栽培方法,对传统蔬菜保护地栽培技术进行了移植和发挥,且种瓜者当为汉人。洪皓最早将西瓜成功引种到江南,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夏历八月。中国南方最早种植并收获西瓜的时间在绍兴十四年(1144)。出土的西夏文献汉文《杂字》所载“大石瓜”即为西瓜,来自所谓的“大石国”,即喀喇汗王朝。此“大石瓜”与契丹所得西瓜同源,均在893—915年间由萨曼王朝向喀喇汗王朝传入。     

《洗冤集录》“监当官”考

《洗冤集录》"条令"部分出现的文字"监当官"的意义并不明确。目前为止,学者们大都认为它指称本职与临时代职的官员。然而,这种观点与相关史料的字面意义相冲突。相反,这些史料表明"监当官"系一种职官。宋史学者的研究表明,"监当官"主要是在城市、集镇等大量设置的主管商税征收和特种商品专卖等事务的州或县的官员。文章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条令"规定的临时代理验尸官职能的"监当官",应是局限于县城的主管经济事务的该类官员。     

“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

根据笔者近十几年来在国内外收集的相关史料以及对数位重要当事人的访谈,本文对"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的发端和衍化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考察。文章首先回顾了苏联的相对论批判和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展的全国性学习唯物辩证法运动,以及二者对当时中国青年思想的重要影响,然后论述了该批判组的发起和组织过程,并结合一些已知的批判组成员的相关经历对批判组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探讨。接着,笔者仔细考证了毛泽东和陈伯达与"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关系,并着重讨论了20世纪中期海外反相对论思潮特别是艾弗斯、丁格尔和雅诺西三人的著作对批判组的影响。最后,文章分析了中国"相对论批判"运动的思想根源,并尝试总结了相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本研究表明,"文革"期间对狭义相对论的错误批评源于对辩证唯物论的教条主义诠释、对相对论理论的误解以及缺乏对相对论发展历史的全面了解,而其中有些批评意见也暴露了中国相对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短板和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反思和探究。     

科技期刊中“细颗粒物”符号表示方法调查与分析

通过调查近20年与"细颗粒物"相关的期刊论文,以及有关"细颗粒物"命名的研究,分析认为"细颗粒物"合理的符号表达形式应为PM2.5。     

达尔文涉猎中国古代科学著作考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在奠定与充实其生物进化论过程中，曾广泛利用中国资料。但他利用这些资料的情况并非总是清楚的。本文试图将他获得中国资料的西文书刊与中国原著内容加以对比，展示达尔文利用《齐民要求》、《本草纲目》、《便民图纂》、《三才图会》、《七修类稿》、《康熙Ji暇格物编》、《大唐西域记》、《周礼》、《康熙字典》及《竹谱》等10部中国古籍的过程细节。在作这项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试对达尔文英文原著作出某些文字校勘，并提供其著作中某些段落的新译文，供国内外同行参考。文内给出中西有关史料的原文。     

中国与“世博会”

世界博览会,中国人在19世纪末上世纪初曾经叫做“炫奇会”、“赛奇会”,后来叫做“万国博览会”。一直到不久前,我们还以为第一个有幸参观“炫奇会”的中国人是清末洋务运动著名的先驱者王韬（当年负罪逃亡海外的他在法国适逢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     

《茔原总录》与“磁偏角”略考

《茔原总录》题宋杨惟德撰,是研究古代风水术与丧葬礼的重要典籍,且因其中提及罗盘与丙午针的使用及磁偏角的问题,而被学界视为最早记录磁偏角现象的文献。然笔者据《茔原总录》的著录情况、篇章内容以及与北宋《地理新书》的比较,认为此书乃后人托名所作,其成书时间当在宋末元初,而非旧传撰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的杨惟德之作。其中关于磁偏角的记载亦较晚出现,实际上糅合了胡舜申《地理新法》中记载磁偏角的内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