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人对伽利略的科学史书写

伽利略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为普罗大众所熟知。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文字中,他零星地出场过,但随即销声匿迹。直到19世纪后期,基于晚清学人对他的科学史叙事,他才真正被中国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同时,通过书写科学史中的伽利略,他身上附着的科学知识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得以传播,构成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一种独特方式。     

明末西方流星、彗星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流星、彗星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播科学知识的一个案例,由此可以观察到晚明来华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模式和中国学者对西学的接收模式。通过梳理和解析相关著述文献,可以发现,西方流星、彗星观念最初是作为气象学知识被引入中国的,但第谷大彗星的发现使得西方天文界对彗星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教士们的传播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明末学者熊明遇等人在融合中西传统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接受了作为气象学知识的西方古典流星、彗星观念,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解释自然的方式;而重归天文学领域的西方彗星观念却并未在中国学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西医教育之发端:天津总督医学堂

天津总督医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西医学校——北洋水师医学堂的前身。这所学校的成立,对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植根,意义重大。在这所学校的成立过程中,伦敦会的传教士马根济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探究了这所学校成立的真正原因和历史过程,认为这所学校的成立,军事上的原因是最主要的,而并非是李鸿章信奉西医的结果。文章分析了学校的教学情况,认为当时在天津的传教士们,为这所学校提供了最新的教材和先进的教学设备,而且,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相比于其它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享有特殊的待遇。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学生在毕业以后,出路并不理想,学校也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因此,这所学校主要的意义在于它的象征性,它是中国西医教育的发端,开拓了中国西医教育领域中西合作的新模式,它起步艰难,然而意义不凡。     

“显微镜知识”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西方光学知识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大量地传入到中国。除了近代西方光学理论知识外,还包括西方光学仪器的相关知识。显微镜是西方光学理论中重点介绍的光学仪器。显微镜的知识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西译中述"方式进行传播,其内容主要涉及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功能以及使用方法。傅兰雅撰写的《显微镜说》一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本著作向中国人传授了如何正确使用显微镜的方法。显微镜在中国的传播深深地影响了像康有为这样的知识分子。     

晚清摄影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传播——以杨昉及其摄影活动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沿海城市,直至60年代才进入北方,而在此之前山西人杨昉已开始了摄影实践,其所使用的摄影方法详细记录于手稿《朗山杂记》中。通过对其摄影技法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杨昉是较早学习并改良西法摄影技术的人士之一,代表了中国早期摄影技术发展的水平,促进了摄影技术的理论化与规范化及摄影化学知识的传播。探究杨昉及其摄影活动对厘清摄影术及西方光化学知识在晚清的传播过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最早的铁路用骡马拉

在中国,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景象,再次说明了铁路在现代运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其实,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是1825年在当时最发达的大英帝国开始投入营运。铁路出现不久,关于铁路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随着西方商人、传教士在19世纪30年代末传入中国。然而,铁路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却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过程,甚至是颇为激烈的政治斗争,铁路的修建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文明对传统中国社会冲击的一个典型缩影。     

晚清来华西人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的争论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的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有所研究,但他们更关注于起源问题,且受到考古学、人种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等研究领域的影响,从而得出源于本土、巴比伦、印度或其他文明等不同观点。本文依据艾约瑟、湛约翰和艾德等人在1884-1888年间发表于《中国评论》上的相关论文,回溯他们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巴比伦起源的争论过程。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传教士的反鸦片活动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晚清时期,西方在中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严重危害。因为传教士是西方人,所以经常有人认为传教士也是进口鸦片毒害中国的中介之一。但事实上,西方传教士曾在中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鸦片活动,包括为中国鸦片成瘾者提供戒除鸦片的医疗服务,开展禁绝鸦片的社会宣传和社会运动等。这些行动不仅推动了西医医院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显著提高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医疗技术和西方药物的接受程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良。西方传教士的反鸦片活动为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阻碍西方科学技术东渐的若干因素

本文叙述了17－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东渐的过程及影响，认为历法为主的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传教士科技活动的二重性等是影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的重要因素。     

营养学知识传播与营养话语的近代建构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营养学知识在中西交汇的背景下,首先以传教士为媒开始在中国传播;进入民国以后,营养学知识在知识来源、传播方式等方面均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知识生产与实践构建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营养学话语。其中,食物是由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营养素构成这一观念逐渐被广泛认同,并以“健康”之名渗入国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营养学还被塑造为一种政治观点,将其与民族国家建设联系起来。在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营养学逐渐被建构成为一种科学、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话语。     

伟烈亚力的中西代数学比较及其史学渊源

19世纪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除了与中国算学家李善兰合作翻译德摩根《代数学》,正式引入近代西方符号代数并产生重要影响外,还撰写了《中国科学略记·算术及代数学》等著作,对西方和宋元时期的代数学做出比较。文章对比了《略记》、《代数学》中英文序言和其他西文文献,同时考察了伟烈亚力旧藏的中算书籍。受英国实用知识传播学会和学会出版物影响,伟烈亚力从棣么甘(今译德摩根)为《便士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数学词条等中获得了西方代数学和代数学史的知识视角。在宋元代数学方面,清代学者易之瀚、罗士琳的《四元释例》应该是伟烈亚力的重要参考书。《四元释例》对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和四元术等基本规则总结和阐释,在伟烈亚力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并成为其中西代数学比较得以深入的关键。伟烈亚力的数学史观也受德摩根等人的影响:其撰写中国数学史的目的着眼于对当下数学知识理解、研究和宗教传播两方面的实用意义,并体现在《略记》发表后伟烈亚力的数学翻译出版当中。     

科技史视域下19世纪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博物学典籍的译介——以卫三畏对“本草纲目·蠮螉”条目的翻译为例

19世纪中前期,西方人通过创办英文报刊向西方介绍中国,博物学知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中对“本草纲目·蠮螉”条目的译介为案例,在概述《中国丛报》译介中国博物学典籍的基础上,从科技史、译介学等视角,探讨19世纪中前期来华汉学家对中国博物学知识的报道.卫三畏等19世纪西方汉学家在培根“新...     

听诊器与西医医疗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1844-1910)

听诊是19世纪西方医学发展出的新的医疗技术,利用听诊器医生得以"看见"病人体内的病情,并予以辅助治疗。它是当时西医诊断胸腔疾病最有效的技术。19世纪中叶西医传入中国之后,听诊器与听诊技术也随之进入中国,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最初也是通过听诊接触西方医学。本文探讨西医听诊器和听诊技术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指出其对于西医在近代中国立足的重要性:一方面,听诊与中医四诊中"闻诊"的相似性,是传统中国人接受西医听诊的关键,另一方面,西医听诊的"优越性"又是西医进入中国以后,得以建立自信,进行医疗扩张的有力工具。     

近代早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物理学交流

中国明代末叶至清代末年，与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在历史年代上相当。其间，两国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与影响。１７和１８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包含物理学知识的著作传到日本。１９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来华新教传教士译述的一些物理学书籍在日本被注释翻译，甚至用作教材。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两国之间科技交流的态势发生逆转。２０世纪初，中国根据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翻译和编译了许多书籍。同时，中文物理学名词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日文汉字译名的影响。     

论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传播模式

晚清时期,近代西方科学技术通过传教士、学堂教育、留学生、译书出版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新式医院的开设扩大了科学传播的受众,近代企业的兴办为科学技术传播提供了强大动力,学制的确立从制度上确保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与它在西方的传播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     

抉择与羁绊：对晚清中国社会接受近代机械工程技术的思考

明末清初,传教士开始将西方科技介绍到中国。1723年雍正帝下令驱逐传教士,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又发禁海令,实行闭关锁国。从此至19世纪中期,正是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迅速发展的时期。鸦片战争后,近代科技又逐渐传入中国,其规模是空前的。这一传入过程十分复杂,各学科的情况不尽相同,但都遇到了一些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原因何在?学术界众说纷纭,论著甚多。本文仅就中国社会接受近代机械工程技术作初步的探讨。这里笔者所理解的机械工程技术包括机械理论、设计方案、工艺方法、技能、技巧、经验,以及工具、仪器、机械设备、机械材料等。     

新书介绍:《钱伯林中国考察档案汇编》

正张雷主编:《钱伯林中国考察档案汇编》,上、下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6月,600页,980元,ISBN:978-7-5077-5014-01922年丁文江总结美国学者的三次中国地质考察。第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和探险家庞培里(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华北考察;第二次是1903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在卡耐基研究所资助下考察中国;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探险家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带     

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十六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入中国上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获得很大成功。在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中,以天文学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天文历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正是通过参与修撰历法和主持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才使耶稣会士打通了进入北京宫廷的“通天捷径”。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动机,已有许多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的     

西方生物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16世纪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附带传入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西方生物学知识最初见于中文著作中的是《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其中第5至第7章介绍了各地草木、禽兽等生物学内容。虽然传教士本身并没有带入多少生物学知识,但是这一工作却意味着中西科学技术合流的开端,它促使中国与世界生物学汇成一体。鸦片战争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同时,大批传教士纷至沓来,也夹带了一些包括生物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洋务派,奏设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聘请西方人士大量翻译出版科技书籍,开始了西方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