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视域下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主体分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主张作为实践的科学技术活动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人,也包括非人的存在与力量。本文以ANT为理论基础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多元主体进行分析,指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主体既包括科学共同体、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人类行动者,也包括用户需求、战略部署、资金投入等非人类行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技术创新主体进行主客二分式的传统研究,有利于打开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主体黑箱,破解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主体动力源,对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 建设现代化强国

本文分析我国科技发展的状况及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探讨21世纪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和科技发展的前景，指出要解决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必须明确科技与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作用，强调科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动力性和先导性作用；科技发展应体现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必须加快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步伐，以信息、知识和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文化强国战略视域下的科技文化研究——第九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九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18日至19日在福建农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和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福建农林大学承办.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党校、军队院校、科协等有关单位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科技文化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现将其中一些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的社会化、政治化和经济化,其本身的不确定性的后果以放大的形式在社会范围内扩展,使人们生活在一种风险社会的情境之中。实际上,风险既是一种人们的自身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可能性因果联系,又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为了应对高科技风险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威胁,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责任伦理。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危机教育

现代化在快速推进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高风险和多危机的阶段。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外源后发型现代化面临着更高的社会风险，并且西方国家各种历时态出现的社会风险共时态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在高风险和多危机的社会中继续推进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必须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教育。要转变传统教育理念，不断强化危机意识；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增加危机教育内容；采取强制教育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危机教育。     

生态风险视域下林木转基因技术的“负责任创新”

当前,以"创造"优质林木新品种为目标的林木基因工程,已成为继农业基因工程之后的又一次创新热潮,潜在着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预期,同时也面临着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态风险。我国的林木转基因技术创新居世界前列,但在伦理责任规制方面却存在一些不足,一个可能的有益选择是:运用"负责任创新"(RRI)理念方法和行动框架,进行林木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责任规制及政策优化,寻求其生态风险的最大化规避。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技术权力与规制

技术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技术的力量存在于实践之中,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特征。在技术与资本互动建构的"市民社会"中,技术展现为感性存在的支配与控制力量——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具化为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建构,共同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之中。其中,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主导着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需要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生命权力三个维度对技术权力进行规制,从而展现新型现代性技术文明。     

“后信任社会”视域下的风险治理研究嬗变及趋向

传统社会构建基于权威和个体信任,现代社会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确立系统信任,尤其是专家系统信任的过程,信任品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风险使人类步入了"后信任社会"。后信任社会对专家角色、互动机制、政策框架进行了重构,风险研究呈现出新动向,表现在:由专家诠释风险转向风险感知构建的公众参与;由单向风险沟通机制转向风险沟通的多元互动机制;由外在的风险管理转向内生的风险治理模式。运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风险展开多维度研究,反思"后信任社会"的风险机制,构建转型期的社会信任体系有助于增强风险感知、促进风险沟通和风险治理政策制定,对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视域中治理术的技术化批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

回溯治理术的技术化嬗变,批判其发展至现代性治理的异化逻辑,揭示其形成、巩固并遮蔽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异化症候的实质,形成在社会技术哲学视角反思现代性治理、超越现代性的重要视域。在此一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是"与"应当",形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现代化的科学指南,指导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形成其根本遵循的人民逻辑和共治共享的实践原则,确证着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是通过超越现代性治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实践。     

困境与超越:教育现代化视域中信息素养提升的思维向度

"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四类教育:突出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信息意识教育;巩固法治思维和人本思维的信息道德教育;培养计算思维和模糊思维的信息知识教育;强化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信息能力教育。把握提升信息素养的思维向度并努力超越技术的奴役困境有利于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虚拟现实实践视域下的身体与技术关系探析

现代技术以一种自主性的力量渗透到人的现实生活中,对人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同时也将对人和技术的关系带来新的挑战.本文在梳理技术哲学发展史上几种关于身体与技术观点的基础上,对虚拟现实实践场景下身体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思考.作为当代技术信息的一种新的符号形式,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沉浸式的交互环境,...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的现代化

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特点及局限性入手,展望了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开发的新趋势、新特点,并为此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相应措施,包括:转变观念、加强创新、增加投入、建立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等.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知识论视域下的反运气直觉与运气的本质

知识论中普遍认为,知识与运气是不兼容的,这形成了"反运气直觉".在反运气的知识论工作陷入僵局时,知识论学者开始认识到研究运气的本质问题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主流的观点有运气的概率观、模态观和控制观.对于运气事件而言,概率观的低概率条件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模态观的缺乏反事实稳健性的条件是必要不充分的,而只有运气的控制观通过...     

算法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分类与哲学思考的进路

算法是已阐明的涉及数学的唯一基本认识论概念,其本质是"确定性递归",迄今已经历了一个从有限性、递归性、统计性到实践性算法的拓展过程,而人工智能(AI)的核心是算法,其功能是依循算法通过计算解决复杂性问题,则AI可相应地分类为有限性AI、递归性AI、统计性AI和实践性AI,现今所设想的通用AI是此四类AI的混合体。同时,以算法为桥梁可沟通AI和哲学,开辟对AI进行哲学思考的算法进路:AI依算法展开的计算过程可指向、趋近实无限的彼岸世界,AI的工具价值实际上就是一个"确定性递归有限展开"的价值,算法及其展开是语言、是认知,算法本身也是方法,循此进路可对AI的绝对边界、工具价值问题、还原论的彻底性、智慧的本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形态共鸣视域下集体潜意识新维度与方法论价值

本论文主张在人类漫长的遗传进化过程中,形态共鸣通过形态形成场积累不同的行为习惯和文化习俗,并深入根植于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人的意识通过形态场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形态共鸣不仅影响人类的意识和潜意识,乃至生活事件,在生物界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形态共鸣理论也会引领心理学范式发生变革,拓展心理学边界,理解心理学观,更新心理学研究方式,提升心理学方法论研究生态学效度。     

“约定”视域下的意义整体论与认识论的还原论之争

以奎因的理论为代表的意义整体论和以卡尔纳普的理论为代表的认识论的还原论之间存在着论争。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分歧在于应当从内涵性还是外延性的角度对语言系统进行分析,然而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是由于两者所采取的"约定"策略不同。研究约定视域下的意义整体论与认识论的还原论之争,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的语言与认识之间的关系。     

存在论与诠释学视域下的技术哲学——海德格尔论技术的本质

后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规定可以看成一种"技术存在论",技术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本质。相反,早期海德格尔则试图营造一种"技术诠释学"。与学界将两者对立的通常做法不同,笔者建议,将两者看作两种互相关联、互相统一的技术哲学。而要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则必须回溯到早期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techne[技艺]概念的阐释中,突出技艺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和解蔽方式的意义,突出技艺与明智的区分和联系及其中蕴含着的诠释学原理。     

工程哲学视域下“工程”与“engineering”的转译不对称分析

中西方工程研究者们在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依旧各执一词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双方将"工程"与"engineering"进行直接对译并按照自身文化语境中赋予源出语的涵义来理解译入语,阻碍了彼此真实意图的表达。通过将两个概念重新置于各自内生历史文化场境下进行概念史考察,一方面揭示出二者在涵义上的不对称,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双方学者所坚持立场的逻辑起点。最后考证了"工程"与技术史学概念"technological system"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