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竺可桢与中国科学社

竺可桢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并始终为该社的骨干,为其事业的持久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他在《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普及科学常识,传播专业的科学知识。他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呼吁社会重视科学研究,为推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拒斥“无”和“有”生于“无”——海德格尔论科学中“有”和“无”的问题

在科学看来,应该得到研究的只是作为有的存在者,无作为非存在则是应该被排斥的东西,因而不愿与闻无。海德格尔对此予以批判,他认为,科学的这种认识是由于科学对无的误解造成的,科学在无的问题上是无能的。实际上,无就是存在之无化,科学恰恰是以这个无为基础的,在本质上归属于无。为了克服科学本身的缺陷及其带来的危险,必须超越有而进入无,由此把握存在者整体,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科学建模的两种观点

关于科学建模有两种典型的观点,一是"系统派生观",二是"零碎借贷观"。前者认为,科学表征模型可以在原理模型(即科学原理)的基础上系统派生出来;后者强调科学家的科学建模活动实际上是从各种理论中选取所需要的部分进行创造性构造的过程。从以往的争论来看,这两种观点似乎各有侧重,不分胜负。但本文试图结合科学建模的案例论证,后者完全可以替代前者,不仅因为它比前者更符合科学家实际的建模活动,解释前者无法解释的现象,而且可以容纳理论派生模型的案例。     

“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

自"科学"概念代替"格致"以来,在追求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历程中,在"救国→兴国→强国"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经历了"革命性语境→政治性语境→经济性语境"的社会语境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意涵的理解经历了"知识→价值→文化"的逻辑转换,折射出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的逻辑进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对新科学观及和谐文化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Science”与“科学”的结合——试述辛亥革命前科学知识在中国之躁动

在所掌握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描述辛亥革命前半个世纪,Science在中国转变成科学的观念,并且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期逐渐形成科学知识的表现,以及在当年出版1800多部科学知识图书和期刊基础上,所广泛展开的知识深度。更进一步通过当年推行科学知识的先行者所做出的贡献,介绍科学思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理解、如何诠释。尽管当时中文很缺乏表述科学思想的词语,但开创之功永标青史。     

试论“殖民地科学”

本介绍了国外“殖民地科学”研究的情况,对“殖民地科学”的特殊、方法、演变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日本“殖民地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指出了“殖民地科学”研究了现实意义。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

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的讽刺之作的发秀,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的祛魅——论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抛开哲学层面的一般争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关系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评论.从中不难看出,在近代科学刚刚诞生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科学的地位以及科学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微妙的变化,这对于我们透彻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有所裨益.     

科学编史学视野中的“科学革命”

(一) 目前,当人们谈及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的成就时,不论是在科学哲学家还是在科学史家,乃至一般公众中,“科学革命”已成为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在我国,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库恩(T.S.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被译介之后,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或按西方常用的术语,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史中的一个常用的“隐喻”)更是有口皆碑。然而,当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一定总是对此概念作了明确的限定,使之具有前后一贯并且为     

后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科学战”

1996年,美国物理学家索克发表那篇著名的诈文后,在全球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后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科学战”。本文对这场论战的起因与内容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认为导致这场论战的认识论根源于后现代思想家夸大了科学实践的相对性,解决这场论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好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与社会历史内容之间的关系。     

科学危机与“追问技术”

科学危机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科学真理危机、科学价值危机和科学生存危机。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是科学价值危机,他对这种危机的批判与解决是要通过技术的本质揭示和“追问”来达到。他的观点和途径存在着根本性缺陷,目的也难以达到。     

洋务派科学观之反思

19世纪6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引进并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应用于近代工业。反思洋务派的科学观,具有时代发展的特殊烙印:渐进性、表层化、功利性,科技人员工匠化,科研活动断层化。尽管存在诸多不足,洋务派的科学观仍然在科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传播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解读

唯物史观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决定了真正的科学绝非纯粹的关于自然的物的科学,而是"关于自然的人的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即历史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