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数学发展之衰落及其出路的选择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至明代出现了"衰落"状况。科举科目变化、政治因素限制、社会思潮变迁、教育制度改革等元素,成为"衰落"的外在诱因。而数学发展自身失去前进动力,象数学成为社会批判对象,则成为"衰落"的内在缘由。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中国古代数学开发出两个创新路向:珠算学与中西数学会通。前者突显出作为工具性数学的实学、实用特质;后者引发出数学发展的一系列"嬗变":内算与外算地位互换,数学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大批新式"会通"著作涌现,数学学科的社会重视程度上升,规划出后世数学发展方向等。     

再谈"中国古代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率''''"--与蒋谦、李思孟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数学虽然有过辉煌的成绩,但中国古代数学与黄金分割无内在联系,蒋文[1]搞混了黄金分割的本质,把"河图"、"洛书"、"贾宪三角形"、"五运六气"等与没有逻辑关系的黄金分割率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黄金分割率在中国古代数学中早已有之,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误断.     

数学文化热:历史、意义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数学界开始讨论数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直至"数学文化"进入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数学教育界兴起了一场"数学文化热"思潮,这种思潮的研究与发展促进了数学学科自身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融合,对中国数学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在数学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还要不断加强数学文化理论层面的规范性研究和实践过程的经验性总结,同时还要强化中西数学文化传统比较和价值观层面的精神引领。     

对中国近代数学落后原因的分析

中国数学在古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到近代却落后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1）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数学去解决了，因此就不能再推动数学前进了。（2）中国古代数学的主要动力天文学，到了近代基本上耗竭了。（3）中国数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变得极其微弱。这三个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中国近代数学的落后。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曾产生过积极效应,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秦九韶本着"数与道非二本"的观点,在"大衍求一术"中将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体现得十分充分。在中国传统科学中,天文历法与数学的紧密结合本身也体现了这两个领域之间需要思想互动。二者的互动研究对于开辟从文化史研究数学和从科学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视角富有启迪。     

《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

《周易》的占筮过程是一个计算过程,因而《周易》的发展是以一定的数学知识为前提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又有重大的影响:使中国古人形成独特的“万物皆数”的数学观,《周易》的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思维取向,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应用数学;《周易》“命筮取数”的方法,促使计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核心,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计算数学;《周易》的以卦象为工具的“唯象思维”的特点又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离散数学。     

以物理学观点评中国古代数学著作

该文从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梳理出与物理学相关的某些算题，它们的物理内容包括运动学、斜面、螺旋、堤坝设计与汉体静力学、固体的比重、横梁高宽比数等。从历史观和价值观上分别对这些算题作出评述，同时也对古代数学与物理学相关性作出评估。     

刘徽的数学理论

一、中国古代数学是有理论的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几十年来,由于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先生对中国古代数学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国际学术界,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没有成就以及中国的数学著作都是在外来影响与启发下完成的等错误看法,已不断得到纠正。一些公正的学者用大量的事实指出上述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1959)中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仅有许多项目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遥遥领     

理想与信念:西方数学发展的精神动力

理想与信念是西方数学发展的精神动力。数学信念的确立、维护、纠正和再立的过程,是西方数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数学理想与信念,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中世纪至近代的"上帝按照数学设计了世界",再到现代的"数学内在的协调与逻辑美",展示了数学发展中理想与信念的强大驱动作用。     

从“古为今用”到“丝路精神”:吴文俊数学史观的形成与演变

吴文俊的数学史观,来自他对中国数学史的独创性研究。在"古为今用"思想的引领下,开辟了数学机械化的新领域,让中国古代数学为世界数学作出新贡献;"古证复原"原则的确立,开启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时代;"两种数学主流"思想的提出,确立了中国传统数学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2002年,吴文俊指出"丝路精神"的核心价值是"知识交流与文化融合"。因此,"古为今用""古证复原""两种主流"和"丝路精神"构成了吴文俊数学史观的核心要素,是指引新时代中国数学史研究的伟大旗帜。     

中国数学史研究中某些矛盾结论的分析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等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论清代前中期古代数学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

清初中国古代数学重新兴盛起来。它是清代皇帝推动,数学考据法的出现和西方数学引入的刺激等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剖析梅文鼎与焦循两个个案,可以较为深入地理解影响那时数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受之影响,数学教育在社会普及,部分与数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某些思想启蒙,国人的理性精神亦得以孕育。     

数学史家梅荣照传略

梅荣照(1935~2015)是我国著名数学史家。1957年,从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学习和研究中国数学史。1958年至"文革"前,参与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的撰著工作和宋元数学史专题研究,翻译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的数学部分。"文革"后,率先提出研究刘徽。20世纪80年代组织进行了明清数学史专题研究,与李兆华合作校释了《算法统宗》。其研究工作涉及汉代、南北朝、宋元、明清等中国古代数学史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关于刘徽、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研究成绩显著,影响较大;关于李冶、梅文鼎、珠算史与《墨经》中的数理等的研究,有重要建树。     

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

中国古代数学是一种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是一种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数学在经历宋元时期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走向明代实用的珠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目前的研究评价多是暗用了西方古代数学的欧几里得模式的评价准则，因而过低地评价了珠算在中国古代数学中的历史地位。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评价应从中国文化系统的特定氛围出发，运用没有西方古代数学价值观念的评价准则，给予珠算客观的历史评判。     

史料与方法: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思考

自李俨、钱宝琮始,国内外学者开始用现代数学方法整理古代数学遗产,并建立了中国数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起,吴文俊倡导对于中国古代数学的"古证复原",提出了数学史研究"古为今用"的目标。今天的中国数学史研究正向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拓展。从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来看,存在三个互相关联并需要反思的理论议题。第一,辉格解释问题,其实质在于探究现代数学对古代数学的解释限度;第二,史料问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古代数学实作传统的多样性;第三,古为今用问题,它与前两个议题及数学史的学科定位有关。数学史的研究实践正通过独有的方式探讨上述议题,因此长期存在于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之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首届全国现象学与数学哲学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2月20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现象学学会合办的"首届全国现象学与数学哲学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人文楼隆重召开,来自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姚新中院长、中国现象学会陈小文秘书长、中国数学哲学会主任刘晓力教授到会致辞。本次会议同时邀请了中国现象学界、数     

简论中国古代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率"

本文从勾股术、河图洛书、贾宪三角形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数学与黄金分割率的内在联系，证明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蕴涵了黄金分割问题，只是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不像欧几里德几何那样演绎得清楚明白。这一方面说明，中西数学是可以会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古代数学有其独特的路数与价值，任何简单的比附或贬抑都是毫无意义的。     

建部贤弘的数学认识论--论《大成算经》中的"三要"

“象形”、“满干”和“数”,是日本江户时代数学家建部贤弘在《大成算经》中所讨论的三个范畴 ,也是该书的纲纪 ,谓之“三要”。这些范畴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数 ,语言晦涩 ,一直为日本数学史界所忽视。文章从中国数学文化传统出发 ,重新解读这些文字 ,提出一些全新的观点。认为在汉字文化圈数学家中 ,建部贤弘在中国象数学文化背景下 ,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数学科学的本质 ,讨论了数学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性问题 ,并已接触到数学变量的讨论 ,同时对实数系给出了一种分类。其“三要”数理观是汉字文化圈数学认识论的突出反映 ,具有数学哲学意义。     

再论中国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六至七世纪学者对于礼数的不同注疏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于《仪礼·丧服》"去五分一以为带"的注疏、注释,揭示出诸家对于礼数的数理解释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一、贾、孔等遵循注疏儒家经典的做法,把数学知识作为儒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礼数的理解是依据汉字结构,其算法实施不需要筹算;二、甄、李等则重新组织儒家经典以适应当时数学著作的体例,他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礼数,其算法有一个筹算过程。从历史语境来看,这发生在甄鸾扩展数学应用范围,以及唐代政府注疏儒经和注释算经活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国古代数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数学与儒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据《周礼》所载,周代九数是周礼的一部分;之后,九数发展为以《九章筭术》为代表的相对独立于儒学的数学体系;另一方面,至唐代,学者们通过注疏儒经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数学体系。因此,诸家对于礼数的不同注解反映出:儒经数学是儒学天然的一部分,算经数学则是相对独立于儒学的知识体系,尽管甄鸾、李淳风等通过《五经筭术》试图重建数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     

李约瑟难题的数学诠释：数学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尝试

本文从数学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中国古代数学所处的实用技艺的文化层次及其价值取向，以及它与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的差异，进而指出了以西方数学及其数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模式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或者评价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都将会把人们引入一种认识上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