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类视角下晚清西学汇编中物理知识的表达与认知

如何理解两种文化相遇时“本土”与“域外”之间的知识融通是探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重要议题。透过晚清西学汇编对物理知识的本土回应或可发现问题的关键。这些汇编资料再次选择与重述已有西学译书,对传入知识进行二度创造。其中的知识分类呈现出新知与旧识之间的往还,反映出时人对物理知识的认知。西学汇编对传入物理知识再生产的复杂历史情节,显示晚清中国学者对物理学的认识不止由器物上升到学理,还有着以“艺”描述其知识属性,以“测量”“格物”概括其知识领域的尝试。解析西学汇编对物理知识的调适与回应,也是审视晚清物理学本土化的主旨所在。     

“显微镜知识”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西方光学知识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大量地传入到中国。除了近代西方光学理论知识外,还包括西方光学仪器的相关知识。显微镜是西方光学理论中重点介绍的光学仪器。显微镜的知识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西译中述"方式进行传播,其内容主要涉及显微镜的基本构造、功能以及使用方法。傅兰雅撰写的《显微镜说》一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本著作向中国人传授了如何正确使用显微镜的方法。显微镜在中国的传播深深地影响了像康有为这样的知识分子。     

从“舆”“轮”论车的起源——科技史语言研究视角

"车"的起源问题,是科技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土论"与"西来说"的争论由来已久,尚难达成共识。因《说文》"车,舆轮之总名",而"舆"既是构车的基本要素,同时在造字结构上,也表现出极特殊之处,与《说文》车部其他字如轴、辕、轮等截然不同,因此,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今从科技史语言研究视角,试以"舆"解析中国古车之自行起源。又"舆"虽可证,"轮"却难解,故再上溯而得"专"。既知"专",则可明"轮"不害"舆",二者综之,冀为中国古车自行起源一事之翼佐。     

塞琉西、古埃及、地中海数学与《九章算术》之“方程”和“勾股”:偶然亦或显著相似?（英文）

几何图示与算术结构的相似性,往往被作为中国与"西方"之间开展数学知识与方法交流的证据。比对《九章算术》第八章"方程"中某些问题与源自古希腊的相似问题,第九章即关于直角三角形的"勾股"部分与塞琉西的一部关于矩形的问题集,得出如下两点结论:(1)关于一些算术难题(但不含解法)的交流很可能存在——并非"来自希腊",而是来自商贾们的跨国团体,这些算题激发了中国"方程"解法的创生,《九章算术》第八章就是其系统阐述;(2)相反,关于几何问题的交流则不太可能(除了一个可能的例外),《九章算术》第九章"勾股"的系统阐述乃是基于本土的几何学实践之上。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知识的价值之争“淹没难题”与可靠主义的回应

"淹没难题"是近二十年来知识论中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该问题最初由扎格泽博斯基提出,目的在于挑战可靠主义,认为一旦真信念在场,形成真信念的可靠过程的价值就被真信念的价值淹没了。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可靠主义主张的知识就与真信念毫无差异,这显然是可靠主义者所反对的。作为可靠主义者的戈德曼和奥尔森提出条件概率方案和价值自主化两种策略来回应"淹没难题",但是效果不佳。笔者在戈德曼和奥尔森的"反属性寄生主义"的启发下,认为一种消解"淹没难题"的策略是可行的。     

术语“自主学习”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界定

在西方,专家们对"自主学习"这一概念应使用的术语争论不已。文章从纵向角度探析了英语中关于"自主学习"的不同术语及其含义,剖析了不同术语之间的关系,比较了中西文化中"自主学习"的不同内涵,并探讨了正确理解"自主学习"含义的重大意义。     

多尔衮曾被开除“族籍”

<正>只要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宫廷中最激烈的斗争并非如穿越小说描述的那样是后宫嫔妃们的争宠,真正激烈的宫廷争斗还是关于皇权的归处,而且多数发生在兄弟、叔侄等血亲之间,与争宠相比,争斗也更为血腥和暴力。……清入关前,从无传位遗诏当上皇帝的皇太极开始,这种激烈的斗争直到乾隆以后才逐渐减弱,爱新觉罗亲族之间的恩怨在玉牒中也有所反映——"不入玉牒"。《清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波动光学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本文考察"波动光学知识"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在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评析与综述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全面的梳理:首先,介绍"波动光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其次,探寻"波动光学知识"传入中国的途径与形式;第三,对于有关"波动光学知识"的传播内容进行总结,尤其是"以太"与"光浪"基本概念以及"两说之争"内容的中文翻译,从而得出对于这一传入过程特点的认识;最后,阐述"波动光学知识"对晚清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     

显微镜制造的是“公共幻像”还是“实在性”?

显微镜成像问题涉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经验建构论认为显微镜是制造公共幻像的引擎,显微镜成像是否表征微观事物结构应在"经验适当性"原则下持不可知论。实验实在论认为仪器是获得"实体"现存性的重要物质条件,仪器输出的科学事物满足"操作"和"干预"原则,具有实在性。我们尝试以身体知觉为纽结使"实在性"在身体、仪器与世界的动态互构中得以显现,希冀这种"感知—实践"模式能够为"实在性"在存在论意义上提供一种认识论基础。     

直觉：技术人工物二重性“难问题”的新方案

技术人工物二重性及其产生的"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尝试将直觉作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首先讨论"经验转向"中"经验"的本真含义,发现其既包括外部经验又包括内部经验,而这种内部经验在技术实践中就表现为直觉。然后,从对"难问题"的历史考察中发现,对于结构-功能之间的本体论标准已经开始转变,这就为直觉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并由此转入直觉如何将技术人工物纳入到实践层面中的讨论,即把直觉作为默会知识来进行研究,通过形成"实践感"在主体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联系,来表明直觉可以作为技术实践的基础。     

技术知识的“葛梯尔问题”刍议

柏拉图提出了信念、真和辩护三要素的知识定义,该定义无法将各种类型的技术知识纳入其中,且"三元论定义"的"葛梯尔问题"同样也存在技术知识之中。有效性是技术知识的主要特征,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以有效、信念和辩护为三要素的技术知识定义,使各类型的技术知识都统一在这定义之下。技术知识在人的技术实践下,以成功物化为技术人工物作为标准为其有效性提供辩护,且可通过人们的使用进一步检验技术人工物是否有用。对技术知识的定义及"葛梯尔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促进了对技术知识的认识论探讨,而且丰富了技术知识与技术认识论的关系内涵。     

从元方法论视角理解计算模型认知效力问题——明知有缺陷的计算模型能供给我们怎样的知识?

在工程实践中,构建计算模型的约束不仅是求真,可求解性也是重要约束之一,这使得我们建构计算模型所用的方法不能确保模型"正确"地表征物理实在,它们是有"缺陷"的,但何以有缺陷的计算模型却经常给我们提供有效用的知识?本文从科学元方法论视角切入,对此关涉计算模型认知效力的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首先阐析构建计算模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使用的若干重要元方法的"天然"缺陷性;进而,从知识的经验不完全决定性角度论证有缺陷的计算模型提供有效用知识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最后,给出一个具有强解释性的认知新框架——知识域"共生互荣"关系模型,作为对此问题更细致清晰的解释与回应。     

“保证”是什么——国外近年有关图尔敏模型中的“保证”之争评析

把"保证"界定为前提、假设或预设的学者,实质上是在传统论证框架下解读图尔敏模型,这与图尔敏的本意不符;把"保证"界定为一般性陈述的做法,虽然与图尔敏的认识相吻合,但却因未看到保证的承载者在不同语境中的动态变化而与图尔敏具有同样的局限性;把"保证"界定为推论规则的一些学者,误把图尔敏视域下的规则解读为逻辑推论规则,但却拓展了图尔敏模型中的"保证"概念。究其实质,"保证"在不同的论证语境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既可以是一般、特称或单称陈述,也可以表现为逻辑推论规则甚至其他更为复杂的形式,这取决于主张者提出的论证及其对挑战者提出的批判性问题的回应。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论网络知识中的“奥威尔问题”

"为什么证据如此之多,我们知悉的却如此之少",是诺姆·乔姆斯基曾提出的著名的"奥威尔问题"。在网络知识中亦存在着类似的"奥威尔问题":为什么网络空间中的知识和信息如此丰富、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手段如此便捷,我们的认知却如此贫乏、窄化和易于被欺骗?究其原因,主要源自于网络知识和信息及网络环境的独特特性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源自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智能化的选择性推送;源自于人类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认知盲区"。网络时代的人们为了克服网络知识中的"奥威尔问题",应该培育必备的因特网信息素养。     

“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对一项典型蒙古传统科技的性别研究

传统蒙古社会中的"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都具有很强的文化特殊性,而且它们之间密切相关。一方面,养马知识是传统蒙古男性鲜明的性别特征,是他们社会化的必备经历,也是他们男性气质塑造以及性别秩序形成的重要影响要素。另一方面,男性群体是蒙古传统养马知识的主要创造者、使用者、传承者。这种对"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复杂联系的讨论,将把传统科技与日常生活、传统科技与普通民众相互关联起来,从而进一步展现传统科技的特殊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统性别文化的特殊建构过程。     

“疫苗有害论”的“后真理”建构

在媒体和网络所搭建起一个能诸诉个人情感的虚拟平台和空间中,"后真理"通过情感影响力来贬低客观事实,让科学的话语权与公信力逐渐被弱化,让科学共同体与大众之间出现了裂缝,取而代之的是伪科学之类的"劣币"开始流行。如果疫苗有害论之类的伪科学言论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出于情感原因而对下一代做出不可挽回错误。这不仅是个人选择问题,同时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理由为什么不是原因——重新理解“逻辑关联论证”

当代心灵哲学与行动哲学诸多核心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戴维森提出的"行动的理由就是其原因"这一命题。围绕该命题产生了大量辩护与反驳,其中一种被称作"逻辑关联论证"的反驳包含着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直观洞见。本文首先梳理和重构了戴维森对该论证的回应,以便将戴维森的真实观点与某些(可能既来自反对者也来自支持者的)简化与误读剥离开;其次试图重新解释逻辑关联论证,并据此对真实的戴维森因果论做出反驳,论证理由不是行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