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律历研究及律历赋

律历学在宋代受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上展开讨论,绵延百余年,成为中国律学史上最大一次讨论。焦点集中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对黄钟律数、五音二变和历法改革等多方面提供意见,影响直至晚清。宋代律历赋是律历学大讨论的文献补充,它们出自当事人之手,引入宋代新学,针对性、学术性强。涉及了宋代浑仪特征与历法校验;律历革新和求历元法;从易数上推究律历的生成法则、律历一体的造历方法;从义理、性理学说窥测律法等。唐宋律历思想的差异,深刻反映了唐宋文化观念的不同,可以对宋代学术、文化的价值取向窥见一斑。     

天学与神意——从廪给与恩赐角度审视耶稣会士参与崇祯改历的目的与意义

崇祯改历之初耶稣会士所受廪给偏少,在明朝官员的奏请下朝廷增加了耶稣会士的廪给。耶稣会士传播天主教的目的,使他们能够在获得朝廷较少廪给的情况下依然参与改历。     

论宋代天文历法观念的变迁及其对自然科学发展之影响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在宋代发展迅速。宋人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天文学知识,皇帝重视历法、大臣积极参与历法,民间的历算学者们亦特别活跃。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社会生产需要生产者科学知识的丰富,学校教育发展促成历学普及,政府科研机构的增多,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客观促进等。宋朝频繁"改历"行动的背后,既有政治原因的推动,又有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受其影响,宋代自然科学中的天体结构理论,潮汐理论、农学理论等,均获得较大发展。而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受到的益处最大,诸多世界级领先成果亦由此诞生。     

二十世纪国际改历活动与今后趋势

该文评述了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上的改历活动，特别是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两次在联合国讨论改历提案的过程。作者还分析了各种改历方案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指出在现有的新方案中，主要因存在“空日”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因此，不可能在“２０００年启用新公历”。     

中国古代历书之纪年表初探

纪年表是传统历日中关乎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内容。文章运用历日实物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首先考索纪年表这种形式从唐宋到明清的发展脉络。又进一步聚焦于明代大统历日,阐述其纪年表体现制度特征的两种类型:一、追改纪年,即当下朝廷为昭示自身合法性,在纪年表中追改前任统治者之年号纪年;二、改元易号,即造历需要与改元衔接,纪年表亦随之更新年号。最后,文章对中国古代颁历授时传统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诠释。     

王睿、至道、乾兴、乙未四历历元通考

该文依据历史文献上记载的宋代和金代的几部已经佚失的历法的若干残缺数据，对其中王睿、至道、乾兴与乙米四历的历元及其历取回归年与朔望月常数进行了考证和可靠的校算，得到了王睿、至道二历的相应历取值，验证了鲁实先、严敦杰先生关于乾兴历的推算，校证了李锐关于乙未元历回归年长度的失误等。     

明代颁历仪式研究

始于明代的颁历仪式,是"观象授时"传统在国家礼制体系中的重要表征。文章首先考察了明初颁历仪式"洪武初制"、"洪武定制"的形成过程,厘清了其与前代礼制之间的承袭关系;然后对仪式进行了流程划分,认为"洪武初制"包含4个步骤,而"洪武定制"有9个步骤;通过对两种仪式的流程比较,指出前者侧重于"进历",后者以"进历"与"颁历"并重。颁历仪式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其参与人员甚至包括部分普通士民,这体现出朝廷对于君臣互动关系的重视。     

《授时历》的白赤道坐标变换法

计算月亮的白道经度，是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之月亮运动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授时历》(1280年)之前，人们以九道术算法，通过对黄白道差的计算，推求月亮的白道经度。但是，结果很不理想。在《授时历》中，郭守敬与王恂创设“白道交周”算法，改而考虑白赤道坐标的变换，并由此推求任意给定时刻月亮的赤纬，及其白道经度。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解读分析，搞清楚了《授时历》白赤道坐标变换的算法模型，并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的检验，认定这个算法模型的建立是合理的、成功的。     

《五纬历指》中的宇宙理论

《五纬历指》总论中的古图和新图分别代表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和第谷提出的折中宇宙论,文章分析了书中关于这两大主要宇宙论的异同之处,从西方宇宙论传入中国的分期和相关文献入手,对于《五纬历指》引入第谷体系的合理性进行评述和论证,并和西方当时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第谷许多较前人先进的观测理论以及计算与实测相吻合的特征,符合中国改历的需要;由于传入的西方宇宙模型相关理论的缺失,《五纬历指》强调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描述,进而导致西方宇宙体系引入的混乱,对第谷体系的论证显现了耶稣会士对传入的西方宇宙论的态度及其论据的不足和矛盾之处。     

“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

以西历取代中国原有的阴阳合历,此举发生在近代化背景之下,是民国时期政府参照或依据西方科学在中国社会完成的一次对时间秩序的重构。西历相比于旧历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社会建构。在废除旧历运动中,西历被定为"国历",而旧历则被称为"废历";同时,在当时以"革命"与"进步"为线索的社会情境之下,"废历"还被附载了不属于它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与"废历"成为一体,从而实现对旧历的污名化。     

神学观念影响下的汉代天文学发展

汉代天文学的发展明显受到其时神学观念的影响:天文观测与星占相联,天象与人间祸福相通;国家历法中,历数具有"神圣性"、不可撼动性,改历的宗教政治色彩浓重;天体演化理论与宇宙构成理论中囊括图谶、"天尊地卑"等理念。在天文学发展的带动下,汉代象数易学大兴,哲学中"验证"思想深入人心,数字神秘主义兴起,并为魏晋玄学本体论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玲珑仪新考

关于元代郭守敬所制玲珑仪功能与结构的探讨一直没有定论。通过对明清浑仪记载与利玛窦手稿中所述南京鸡鸣山天文仪器两条线索的再考察,结合《玲珑仪铭》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承续前辈学者的相应研究观点,基本可以明确玲珑仪既不是浑仪,也不是现代所追认的天文演示仪器"假天仪"。结构上,玲珑仪的主体是一个按周天度数划分为细密网格状的球体,整体呈镂空"玲珑"之貌。功能上,玲珑仪亦仪亦象,但用于观测时与灵台上专门的观测仪器不同,用于演示时亦与假天仪有所区别。玲珑仪是郭守敬创制的新型仪器,其设计与制作继承了宋代仰观天文仪器的理念和汉唐天文演示仪器的测候验历传统,并很可能受到了欧洲-阿拉伯天文仪器的影响。     

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

以医书材料为基础,辅以史志、笔记、文集材料,描述了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现象,分析了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和个人因素,并讨论了这种扩散的局限性.研究发现:(1)宋代方书重视实用性,其受众主要是一般民众;(2)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和医学著作之间呈现一种相互促进、互相放大的机制;(3)医学的社会功能和"自疗"的需求都对医学知识的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4)医学知识扩散的同时,出现了对"自疗"的负面评价,专业人士仍然得到更多的认可.     

邢云路与明末传统历法改革

嘉靖、万历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在经历了明初以来长期停滞状态以后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这种复兴是伴随着历法改革而出现的。明末的历法改革首先在传统历法的范式内展开,而邢云路既是明末传统历法复兴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是万历年间唯一一位有机会进入钦天监在传统历法范式内实施改历的民间传统历法家。该文结合对邢云路在钦天监参与改历活动中预报日月食记录进行精度分析发现,以邢云路为代表的传统历法家在钦天监进行的历法改革总体来说起色不大,而且从总体上看邢云路新法的水平还不如当时行用的《大统历》,尤其是邢云路预报天启元年四月朔日食出现差错而宣告了他依据传统历法进行历法改革的失败。     

从宋代花鸟画看中国传统博物

按照多元视角、从"科学"最初的意义看来,中国传统博物毫无疑问是科学的一种形态,也是应对西方现代科学弊端更为彻底的"解药"。而宋代花鸟画正好记录了这种古老的科学活动。以宋代花鸟画为切入口,辅之以相关文字资料,可以得出中国传统博物的特点:1)物的地位高于人;2)内敛而非外扩的博物模式。中国传统博物与西方博物学在认识、改造自然上呈现出来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虽然在功利性的层面上并不那么"有用",但在如今的语境下,很有其积极意义。     

建部贤弘对《授时历》“白道交周”问题的注解

《授时历议解》是日本江户时代关于《授时历》研究的最重要著作,是对《元史·历志》中的"授时历议"所做的详细而深入的注解。文章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其作者是建部贤弘,并且对该书中关于"白道交周"的注解进行解读和数理分析,认为建部贤弘在关孝和《授时发明》的基础上对"白道交周"问题做出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注解,创立了新方法以求其中的"极数",并且指出了白赤道差公式的构造问题。     

宋代太乙术数中的历法钩沉

太乙术数是中国古代命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根据史箱中残存的些许史料,利用中国古代天文学常数系统的构造原理,该文发现并重构了宋代术数中的《景Ｙｏｕ太乙历》（１０３４年）,太乙历法的常数系统基本上是按照中国传统数量天文学的演纪算法制定的,通过对《景Ｙｏｕ太乙历》上元积年的重构发现,由于太乙术数的历元包含了一些术数方面的周期,历而其常数系统的选择较之官方历法更加复杂,同时也是后者所不同取代的,正是基于这个原     

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对《授时历》五星推步的历理分析

推算行星运动状态的五星推步,是中国古代历法中最为复杂的算法,其隐晦不明的构建原理及其相关的"限度"概念的数理意义,是学术界关心的困难问题。考察日本江户时代关于《授时历》的注解书可以发现,江户时代日本人对这方面问题有所探讨。中西敬房在其《历学法数原》(1787)卷5中,对《授时历》五星推步算法中的"限度"概念提出疑问,并怀疑行星运动推算精度偏低可能与参数"限度"的引入有关。在其前,建部贤弘已在《授时历术解》(约18世纪初)中对"限度"概念给出了数理解释,同时也解释了五星推步算法的数理意义,并探讨了内行星计算公式中系数的数理意义及其精度问题。约19世纪初,大野正辰在其《授时历秘诀》(约19世纪初作品)中也对内行星公式中系数的意义给出解释,但他的注解局限于数学解释,缺乏物理意义的解释。在江户时代这些注解的启发下,文章重新探讨五星推步算法的数学原理,认为中国古代历学家利用复合函数、通过对太阳运动改正与行星运动改正进行叠加的数值方法建立了五星推步算法。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