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验物理主义何以可能?

先验物理主义和后验物理主义,被认为是解释心物条件句何以成真的两套框架。二者孰优孰劣,是当代物理主义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从斯多嘉对后验物理主义的两个批评出发,考察蒂亚兹-莱昂与任会明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争论,通过引入威廉姆森对先验与后验区分的批评,表明这场论战的意义并没有设想的那么重要。     

集体何以可能?——吉尔伯特多元主体哲学理论评述

随着社会建构论研究的深入,社会认识论的认知主体开始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而对集体的澄清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哲学家玛格丽特·吉尔伯特从认知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多元主体(plural subject)共同承诺(joint commitment)等概念,细致的剖析了集体的形成过程.     

科学的多元规范论何以可能?

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到科学实践民主化,科学的规范结构处于多元化的不断增殖中。多元规范论是对科学规范演变新阶段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规范性的。科学实践的介入性标准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这要求演变结构中的"内核"、"纽带"、"新介入者"之间能够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厚此薄彼。因此,多元规范论又是一个适度的分离主义框架,从差异性出发重塑科学的内核,以及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     

因果关系的操控理论与因果多元主义

干预主义者所持有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单一标准的,他们认为因果关系的操控理论优于因果多元主义。但是,通过对因果多元主义的分类表明,伍德沃德通过批判形而上学的因果多元主义进而驳斥因果多元主义是有失偏颇的,因果关系的操控理论不仅和概念的因果多元主义和认识论-方法论的因果多元主义相互融合,而且支持概念的因果多元主义和认识论-方法论的因果多元主义。     

和谐伦理何以可能——一种基于所有制维度的研究

伦理观与所有制关联度十分密切:任何伦理观都有特定的所有制基础,而任何所有制也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伦理观。以"三和"为特征和指向的和谐伦理,堪称伦理学的革命,而这个伦理学的革命始于所有制的革命——公有化运动。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碎片化,而伦理之殇恰恰缘于背离正义的碎片化。因此,和谐伦理与私有制不兼容。唯有公有制才能氤氲化生强大的和谐正能量,为和谐伦理之花提供适宜的所有制"水土"。在公有制的"水土"中盛开的和谐伦理之花,反过来又彰显了公有制之善、之美。     

自然选择是万能的吗?——进化论中的适应主义及其生物学哲学争论

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重要概念。达尔文之后,关于自然选择的作用,形成了两种互相对立的学说:适应主义和反适应主义。适应主义者认为,自然选择是万能的,生物的进化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适应性进化的结果;反适应者主义者则认为,自然选择的作用不是万能的,生物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化。鉴于适应主义的广泛影响及其在理解进化生物学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拟澄清适应主义的含义及其形式,阐明适应主义与反适应主义在生物学和哲学两个层面的争论,并指出适应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及多元主义视角的价值。     

心的科学认识何以可能?——从功能主义看心身问题

二元论与物理主义都不能对心身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图林机功能主义在解释心身关系中也存在诸多困难,但并不导致取消主义。心仍然可以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只不过认识心的方法必然是目的论功能主义的,而且目的论方法表明功能主义并不能给心带来惟一的、排它性的知识。     

从环境伦理到信息伦理:“内在价值”的消解

从环境伦理到信息伦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伦理理论却在价值论的路径上找到了契合点。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构成了环境伦理的价值基础,但将自然实体进行数据集合化的"信息体"却无法成功地将"内在价值"嫁接于信息伦理之中,而基于物质和信息的"双重存在"、"双重演化"理论的"普遍关系效应"的生态价值观有效消解了"内在价值",并且成为了信息伦理的新价值基础。     

物理主义是最可能的形而上学吗?

文章首先区分了物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强调前者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后者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对于物理主义的两大论证,方法论自然主义论证和因果闭合性论证,文章指出了其中的缺陷.方法论自然主义论证暗含了朴素的科学实在论,而因果闭合性论证混淆了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的本质区别.这两个论证的失效,表明物理主义无论是作为关于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还是仅仅作为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都面临严重的困难.文章最后提出,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应该是一种盟友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依附关系.     

论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所提出的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意见指导下,针对知情同意失效、去匿名化以及群体隐私侵权所带来的三种处于立法保护空白状态的信息隐私伦理风险问题,提出并论证了“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有限认知、信息科技客体与信息科技主体片面价值观相结合是信息隐私伦理风险的两方面成因”这一观点,之后,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两项能够从源头予以治理的制度保障措施,即个人信息保护基金制度和隐私保护设计及其制度保障措施。     

土地伦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先声——奥尔多·利奥波德及其环境伦理思想评介

利奥波德是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环境保护的思想先驱,被誉为保护野生生物之父、美国野生生物管理之父、美国的先知和一个热心的观察家,敏锐的思想家。在美国国策制定和为创建20世纪美国的两个新专业──林学和野生动物管理学上卓有建树;在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思想史等领域声誉显赫。《沙乡年鉴》是其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的自然随笔和环境哲学智慧结晶,特别是其中的《土地伦理》成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经典之作。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由利氏首先倡导并发展完善为当代生态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内容因果作用的外在主义难题”及其信息语义学解答

外在主义关于心理内容由对象和环境所决定、是存在的反映的观点尽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解释行为时却碰到了所谓的"因果作用的外在主义难题"。化解这一难题已成了心灵哲学中的前沿研究课题。德雷斯基以信息语义学为基础的关于心理内容因果作用的理论是多种竞争理论中的一种。由于它既有对心理内容发挥因果作用的可能性根据、条件以及具体行使方式的探讨,有对外在主义的副现象论威胁的化解,同时又有对内容因果相关性的方式的形而上学分析,因此既有心灵哲学的意义,有深化意识能动作用研究的价值,同时具有推进形而上学因果学说向深度发展的一般意义。     

技术信息超现实问题的伦理反思——基于伯格曼的技术哲学和信息哲学

现代信息技术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它通过技术装置替代传统符号或事物,构造出一种作为现实的信息,这种信息试图提供一种情境化的"现实",甚至是一种在现象上、感官上和性质上比实际现实更具有魅力的"超现实",去替代现实本身。它们所具有的趣味性、虚拟性和减负性等使实际现实显得乏味、粗糙和繁重;人们热衷于对它们的消费,而忽视了对现实本身的参与;它们逐渐将传统信息沦为其效用工具或理解背景。鉴于此,我们倡导这样一种对待信息的伦理态度:技术信息应当始终作为丰富人内心世界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被突显;传统信息应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得到发展,它与现实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应得到保护,符号与事物应保持平衡,人的身心应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     

逃离内在价值的枷锁——解读环境实用主义

环境伦理学的基本旨趣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进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拓展。但是,这条路径已经将环境伦理学引入了歧途,它不仅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也没有对环境问题的实际解决贡献力量。走出环境伦理学困境的诉求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最终结合并孕育出环境实用主义,由此开启了对环境伦理学的改造之路。改造的核心在于逃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枷锁,将环境伦理学重新拉回到真实的生活世界,其核心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主张多元主义,拒绝形而上学争论以及参与环境实践。     

信息空间中"恶"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伦理问题--兼论海啸等自然灾难的信息伦理意义

信息伦理认为现实中矛盾的解决日益取决于信息域中信息客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信息域中一切存在物都变成“善”的。这意味着原先被当作“自然”的对象在信息空间中都变成了“人工对象”，“自然恶”变成了“人工恶”（道德恶），而其恶的本质是我们人类自身在信息上的不完善。这一视角揭示了海啸等自然现象如何在信息域中成为道德恶以及人类自身对此所承担的责任。     

信息哲学视域下的工程伦理媒介基础转换

工程伦理目前正发生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可以从信息哲学角度给予阐明。传统的印刷物书面语言创造了一个“象征的一般化交往媒介”对象世界,传统的工程伦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媒介创造了一个以个性为特征的对象世界,它是当今工程伦理的基础。信息哲学认为这是一个信息量不断增加的进程,而任何信息量的增加都意味着伦理上善的意义的增加。     

基因技术背景下新生命伦理的构建何以可能——基于《老子》“反”生命伦理的思考

现代基因技术引发了新一轮对生命问题的关注,人类可能需要重新提倡一种新的生命伦理,以回应基因技术向人类生命提出的一系列挑战。《老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其中反这一范畴,以相应相成的动态平衡关系,表明人类未来生命形态的存在可能性;以生命自化的运动内在动力,辨别技术干预生命的合理性边界;以正言若反的逆向思维方式,启发生命伦理在基因技术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复归其根的生命本根与本质,揭示生命价值真正指向,为新生命伦理的构建提供了理论的可能与现实的指导。     

全球科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联动和比较的跨文化视角

全球视角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史上最受瞩目的学术趋势,基于此种视角展开论述——“全球视角下的科学”或“全球科学史”,正是方兴未艾。本文首先回顾近三十多年以来科学史领域中的“全球转向”,重温主要的认识框架和观点,其次探讨“多中心”世界这一构想和比较视角对自然知识的全球史所具有的意义,提出运用一种相对的观点,将现代科学视为在世界各地展现和发展的众多知识实践之一,使得科学史转化为一种全球化、去中心化的历史。最后以药材知识的案例设想一种全球知识史的框架——刻画文本和实物跨地理界限的流动以及多种文化在生产知识的实践上所呈现的多样性。     

激进怀疑主义问题的完全解决?——对普理查德“双视融合方案”的考察

当代反激进怀疑主义方案主要在面对知识封闭性原则时遇到困难,邓肯·普理查德认为激进怀疑主义问题产生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哲学论题,即理性评价的普遍性论题和理性的偏狭性论题。对此,普理查德提出了针对知识封闭原则为基础的激进怀疑论证的维特根斯坦式方案,和针对不完全决定原则为基础的激进怀疑论证的知识论析取主义方案。两个方案既相容又相互支持,构成所谓"双视融合方案"的减弱型反激进怀疑主义策略。在考察了学界相关批评与回应之后,笔者认为该策略并未完全解决激进怀疑主义问题,关键在于维氏方案对理性评价的普遍性论题的拒绝是不完全的。一种可能的进路是,在逻辑上重新阐述理性的局限性,从而构成对两种方案及其融合的有效补充。     

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控制——基于国内大数据伦理问题研究的分析

近年,随着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其引发的伦理问题也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阐述了大数据技术伦理问题的表现形态、产生原因和治理对策。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因而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以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化解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