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事业看洋务派"知识"意识的觉醒

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掀起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大规模西学的进程。洋务派在设译馆、办学堂、派留学生的实践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经历了从制造而格致，从格致而算学的过程，表明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制器背后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后来的维新派乃至“五四”时期的科学派从制度、方法、精神层面上理解科学技术架起了认识桥梁。然而，“中体西用”这一洋务运动的主臬，障碍了洋务派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认识，其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古即有之的实用主义科技观。洋务派对科学技术认识的局限，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局限性之缩影。     

亦谈“科学”为何取代了“格致”

英文"science"最初的含义是知识或学问,进入十九世纪后用来特指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兴起之后又开始用来泛指基于数学分析和经验研究的一切学问。在作为"science"译语的"科学"由日本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主要用"格致"来对译"science"。这样,"格致"除继续指代与"正心"、"诚意"相关联的修身、明德方法之外,还被用来指称自然哲学、自然科学以及物理学等。当"science"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演变成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之后,要不要扩大"格致"的解释范围以适应"science"概念的演变便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结果是熟悉西方科学发展情况的严复和梁启超都选择了"科学"。于是,放弃语义多歧的"格致",选用"科学"便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     

“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

自"科学"概念代替"格致"以来,在追求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历程中,在"救国→兴国→强国"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经历了"革命性语境→政治性语境→经济性语境"的社会语境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意涵的理解经历了"知识→价值→文化"的逻辑转换,折射出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的逻辑进程。"科学"概念的中国进路对新科学观及和谐文化的当代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1世纪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创新导向——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三十周年

自有大学以来,大学就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尽管欧洲早期著名的大学都诞生于"黑暗的中世纪"后期,但传统的大学精神毕竟包含了"自治"与"学术自由"两层意思,即使在当时不能全部实现其理念,但一直是大学人的理想.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大学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渗入了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在大学文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嬗变革新中,作为倡导科学精神与弘扬人文精神的阵地,<自然辩证法通讯>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为新的大学文化理念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大学文化步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杨振宁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他的影响

杨振宁从启蒙到赴美留学前,没间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深造期间以及其后在那里工作的40余年里,他对以科学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接触、了解与学习。基于比较与辨别,对于中西文化,杨振宁分别采撷其精华而放弃其糟粕。杨振宁认为,他自己对文化特质的这种自觉塑造,对他的事业及人生有莫大的影响。思考如何更好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并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一问题时,深入分析在杨振宁认识世界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具有积极作用、哪些内容具有消极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伟大物理学家杨振宁以其辉煌的人生,为如何在新世纪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他者”眼光中的科学文化传统反思

人类学一向以"他者"的眼光主导传统意义上非西方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原本是以他者来认识他者,然而在观照他者的同时,"自我"也映现其中。就传统科学文化而言,他者的眼光不仅重新审视了西方的科学理性,加速了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解构,而且促成了科学哲学的人类学转向。那种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地方性知识",一项"实践性"活动的观点,对传统科学文化的哲学反思,应当说是有启迪性的。     

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探析

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创立的话语分析研究纲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中与宏观利益学派、实验室学派并列的三大流派之一。与传统话语分析模式(如默顿结构功能功能主义话语分析模式、普赖斯科学计量学模式)及其它一些SSK学者(如科林斯的论坛分析范式、谢廷娜网络分析模式)将特定性质的科学话语(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作为可靠的信息源不同,话语分析研究纲领将科学话语视为一种分析的议题。以"解释的扩展难题"为引子,话语分析研究纲领从主体维度、文本维度、规范维度、史学维度四个层面构建了科学话语与科学世界之间的修辞关联模型,表明了科学话语作为科学文化与实践的"行动者"特质,并解构了科学话语与科学实在之间的同一性观点,成为再审视传统社会学及前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视角。     

论科学对技术与人文的中介作用及超越意义

科学起源的技术传统与精神传统为科学植入了技术意志和人文理想的双重文化基因.正是这双重文化基因,使科学具有了对于技术和人文的双向推动和中介转化作用,进而为科学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扬弃技术和人文两者片面的对立性存在,实现对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超越提供了可能.为此,我们必须洗清附加在科学身上的工具理性"原罪",赋予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人类科学活动新的意义.     

试论术语学的建构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兼评“交流(交际)术语学”在术语学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传统术语学思想受到多方质疑,但当今全球化的术语学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到消极的“十字路口”。与之相反,术语学建设变得更加稳健和朝气蓬勃。文章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论述西方学者提出的“术语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并对交流(交际)术语学在术语学发展中的作用做粗浅评价。     

从宋代花鸟画看中国传统博物

按照多元视角、从"科学"最初的意义看来,中国传统博物毫无疑问是科学的一种形态,也是应对西方现代科学弊端更为彻底的"解药"。而宋代花鸟画正好记录了这种古老的科学活动。以宋代花鸟画为切入口,辅之以相关文字资料,可以得出中国传统博物的特点:1)物的地位高于人;2)内敛而非外扩的博物模式。中国传统博物与西方博物学在认识、改造自然上呈现出来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虽然在功利性的层面上并不那么"有用",但在如今的语境下,很有其积极意义。     

会通·超胜:弘扬光启精神,推进文化交流——纪念《几何原本》翻译4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1607年,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与明士大夫徐光启(1562~1633)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在北京刊行。"几何之学"作为新知识、新学科、新思想,对明清以降的中国数学乃至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波及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等地,堪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典范。2017年11月4~5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共同举办的"纪     

同构实在论与模型认识论——为罗素的结构实在论辩护

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长期的反复的哲学争论中,二十世纪初创建的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realism)的学说,最近已成为"科学实在论最有辩护力的形式"(〔1〕,p.1),且"近年来重新进入科学哲学的主流"(〔2〕,p.151)。结构实在论被公认的创始人是著名哲学家罗素。他认为客观事物,特别是不可观察的客体的内部性质是不可认识的,但它的结构可以通过同构关系被人们的感性经验和科学模型认识。本文作者对事物的内部性质不可知持一种保留态度,但对他的通过同构关系认识物质世界的结构持一种赞成的态度,并依罗素的主张将这个观点称为同构实在论,从现象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同构关系,同态对应在科学理论的模型中的作用和通过建模认识世界的模型这三个方面为罗素的同构实在论和由此决定的认识论辩护,并将它改进为同态实在论,以便更好地说明模型的认识论。     

后SSK的实践与文化转向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破除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认识论中心和社会规范解释原则,从实验走向实验室异质要素"去中心化"的冲撞与博弈。后SSK关注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可见要素,科学实践中的"技术"而不是科学,"行动"而不是观察,"干预"而不是表征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得以凸显。后SSK研究从实验走向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之外的技术与工业领域,走向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交叉、融汇趋势。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结缘相对论:梁启超的非"唯"科学文化观

相对论变革了人类自近代以来形成的机械论时空观.梁启超汲取其中知识无限性、理论可错性等科学哲学思想,形成以"非唯"为表征的科学文化观,并籍此重新界定认识过程中的心物关系,修正历史现中的因果律和进化论.关切并转译现代科学文化,培育国民科学文化素养,构成梁启超科学文化事业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的价值所在.     

介绍期刊《作为文化的科学》

“科学”(scieoce)和“文化”(culture)属于与人类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发生极密切关系的若干少数最基本语汇(keyWords)中的两个,围绕着它们,已有很多学者(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使我们得以对这两者有所认识。但由于它们的复杂、广     

贝克尔对默顿命题的批评及默顿的回应

贝克尔从经验证据方面批评默顿命题所派生的"虔信主义-科学"假说,否认德国虔信主义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默顿反驳,认为由于对理论脉络的忽视,该批评没有抓住社会学意义上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一般性假说的关键,没能根本上损害命题的有效性、完整性,反而构成了"最新话语谬误"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克尔针锋相对以"公认话语谬误"反驳默顿的"最新话语谬误"批评。批评和争论折射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科学哲学问题:理论与证据的关系、最新话语与公认话语的张力及批评与反批评的互动、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等。     

从“格致”到“科学”

一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流动的,其流向和“流域”皆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条件。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言,“格致”不是科学,而它终于演变为“科学”,是在开放的条件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结果。一、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格物致知”秦汉之际的儒家著作《礼记》中有一篇《大学》,相传其核心内容为孔子之言,其余为曾子的阐述文字。被认定为是孔圣人的话中有这样一段:     

科学民主化研究的缘起、现状及意义

科学与民主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实践经验表明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但这种张力并未彻底阻止民主对科学的介入。当代STS和SSK的研究可以成为民主介入科学的敲门砖,对技治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热情。科学民主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科学民主化的论证、对科学知识生产民主特征的表述,以及对科学决策民主化的相关研究。科学民主化研究有三重实践意义:推动两大文化群体相互交流、维护科学知识生产正义和防范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强关联。     

我国科学精神缺失的传统文化探源

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科学技术曾一度领先于世界,但科学精神并未在中华大地萌芽、生根。传统文化注重"实用理性"致使求真精神被遮蔽;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禁锢理性、怀疑精神;传统文化致思方式重思辨体悟轻实证精神。只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