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中的风险:以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为例（英文）

近年来,CRISPR/Cas9系统介导的基因编辑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讨论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风险、社会和伦理内涵,凸显相关的风险管理问题,并反对在涉及到人类生殖细胞干预进行过早的实验。论文认为应该容纳更广泛公众讨论,并以预防原则为基础推进研究。     

农作物基因编辑科技研发及应用

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以及耕地面积减少,农作物生产面临诸多挑战。新兴的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快速定向编辑农作物的基因组,为农作物定向改良和精准育种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本文综述CRISPR/Cas介导的基因敲除、单碱基编辑、基因精准替换和引导编辑技术的研发及其在农作物改良中的应用进展,并对未来的研发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农作物基因编辑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基因编辑伦理的知识脉络与发展趋势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文献,运用Citespace101软件,从发文量、国家与机构、作者、期刊、引用文献和关键词等多个角度对基因编辑伦理研究进行分析,梳理基因编辑伦理的历史发展、方向与内容,探寻基因编辑伦理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基因编辑伦理研究内容从非人类基因编辑转向人类基因编辑;(2)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方式由被动介入转向主动介入;(3)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方法由原则主义向实证主义转变;(4)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层次由个别国家学者主导转向全球广泛参与;(5)基因编辑伦理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从研究对象、道德行为主体、伦理审查制度、伦理研究专题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人类基因编辑与基因本质主义——以CRISPR技术在人类胚胎中的应用为例

贺建奎事件引发了全球生物学家、伦理学者和社会公众对于人类基因编辑的激烈讨论。贺建奎团队用CRISPR技术打开了基因编辑人类婴儿的禁区大门,该技术被认为是最具前景的基因治疗手段。大众舆论对此的反应透露着一种恐慌,即人们对于该技术可能带来的未知风险的恐慌。这种恐慌部分地受到了基因本质主义这一认知偏向的影响。论文首先概述CRISPR技术的历史,并介绍贺建奎团队对于CRISPR的应用。接着从认知角度探讨基因本质主义在贺建奎事件中的表现,并试图澄清其中被过度诠释的部分,以期部分缓解人们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恐慌。     

基因编辑技术的哲学疑难——基因编辑技术对科学、技术及人性的挑战

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正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在促进生物产业发展改善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对科学的正当性、技术的可靠性以及人性欲望等提出诸多挑战。揭示基因编辑技术在应用实践上的悖论特性,从哲学层面对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应用进行深入反思,不仅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的哲学命题。只有从技术、法制和伦理等多方位协同思考与共同应对,方可为化解基因编辑技术哲学疑难探寻新的思路。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基于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分析

随着人类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科学界和伦理学界对该研究领域的探讨达到一个高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基于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如下:安全、自由和公正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反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理由,但并非具有完全说服力;最为关键的理由在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渴望、过度征服自然的欲望可能带来的对人类天赋掌控的伦理挑战。因此,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应该在严格管控之下进行基础性研究,由于人体试验和临床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伦理辩护,应该暂停相应的人体和临床实验。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悖论及其化解之道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引发了全球生物学家、生命伦理学者和社会公众等激烈的伦理论争。反对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而支持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面对这一巨大而深刻的伦理悖论,本文提出了"有限开放"的解悖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为其伦理悖论的化解提供制度保障。     

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实践理性批判

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爆了对于科学研究伦理的批判性探讨。从分析贺建奎研究的伦理问题入手,讨论当前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困境及伦理前路,进而探求基因编辑技术成为未来医疗手段的途径,对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来说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迫切性。深入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前研究从技术层面上降低了研究风险,而健全的伦理审查制度及监管制度则在进一步降低研究风险的同时也为基因编辑研究的前路铺平了伦理道路。对此问题进行实践理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伦理学意义。     

新型"基因疗法"可延缓机体衰老

人类基因组中有多少个衰老调控基因?这些基因参与衰老调控的分子机制是什么?能否在分子层面"操控"这些基因以延缓机体的衰老?对于这些衰老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我国科研人员有了新的见解. 1月7日,中国科学家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最新发表了一项研究论文.该研究首次利用全基因组CRISPR/Cas9筛选体系,在人间充质干细胞中鉴定出新的衰老调控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可延缓机体衰老的新型"基因疗法",扩展了学界对于衰老基因的认识,为延缓衰老、防治衰老相关疾病提供了重要的干预靶标与新型策略.     

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对人影响的伦理差异研究

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控制后代基因的两种可能方式。虽然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在对胚胎的处理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朱利安·萨乌列斯库等人认为，这些差别意味着基因编辑存在对人影响的(person-affecting)伤害风险，而基因筛选则不存在这种风险。这种风险上的差别为基因编辑比基因筛选的伦理问题更为严重的观点提供了辩护。然而，上述观点在基因编辑的收益、伤害的风险问题，以及非同一性问题这三方面都面临着有力反驳。要解决基因编辑与基因筛选的伦理优劣问题，需要在这三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编者按

正近年来,基因编辑发展突飞猛进,推动人类自然演进与人工选择博弈的关键阶段加速到来。基因编辑应该受到怎样的伦理规制,才能确保其提供给人类发展更值得憧憬的可能,而不是不可预知的灾难。本期专题选刊三篇不同角度的文章进行探讨与反思。李新苗、刘鸿宇、王珏运用知识图谱方法梳理了基因编辑伦理的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认为人类基因编辑伦理与非人类基因编辑伦理研究应当并重,强化科研道德与伦理审查。唐魁玉、     

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探析

与克隆技术不同,基因编辑技术打破了人类基因的自然性,对后代人生命是一种"强"控制,因而后代人的尊严受到着更大的伤害;克隆技术是在为后代人"复制"亲本的基因,而基因编辑技术则是在精准化地"设计"后代人的基因,因而后代人生物学特征的自主选择权被更加剥夺了;克隆技术被用于优生,只是在选择和复制当代人具有的"好"的基因,而基因编辑技术则可以制造和增强"优势"基因来助力优生,这会更加破坏人类生物学特征的平等性。因此,基因编辑技术在涉及人的尊严、后代人自主权和社会公正等伦理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新的伦理挑战。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基因编辑箭在弦上 开启生物进化的加速通道

正当技术可以改变生命法则时,其影响是深远的,有关它的争议与未来,也会成为全人类积极探讨的核心内容。基因编辑技术自诞生之初就颇具光环,它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定向改变自身遗传基因的能力。与此同时,各种争议纷至沓来。设计你自己的宝宝?如果我们知道某个基因的位置在哪里,可以利用CRISPR以多种方式操纵它。按照这种逻辑,宠物主人可以用特定的毛色和尺寸设计他们想要的     

试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界限——从道德、哲学和宗教的角度看“贺建奎事件”

现行的基因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有许多合理之处,如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严格限制和对增强性基因编辑技术的禁止。但是,对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现行的基因伦理学虽有警告,但却不加禁止,甚至在其大方向上给以鼓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不足或缺陷。为此有必要引入"生殖系基因编辑禁止原则"。这些基因伦理原则是以自然宗教和人类中心主义为其形而上学基础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持人类基因池的纯洁性。自然宗教是与科学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广义宗教,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源远流长的。为从源头上杜绝"贺建奎事件"的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另一方面为规章制度奠定适当的形而上学基础。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     

反灭绝生物技术的伦理反思及立法应对

反灭绝生物技术是运用核转移克隆、基因编辑等技术复活灭绝动物的一类现代生物技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及获取遗传资源的需求下,这一技术发展迅速.然而,反灭绝生物技术具有目的 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其具有法律正当性,而法律正当性依赖于伦理正当性,故需对这类技术行为设定伦理边界,对复活对象和技术类型进行严格限制.同时,有必要明确责任归属...     

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及程序性出路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广泛且持续的讨论。该技术的主体性本质、不确定性问题、后代利益问题和道德滑坡预设等方面,彰显出伦理问题的特殊性。为保障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安全可控,伦理问题特殊性所引发的争议,需要有效的方式达成共识。本文试图运用程序性范式,以后代利益问题为例,形成能获得各争议方同意的伦理共识。程序性范式基于允许原则、允许下的行善原则,通过道德共同体的伦理表达和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同意,形成一般道德框架,为人类基因编辑中的伦理争议提供有效解决途径。     

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伦理疑难及其解决

现代医学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对人类固有的伦理观形成新的挑战,由各种高新科技应用而引发的伦理疑难和冲突迫切需要从科技伦理学的视角予以重新审视和研究。医学科技的进步在带给人类诸多福音的同时,也可能引发诸多未知风险。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伦理疑难,归纳总结技术与伦理冲突的主要表现,分析冲突产生的根源,进而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些举措对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推动医学科技的健康发展,促进医学伦理精神的弘扬,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