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笔谈（七篇）——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是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它不仅涉及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而且涉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自从唯物史观学说传人中国以来，文学理论界多次重大的理论论争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和展开的。时至今日，该不该用某种“意识形态”的全称来界定文学的本质，仍是有严重分歧和争议的话题。     

文艺民俗学的一个范畴——狂欢化再解读

狂欢是民俗的文艺化,是文艺民俗学的一个范畴,它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对文艺人学观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补充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学观。巴赫金对狂欢节和文学狂欢化的深入研究为文艺民俗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式。     

延安文艺整风中萧军精神历程考察

在延安文艺整风中，与丁玲等人放弃知识者的主体性、主动完成各自的思想转变不同，萧军则在调整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前提下，秉持鲁迅的文学精神，保持着思想上的独立，文艺整风并未真正实现对萧军的改造。应当说，鲁迅的深度影响和萧军的游侠性格成就了他在延安文艺整风中的独特表现。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文学走向战时化的思考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将国粹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结合，里应外合，将文学纳入战时体制。日本战时化文学的发展和表现包括：一、文学体裁的择取、创作方法的巨变、作品中法西斯色彩的焕发；二、”转向作家群”及其文化探源；三、人道主义的仓惶远遁。     

论新时期之初文艺思想解放运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上，具体论述1977－1979年间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关于“伤痕文学”、“向前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三场文学论争，梳理其中规律，批评从政治到文艺的“两个凡是”。     

主客相融体异性通——试论钱钟书的“同感”说

钱钟书注重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艺术进而是文学的本质与规律，“同感”说即是他对文艺创作主客体关系问题所作的探讨。本文把钱钟书的观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同感”与设想、比拟等的比较，同感的内涵得到确定，而且它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境界；第二，达到“同感”的心理条件是“虚静”。如果有先人之见，同感就会沦为幻觉；第三，由诗与史、诗与禅、诗与画的比较，指出文学在传达同感上的独特优势，进而发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钱钟书的“同感”说既吸收了中学与西学成果，又超越了它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论民俗风情在文艺作品中的多重价值显现

民俗风情对文艺创作有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文艺民俗学因之而成为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民俗”在民间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具有集体性、传承性、神秘感及地域时代差异。民俗与文艺的结合与互动，缘于人类把握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共同需要，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普遍性文艺现象。民俗从内容描写上的渗入与补充、形式构成上的影响与借鉴两个方面对文艺创作产生影响，体现出自身的多重艺术价值。强化文艺的民俗倾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途径。     

李贽论文学的地位

李贽肯定文学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学的独立,重释“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这一极为推崇文艺之价值的命题; 一是推崇俗文学,倡导传奇、戏剧、小说等新型市民文学,提出“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的文艺随时代发展的光辉思想。     

评“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轨迹

以反映农业合作化中知名的6部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和20篇短篇小说为样，按照文学中的互助组阶段、初级社阶段、高级社阶段和人民公社阶段的线索，具体分析“十七年”中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轨迹，并从文学与政治关系方面发表看法。     

“向内转”: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关键词

“向内转”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向内转”、创作心理研究与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是鲁枢元198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心。鲁枢元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言语学研究与精神生态研究也生发于文艺心理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内向性与主体性色彩。虽然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分属于鲁枢元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文艺研究，但三者之间具有血脉联系和思想共性，即鲁枢元一以贯之对精神、心灵与内宇宙格外关注。因此“向内转”不仅是鲁枢元1980年代文艺研究的“关键词”,也是贯穿于鲁枢元整个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体现了鲁枢元文艺思想的精神底色和学术研究的总体向度。     

王礼锡与30年代中国文学

王礼锡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重要作家。由于种种原因，对王礼锡的研究非常欠缺。甚至被现代文学研究界长期遗忘。他的文学活动在30年代。由他发动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倡导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直接促使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巨著《子夜》的诞生。他的诗歌创作，以来自现实的战争的声音，为古老的格律诗体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他自觉地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起来，献身于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断然放弃旧体诗，转而投入新体系的抗战诗的创作。     

俄苏文艺学派翻译思想中的文学观念

俄苏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就其思想内涵而言,可追溯到18世纪乃至更早的古罗斯时期。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完全是在俄苏文艺学框架内对翻译的文学研究。俄国文艺学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原则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从而使俄国文学研究具有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在研究深度上,俄国文论深入挖掘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有俄国特色的文学观念——如"真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等,它们也成为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     

论文学的生成和嬗变

文学的生成和嬗变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原理、优胜劣汰原理和二律背反原理。其中正态分布原理决定了超常作家作品和低常作家作品为数很少，而一般作家作品为数较多。超常作品是超常作家对整个种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尤其文学艺术进行极限相容和对人类生命意蕴进行极限体验，并富有独创性地诉诸语言文字符号的终端显现。优胜劣汰原理决定了超常作家作品受马太效应影响易在竞争中获胜并得以流传，反之则易被淘汰甚或失传。二律背反原理决定了诸如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艺思潮和文艺理论等因素不是促使或阻滞文学生成和嬗变的关键，其关键在于它们是否有利于激励作家独创性地进行极限相容和极限体验。     

李贽论文学的地位

李贽肯定文学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学的独立,重释"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这一极为推崇文艺之价值的命题;一是推崇俗文学,倡导传奇、戏剧、小说等新型市民文学,提出"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的文艺随时代发展的光辉思想。     

反思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文艺观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推崇性灵,打出“不干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有意回避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等重大命题,这可以看成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文化苦旅。左翼文艺工作者高扬的文艺功利性与林语堂在艺术上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左联”的“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并把所有的非政治宣传的文学看作是无价值的”的文艺批评标准,以及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宗派倾向都是不利于中国新文艺健康成长的。     

锡金早期的文艺理论贡献

锡金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成果是坚实和多样的，且富于开创性和说服力。主要表现在他的革命进步的文艺思想观点上，也表现在他带有开创性的鲁迅研究和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上。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和文学研究史上一份值得重视和发扬的成绩。     

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新中国建国之初文坛“畸相”的历史追问

20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著名作家几乎同时停止文学创作，形成了“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家自己思想认识的幼稚，又有当时文艺政策舆论导向的作用．还有频繁政治思想运动造成的精神压力，甚至还有前苏联文艺“模式”的影响。清理与反思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理智地面对未来。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再考辩的必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由"意识形态"问题所展示的文学理论姿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