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建议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是对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进行审定,对之加以规范、统一,以期达到科学名词术语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统一化。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又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三十多年来,在国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三年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为适应当今更紧迫的要求,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要确定科学名词术语规范化的统一标准,并予以公布,以供遵循。为了在实践中得到推广,我认为还应指明其统一的对象、统一的范畴、以及统一的方法,也就是要指明对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多义词和俗词等的统一规范方法,以具体地指导科技、文化、教育、宣传和出版等各个方面在实践中正确地掌握和使用这些科学名词。自然科学名词的统一规范工作,可以借鉴《汉语主题词表》中的规范方法和措施。当然,《汉语主题词表》的功能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不尽相同,它是为了给科技文献的统一标引、贮存和检索,提供一个规范化的语言工具。它所规范的范畴也远比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范畴大得多。但是,它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它在有关自然科学名词的选词、用词方面,必须遵循和符合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确立的标准用词,实质上,它也是一项对科学名词术语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统一化的工作。《汉语主题词表》采用了“Y”(用)、“D”(代)、“C”(参)、“S”(属)、“Z”(族)、“F”(分)等方法,来对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多义词、俗词、族性词、以及上位词和下位词等词间相互关系,加以说明和规范,用以指导和规范选词、用词,从而确保了文献标引、贮存和检索的用词标准化、统一化。我想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及其公布的科学名词也可以采用这些方法,至少可以先采用“Y”(用)、“D”(代)、“C”(参)等方法,对一些名词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多义词和俗词给予规范,指明其适用的标准词,指出标准词的规范范畴,提供其近义词、反义词彼此间的参见关系。当然,可能的话,还可同时采用“S”(属)、“Z”(族)、“F”(分)等方法,来进一步明确科学名词的概念内涵范畴,指明名词间的派生、层次和族性关系,使使用者、特别是非科技专业的使用者,能进一步了解名词的内涵、词义层次关系,就能更有效地确保自然科学名词在实践中得到正确的运用。现以地理学名词为例,简略例举如下：石灰岩地形 Landforms of limestoneC喀斯特地形 Karst forms喀斯特地形 Karst formsC石灰岩地形 Landforms of limestoneD岩溶地形 Corrosion forms岩溶地形 Corrosion formsY喀斯特地形 Karst forms石灰岩地形 Landforms of limestone侵蚀作用 Erosion侵蚀作用 Erosive processesF风蚀作用 Wind erosion流水侵蚀作用 Fluvial erosion潜蚀 Underground erosion水下侵受蚀 Marine erosion冰川侵蚀 Glacial erosion流水侵蚀 Fluvial erosionS侵蚀作用 Erosive processes冰川侵蚀 Glacial erosionS侵蚀作用 Erosive processes水下侵蚀 Marine erosionS侵蚀作用 Erosive processes潜蚀 Underground erosionS侵蚀作用 Erosive processes风蚀作用 wind erosionS侵蚀作用 Erosive processes这样编述,词间关系明确,有利于正确用词,准确选词,统一名词术语。有鉴于此,我建议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过程中,适当吸收部分擅长主题词表编制工作的人才来参加工作,以利于审定、编辑工作的改进和完善。     

建筑名词审定中的若干问题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名词》在1996年公布,是在国内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在审定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名词统一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它与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既必然有一定的滞后性,又必须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必要的超前性。滞后性是因为科学名词有一个产生和为专业人士和公众所接受的过程,因此要求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预见性和超前性,则是由于科学技术越来越快地发展,使许多名词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名词本身也不可能不相应变化。例如,我们在审定本专业的名词时,就曾经对“园林”一词发生过争论。根据传统概念理解,“园林”指的主要是城市中的公园和绿地等,是我国许多城市的政府部门园林局所管辖的范围,在英文中相应的是garden architecture。在审定中,有的委员提出应当用“景观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来涵盖这一学科。理由是现代社会已经把视野从局部的人造园林扩大到整个人居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和人造的景观,例如城市景观、城市天际线、城镇所处的自然山水环境等都在景观学研究的范围内。但是,多数专家(特别是园林专家)反对,认为在我国,“园林”一词的概念已经不断扩大和变化,实际上已覆盖了国外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内容,不宜轻易更改。委员会考虑到国内的习惯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法,采纳了后一意见,虽然持前一意见的(包括笔者本人)仍有不同看法。再如,有的委员对将ergonomics一词定名为“工效学”持反对意见,认为用在机械设计中似可接受,但是要用在庞大的建筑物中,就很不适宜,因为这里涉及的远非工效的概念可容纳。经多次研究协商,暂选用了[人因]工效学(human factor engineering),主要考虑这门学科在我国建筑学研究和应用中还远未发育,为了不与其他学科发生不一致,又有利于本学科的发展,暂用此不致于发生过多矛盾的用词。有的词,其新名一时难以确定能否被普遍接受的,就暂用现在流行,但不很确切的用法。如human habitat,涵义极广,是国外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术语,联合国还有专门的Habitat机构,不少杂志以此为名。我国采用在我国已流行的“人居”,期待学术界在不久的将来可找到更为广泛被接受的用语。其他如“文脉(context)”、“解构(deconstruction)”等,也是国内学者常有争论的,这次都未作改动。本“名词”出版后,有反映认为收词偏少。我们在审定过程中,对此也有考虑。例如,对中国和外国古代建筑和构造部分,原来设想要收纳更多,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筑名词,极为丰富,变化多端,从唐、宋到明、清,随着建筑技术和风格的发展,用词不断变化。许多中外学者在翻译和写作中,都遇到极大困难,最后多数用拼音加注解的方法解决,如标志中国建筑特征的“斗拱”,就用dougong加注bracket set。与此相比,古代外国建筑的名词也极为丰富,但我们采纳一些专家的意见,只选了少数关键名词,其他留待写外国建筑史和编有关专业词典的专家开拓了。尽管如此,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对本册名词的用法提出新的挑战。例如,在国内甚为时髦的“智能建筑”intelligent building,我们用了“智能办公楼”一词,这是考虑到此类建筑主要是指有较高的通信和建筑物自动化管理能力的办公建筑。然而,有的专家认为范围太窄,现在还有智能住宅,甚至智能厕所等的出现。同时,也有的专家认为,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智能与非智能建筑的界线也不易划清,以至这一名词大有消亡的可能,不如用“建筑智能化”一词更为科学。笔者认为,后一意见是很有道理的。* 张钦楠高级建筑师是建筑 园林 城市规划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略论字母词的定义与定位

摘要 文章对字母词界定的不同认识做出综述,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章认为,字母词中,有的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临时成员,有的已经成为正式成员。字母词在引入和使用上方便快捷,能够确保不改变原来的语义,因此,在社会生活,尤其科技领域还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一、字母词的定义现有研究对于字母词的界定存在分歧,有几位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周玉琨认为,字母词与汉语词相对,多为外语词的缩写,是含有西文字母的外来词。GB、HSK这类词不是字母词,可以叫做“词语代码”。^[1]胡明扬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只有GB、HSK才是汉语字母词语,包含外文字母的词应称为“外文字母词”或“西文字母词”,而外文缩略语根本不是词,只能是原装外文缩略语。^[2]黄文贵、谢英捷把汉语字母词界定为：已经汉语化,具有汉语特征的词,它可以或已经融入到汉语词汇系统中,同时认为外文词不属于这一范畴。^[3]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两部影响较大的字母词词典,即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4]和沈孟璎的《实用字母词词典》。^[5]对于字母词的定义,刘涌泉说：“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和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6]他在2002年对字母词的定名与定义重新做了调整,把名称改为“汉语字母词”,指的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7]实际上,这两种定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名称的调整表现了他对字母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定位的认识,强调字母词属于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在词典中,刘涌泉把带有符号性质的外文字母也作为字母词收录进来,因此,他对字母词的理解似乎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单位,即只要在汉语背景中出现外文字母(包括拼音字母)就可以认为是字母词。这样做便于计算机信息处理,而在语言研究中则显得不够严谨。沈孟璎虽然没有直接做出明确定义,但通过词典的收词可以看出,她对字母词的界定既排除了含有外文字母的非语言单位,也排除了未经缩略的外文单词,这种界定更适用于对字母词的深入研究。根据我们的理解,以下几种情况通常不归为典型的字母词：(一)字母符号不属于字母词字母词的范围界定不清,最常见的是把符号作为了字母词,如：Fe(元素铁的符号)、cm(长度单位厘米的符号)、D(地铁的标志,是地铁的汉语拼音的首字母)。记录语言的字词当然也是符号,但是它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音、形、义的结合牢不可破。而符号的读音和它的形式没有建立牢固的联系,它一般不读符号形式所体现的读音,而是读作对应的词语,如Fe一般不读作/ef-ì：/,更常见的是读作“铁”。(二)拼音缩写不属于典型的字母词拼音缩写,是指把汉语词语转为汉语拼音后缩写而成的词语,如RMB(人民币的拼音缩写)、YZ(硬座的拼音缩写)、GB(国标的拼音缩写)、HSK(汉语水平考试的拼音缩写),这种词语的符号性强,具有词语代码的性质。见到这样的字母串,人们可以直接读它所指代的汉语词语的读音：人民币、硬座、国标、汉语水平考试。它们的性质属于词语的代码,更接近符号,如果使用频率很高、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并且读音不再和指代的汉语词语发生关联,它们就有可能发展为字母词,比如GB、HSK就比RMB、YZ更接近字母词。(三)未经缩写的外文单词原形不属于典型的字母词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收录了两个英文原形词“internet”和“Internet”,分别指互联网和因特网。但是《现汉》并未把它们叫做字母词,而是列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之中。从刘涌泉1994年给出字母词的定义到第5版《现汉》出版,已有十余年时间,《现汉》舍弃现成的“字母词”这一术语是经过充分思考的,它虽然认为“internet”“Internet”这类词语有查考的价值,但并不认同它们字母词的身份,至少不认为它们是典型的字母词。这类词语仍旧是外文,只是在汉语中借用较多而已,我们不能把所有借用到汉语中的词语都看做汉语词汇。真正对汉语词汇系统发生影响的是那些可能成为汉语词汇的外文缩写形式。未经缩写的外文词不属于典型的字母词,而外文词的缩写形式就属于字母词。那么,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呢？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与computer-aided design相比,DIY(自己动手做)与do it yourself相比,FAX(传真件或传真机)与facsimile相比,它们分别形成了一个新的单词,采用了类似于约定性符号的形式,一律大写,成为不同于原来语言大多数词汇单位的特殊成员。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特点,它就有了很强的通用性,容易被社会接受和使用。但是,它和前面谈到的字母符号不同,它的读音形式独立于原形,是音、形、义结为一体的语言单位。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字母词定义为：汉语中使用的具有符号性质的带字母(包括拼音字母)的词语。二、典型字母词的分类从典型性的角度来考察字母词,它存在着一个由不典型到典型的连续统。根据符号性的不同,可以将典型的字母词分为以下三类：(一)直接移用的外文缩写字母词中数量最多的是移用的外文缩写形式,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DNA(脱氧核糖核酸)、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IT(信息技术)、MP3(一种袖珍型音乐播放器)等等。外文缩写所具有的符号性不仅使它容易被引借到汉语词汇系统中来,也使它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汉语词汇单位。我们看到,一些字母词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已然取得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如DVD(数字影碟)、IT、DNA,但更多的还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临时成员,它们是否能够成为正式成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检验。对于外语水平比较高的人来说,这类词的理据性比较强,但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产生强烈的“汉化”需求。(二)外文字母、外文缩写和汉字的组合这类词语是已经汉化了的词,它的符号性大大降低,如维生素A、卡拉OK、X射线、B淋巴细胞、IP电话(网络电话)、POS机(销售点终端机或电子收款机)、4A级。其中,维生素A中的“维生素”是一个音译加意译的外来词,“A”表示序号;卡拉OK中,“卡拉”是日语词的音译,而“OK”则是来源于英语词的字母词,而大部分外文字母、外文缩写和汉字的组合在构词上形成了偏正结构,外文字母或外文缩写表示词语的区别性特征,汉字部分表示词语的类义。这种结构与单纯的外文缩写相比,汉化程度较高。首先,汉语中词与构词成分之间存在明显的系联关系,直接移用外文缩写则不存在这种系联关系;其次,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认知新事物、新词语的时候,习惯与旧有事物、旧有词语联系起来,外文缩写不能提供这种联系,添加出表示类义的汉字才符合汉语的构词特点和汉族人的认知特点。在汉化的同时,它的符号性也大幅降低,能够比较容易地融入汉语词汇系统中。这类字母词有的暂时仍然属于汉语词汇系统的临时成员,如IP电话、POS机、4A级等,有的已经可以看作汉语词汇系统的正式成员了,如维生素A、卡拉OK、X射线等。(三)利用字母自身的性质而创造的词字母的外形特点、排列的顺序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性都属于字母自身固有的性质。汉语字母词中,有一些是利用字母的外形特点来造词的。如T型人才(知识广博又有研究深度的人才)、X型人才(多学科的交叉型人才)、O形腿(罗圈腿)、V字领(一种衣领的样式)等。汉语传统上是采用天干、地支来排序,西学东渐以来,字母的顺序性和彼此的区别性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也被用来创造新词,如字母词ABC,是利用它们在字母表中排在最前面来借指一般常识或浅显的道理;AB制和AB角,是利用A、B是两个字母,并且A排在B之前,来借指一个角色有两人担任,并且A角先于B角。这类词语有一定程度的符号性,是借用外来的材料,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创造的词语。与其他非字母词一样,通过一定时间的检验,有可能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正式成员。三、字母词在汉语使用中的作用和发展趋势字母词最显著的特点是符号性强,这使字母词具备了以下两个优势：一是引入和使用上的方便快捷,二是能够确保不改变原来的语义。与字母词相比,对应的汉语词往往专业性比较强、音节比较长,不便于记忆和称说,并且字母词的运用避免了“一词多译”现象的产生,这使得它在引入和使用上都更为方便和快捷。字母词还能确保不改变原来的语义,这是因为意译或音译时,有可能因为选用的字形不同而对词义产生误导。比如艾滋病一词,最初多采用“爱滋病”的译法,但由于人们可能把“爱”与这种病的病因相联系,正式定名时就采取了“艾滋病”的词形,如果直接采用对应的字母词“AIDS”则不会产生这一问题。正是由于字母词的这些优势,它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独特的价值也被人们逐渐认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语言现象肯定不会消亡,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科技领域还会有更充分的发展。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182条,其中语文性词语只有16条,占总数的8.8%,如AA制(平摊和各自结账的做法)、ABC(指常识和浅显的道理)、DIY(自己动手做)、T恤衫(短袖套头衫)等。百科词语166条,包括43条哲社条目和123条科技条目。哲社条目占总数的23.6%,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如A股、K线(记录证券价格变化的柱状线)、CPA(注册会计师)、CBD(中央商务区)、GDP(国内生产总值)、WTO(世界贸易组织)等。科技条目占总数的67.6%,广泛分布在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物理、化工、军事、交通等方面,如CPU(中央处理器)、GPS(全球定位系统)、AIDS(艾滋病)、PPA(苯丙醇胺)、X射线、LPG(液化石油气)、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8]虽然“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不同于字母词,但它与字母词大部分是重合的。对于字母词的发展与使用,我们语言工作者应该给以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允许它先以临时成员的身份暂时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然后根据它类别的不同,服务领域的不同,加以区别对待。进入社会日常生活的字母词,要尽量寻求简明的汉语替代词,使社会用语中的字母词在数量上保持相对稳定。比如WTO进入日常生活后,“世贸”与之对应,IQ得到社会关注后,有“智商”与之对应。而那些专业性很强、在本专业使用的术语,可以对字母词的态度更为开放,可以把它自由地引入汉语,至于它是否能够演进为正式成员,则要看它的发展。汉语词典对于字母词的态度既要审慎,更要积极。在社会上流行的字母词大都是新词语,读者对此有查考的需要,应该尽可能的收录备查,同时,一旦产生了词形简捷、语义明确的汉语对应词,就应该积极地进行引导,适时地予以规范。* 杜翔博士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近年来成为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我们注意到,与ontology相关的术语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中使用也十分普遍,而译名同在哲学中一样纷纭不一。无疑,弄清这个术语的哲学含义,将有助于其他学科中该词译名的统一。本文先简略介绍一下哲学界关于ontology译名讨论的情况,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方案,以供斟酌和参考。一、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从词源来看,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的being和beings)是动词兼系词einai(相当于英文的to be)的分词和动名词及其复数形式。既然ontology就是关于on的学问,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从中国哲学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1],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张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2)主张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认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应该根据对具体哲学学说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2] 。(3)主张应该用“是”来翻译。现在持这种主张的人很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包括前面一些观点的主张者,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而持此种主张。由于on在汉语中出现了“有”、“在”、“是”等不同的译法,相应地,ontology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是论”等等。单从字面上看,“本体论”的译名距离词根的含义最远,但它反而流传最广。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的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3]。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近年来,关于ontology的译名之争,又重新成为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张启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张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因此可以肯定,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关键在于,如果on的多义性不能排除,那么,ontology的译名也就不可能定于一尊。二、译名讨论中的相关学理事实上,译名之争中牵涉到复杂的学理,既有语义方面的差异,也有学说史的根据,还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转换问题。只有分别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译名之争获得较为清晰的见解。首先,从语义角度看。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希腊文中,on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 in 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 of being)。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显然,这两种所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由于二者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了对“存在”、“是”(Sein)本身的追问。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研究称为“本体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之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其次,从学说史方面看。在西方哲学文献中,Ontologia一词最早见于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用拉丁文编撰的《哲学辞典》(1613)中,他将希腊词on(即being)的复数onta(即beings,“存在者”、“是者”)与logos(意即“学问”、“道理”、“理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词Ontologia,意即“存在学”或“存在论”、“是论”。稍后,德意志哲学家卡洛维(Abraham Calovius,1612～1686)在《神的形而上学》(1636)中,把此词视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同义词。1647年,另一位德意志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1622～1665)又将onta 与希腊词sophia(“智慧”、“知识”)结合,创造出同义新词Ontosophie,也是“关于存在(是)的学问、知识”之意。稍后,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Baptiste Duhamel ,1624～1706)也使用了这个词。笛卡尔(Rene R.Descartes,1596～1650)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On-tologie”。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及其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物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Ontologia的体系。沃尔夫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部分,理论哲学再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包括Ontologia、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自然神学。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把Ontologia视为哲学中一门基本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他并且对这一学科作了如下界定：“关于一般性‘在’(entis)就其作为‘在’而言的科学。”^[4]沃尔夫分类的显著特点,就是在学科水平上把Ontologia归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一部分。这个分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沃尔夫对ontology学科地位的界定,把它看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一个分支,有时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用ontology来指称传统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整个学科。然而,正是On-tologia这个术语,在哲学史上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需要通过学说史的考察才能明确。虽然Ontologia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出现,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开始。Ontologia一词在18世纪得到普及和传播以后,西方学者都普遍使用这个术语来叙述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产生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ontology”条目中说：“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首次拼造出来,然而它同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ti to on(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的问题将被永远追问下去,“第一哲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to on hei on)的学问。而在他看来,“实体”(ousia,substantia,substance)问题正是“存在”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实体是什么？’这个问题。”^[5]那么,什么是实体呢？后世哲学家们对此的回答纷纭不一,理念、单子、绝对精神等等被先后确立为“实体”。在这种回答中,依据“实体”来理解“存在”(“是”)的方式被固定下来,而“实体”又被理解为万有的终极根据,成为某种具有神性的事物。这样,就Ontologia这个词自17世纪出现以后,标志着传统西方哲学关于“实体”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来说,用“本体论”来标志它就是相当准确的了。就是说,作为西方哲学关于on的学问,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似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内涵和特殊规定性的理论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传统西方哲学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特征和思维方式,它可以而且应该被叫做“本体论”或“实体论”。最后,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语词的约定意义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论”的那部分哲学学说,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或“实体”(相当于最高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6]。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汉语中的“本体论”一词来诠释和理解西方哲学史上那种以追求最高存在者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形态,是较为适当和合理的。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综上可见,学说史上存在着把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的事实,而这种理解又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和辩护,这也许就是这个译名能够广泛流传开来的原因。三、本文所建议的术语翻译方案上述情况说明,“本体论”这一术语不能简单对待,它有着充分的学说史根据。但是从译名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人认为,采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或者把汉语的“本体论”这一术语与西方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如同日本哲学界的做法一样,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彻底废除“本体论”这一术语。本文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是主张保留“本体论”这一术语,并赋予它以恰当的含义。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将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译为“存在论”,同时继续保留“本体论”一词。被保留下来的汉语“本体论”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它不再用来指称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存在论),而是用来指称西方哲学史上探讨on的问题时,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2)或者将它降格为ontology(存在论)的一个子概念,即“关于存在者(是者)的学说”这一学科子分支,同今天兴起的另一个子分支——“关于存在方式(是,或是态)的学说”相并列,则更符合当代哲学与科学思维发展的新形势。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学科与学说的界限。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从而作为一个通用名词,ontology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所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的;但具体的解答方式和形成的思想观点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科层次,后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说层次。这两个层次不应该互相混淆和取代：讨论同样的问题,并不妨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学说、学派和思想观点(在“哲学”这门学科中,尤其如此);同样,所主张的学说、所隶属的学派和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不同,也不妨碍讨论的可以是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论”(ontology)的研究,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学说或不同的哲学理论形态。其中,依据“存在者”和“实体”去制订方向的传统形而上学,对这门学科的问题的回答采取了“本体论的方式”。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证-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但蒯因仍保留了“ontological commitment”(可译为“存在论上的承诺”)的提法;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则通过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开创了探讨存在问题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突出特点在于：不是强调实体,而是强调关系;不是追求存在者,而是注重存在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存在论和对于这门学科所探讨的问题的某些具体的解答方式区分开来。在用“存在论”来标志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ontology”这一点明确以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传统本体论”和“现代存在论”两个术语,来标识这门学科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和理论形态。具体可参见下图：在“存在论”的理论视野中,“传统本体论”与“现代存在论”是它的两个子科目。但是,传统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就其对ontology的研究和回答来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种根本相反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翻译中把它们严格区别开来。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本体”一词在汉语中的特殊用法。“本体”一词在中国语文中的使用情况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这两个字原是可以分开来用的,如“本末”之“本”,“本根”之“本”,“本性”之“本”,“体用”之“体”等等。至于“本”“体”二字合用为“本体”一词,大约是在宋明理学中,其含义各家解释不同。如张载《正蒙》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和》)这里的“本体”是指本来恒定的状态。朱熹讲本体有三义：“性之本体”、“形气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例如他说：“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说是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他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时说：“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关于“天理自然之本体”,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卷三)朱氏所说三种本体的意义有层次的不同：天理自然之本体,指理本身;性之本体指性的本然;形器之本体指存在的根据。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如云：“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息,则渊之本体失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传习录》卷下)王阳明所谓心之本体即是良知,亦即先验的道德意识。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况之义,心之本体指心的本来状况。可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本体”一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语言中,“本体”一词的用法更是极其多样的,有“基本”、“基础”、“根本”、“根据”、“本质”、“真实的”、“本来的”等等含义。且看下面一段话：“是的,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体育的本体意义。……我们不再把竞技场上的比赛视为‘政治理念’和‘阶级’的较量。今天的我们绝不会把赛场上的失败看作不可容忍的‘国耻’。”^[7]这里所说的“本体”一词,相当于“本来的”、“真正的”意思。这从作者自己在后文中所给予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在这里反对的是在体育上附加本来不属于它的内涵,特别是政治内涵的做法,而希望“回归”体育本身体能、技能竞技的本来意义。由于“本体”概念使用中含义极端多样化的情形,我们在研究和把握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时,不能从日常语言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去理解。     

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究

一、前言长期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创立和翻译了大量科技术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许多有志于我国科技术语事业的科学家、翻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编辑学家和术语学家、发扬前辈学者“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精神,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科技术语事业,呕心沥血地继续创立、翻译和修订了大量科技术语,并对汉语科技术语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为建立中国汉字系统的科技术语学奠定了基础^[1－46]。汉语科技术的总数量,难能确切定出。因为它决定于统计的范围和深度,也由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学科、新术语不断涌现,有些老的术语需要淘汰或更新,所以要确切计算出术语总数量是难以做到的。根据有的学者广泛收集和悉心研究的结果,现在汉语科技术语至少有140万条以上^[47]。这样庞大的科技术语群,其订名情况如何,统一与规范化如何,是个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因为它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之一,是关系到国内外学术交流、教育、科研、经贸、生产和国防等各方面的大问题。同时科技术语状况如何,也是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总的看,我国科技术语虽已有自己的独立体系,并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人们也深深体会到我国有些科技术语还处于不统一、甚至是混乱状态^{[7,12,13,15－18]},也发现不少科技术语的订名尚需进一步改善。不少学者对我国科技术语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如从科学概念内涵角度、从术语学角度、从语言学角度、从词源和历史角度开展的研究等。但从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角度来探讨汉语科技术语和改善它们,则未见系统研究。而这方面与审定我国科技术语使之规范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故笔者拟根据现代术语学,对汉语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做些探讨。本文仅先以《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60]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的修改稿)^[61]为例,对此进行初步研究。二、统计与分析结果1.表1、表2分别列出《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的修改稿)的术语构词字数及其百分率的统计结果。图1是它们的分布曲线。2.从图1我们可看到,两个学科汉语术语构词字数分布都有个极大值,而且均属4字术语,即4字术语最多(4音节术语最多)。它们占词条总数的百分率亦很相近,皆为30%左右(接近31%)。3.从基础物理学术语的分布曲线可见,曲线在字数较少半边的分布百分率明显地高于字数较多的半边,即由3、2、1字构成的术语明显多于由5、6、7或更多字构成的术语,就是说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基础部分的术语,多为字数较少的术语,3字、2字的很多,1字的术语也不算很少。字数为7字、8字以上的术语的百分率,衰减很快,甚至只是个别的了。1至7字术语总和占术语总数的97.72%。图1 术语构词字数分布曲线4.从电子学术语的分布曲线可见,4字术语两侧曲线几乎是对称分布,由3、2字构成的术语数差不多与由5、6字构成的术语数目相等。1字术语很少,7、8、9字术语不少,10字以上术语也有一定数目。1至7字术语总和占术语总数的95.09%。5.从“物理”和“电子”两条术语分布曲线的对照上可见,曲线的低字数一侧(少于4字),物理学名词的百分率比电子学名词的百分率高;在曲线的多字数一侧(多于4字),电子学名词的术语百分率比物理名词的术语百分率高。就是说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部分)比作为技术学科的电子学名词,术语构词简短,在术语的简明性方面颇具特色。而随着新技术术语的增加,术语的构词字数明显增多,这可能是目前新技术术语的一个特点(术语较长)。三、讨论1.术语是概念的命名,是其语言符号。人类长期以来通过术语交流科技信息。虽然许多科学家、翻译家等学者为科技概念订名做了巨大贡献,但从现在我国科技界存在的大量术语中,还是可以看到有些术语是不尽妥善的。其中有的是一个概念出现多个术语;有的一个术语对应多个概念;也有的术语名不符其义。不少文献对此做了论述^{[20、21、48－55、59]}。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组织科技界各学科专家和术语学家全面进行科技术语的审定,使之达到统一和规范化^{[2－4、8、30]}。一个好的汉语科技术语应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国际性和科技语体特性;在审定现有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约定俗成)和协调统一性^[25、29]。我在对《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和《电子学名词》进行调研时,看到不少经前辈和当代学者精心研究出来的术语是很符合术语的特性的,如衍射、阻尼、激光、电视等。但也有一部分术语我认为仍应进一步改进。2.从表1、表2和图1可见,这两个学科的基本术语中字数在7个字以上的还有不少,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中有约2%,电子学名词中有约5%。其中有的术语长达14、15、16个字,甚至更多字(电子学中有的术语甚至有20字)。术语字数如此之多,有悖于术语的简明性,不利于口头和书面应用,对我国的科技术语体系也有不良影响。如在不影响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汉语特性和约定俗成等特性的前提下,适当使其简化,则应是所求的。考察该二学科术语构词字数多的原因,可有如下几种：(1)用字不够简练。如：自适应雷达(adaptive radar),可简化为“自适雷达”;直接检波式接收机(direct－detection reciver),可简化为“直检式接收机”。(2)含多人名术语,人名全部译出。如：亥姆霍兹—拉格朗日定理(Helmholtz－Lagrange theorem),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Maxwell－Boltzmann distribution)。如分别简化为“亥—拉定理”(或HL定理)和“麦—玻分布”(或MB分布),人们用惯了的话,可起到表达该概念的同等作用,而比较简洁,在口头和书面应用上均比较方便。(3)表达过于详细。如：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transistor),低压化学汽相淀积(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如它们分别订为“场效晶体管”、“MOS场效晶体管”和“低压CVD”,则可使之简洁。当人们用习惯了,也可同样起到前而复杂表达的作用。在学术交流和书刊文献上用这些简化表达,很有好处(适当采用一此国际通用缩写词,还可改善汉语科技术语的国际性)。3.上面(2)、(3)两点中提出的术语简化方法,我认为它不单单是一般求得文字上的简练,而是跨上了一个订名术语的新台阶。术语的这个订名方法,可称之为合成法。它是以代表概念内涵的少数关键汉字或缩写词加上关键汉字构成术语的方法。著名的术语“激光”,固然是根据其概念内涵订出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看成是以合成法形成术语的典型代表。“激光”的英文全称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the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译成中文为“光受激辐射放大”或“激射光辐射放大”。后经钱学森先生订名为“激光”。这个订名既是其概念内涵的高明标示,也是上述全称的巧妙合成。类似的还有“崩越二极管”。它的英文名为impact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曾译为“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后来将其订名为“崩越二极管”,这不仅仅是全名的简单简化,因为它省略了很多也带有一定意义的字,只取出少数几个关键字表达其概念,形成单义的独特的术语(有别于一般词汇)。这个术语的形成,实际上也是运用了合成法。四、结语因为术语是概念的语言符号,其符号属性决定它不应繁复,而要简明。所以在全面顾及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汉语特性和约定俗成等特性之后能使汉语科技术语的构词字数减至最少,是改善汉语科技术语,使之更符合术语学,更便于运用,并使之达到规范与统一的重要问题。订名术语时,不能把术语与定义混为一体,有些术语在简明订名之外,可运用定义使人们对其有清晰了解。对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我国汉语科技术语的全面了解,并有助于改进与完善汉语科技术语体系。用合成法订名汉语科技术语,可适当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可在改善汉语科技术语的简明性方面发挥作用。吴凤鸣同志对原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致谢意。由于水平有限,文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希多加批评指正。     

字母词的定义及归属

摘要 主要探讨了字母词的定义和归属两个问题。通过比较和分析认为字母词应为书面形式上有外文字母参与构成,能在口语中使用,语音形式整体或部分来自外语并有完整词义的外来词。并统计了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对词典中的字母词作了形式和语义来源的分类和统计。将字母词分为三类：借入式、缩略式和替代式,通过统计,进一步确定了字母词系外来词的归属问题。在如何看待字母词问题上,语言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字母词定义、归属这两个方面。一 字母词的定义指称这一类外来词形式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外文字母词(如英文字母词、西文字母词、拉丁字母词、借形词),另一种是字母词(包括汉语拼音)。对字母词的定义,不同的语言学者有着各异的说法。如有人认为：“所谓字母词,包括纯外文字母词如(WTO、VCD)和汉外组合词(如卡拉OK、A股),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缩略词语,但也有少量是经过缩略的,用以表示中国事物的字母词,如GB(国标)、CCTV(中央电视台)、HSK(汉语水平考试)、RMB(人民币)、CBA(中国篮球联赛)等。”^[1]这一类学者的观点是,汉语中凡由字母构成或字母参与构成的词都称作字母词(这里的字母指所有的字母,如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及汉语拼音字母),按此定义字母词不单是外来语。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来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示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2]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罗聿言,他认为字母词是指现代汉语中除日文之外的外语词,按其原来形状借入,用以指称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严格区分外文字母词和汉语字母词,持有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胡明扬。他认为只有GB、HSK才是汉语字母词,包含外文字母的词应称为“外文字母词”或“西文字母词”,而外文缩略语根本不是词,只能是原装外文缩略语。^[3]由上看到,不同的语言学者对字母词的定义不同,不仅如此,就是同一学者对“字母词”的定义也有所变化。如刘涌泉在《字母词词典》中提出的字母词定义：由汉语拼音字母、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以及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统称为“字母词”。在这之后,刘涌泉又提出“应称谓这类词为汉语字母词或中文字母词更好些。”^[4]以上对字母词的定义可归纳为两种观点,它们的分歧在于完全由汉语拼音简写和汉语拼音简写加汉字构成的是否是字母词。由于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查找了刘涌泉编的《字母词词典》,找到汉语拼音简写的“字母词”如AH(Anhui,安徽)、BJ(Beijing,北京)、CQ(Chongqing,重庆)、DB(Di Biao地方标准的代号)、TP(Tezhong you zi pian,特种邮资片)、ZL(Zhuan Li,专利)、ZRG(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57个此类词汇,占全书收入词汇总数的2.5%,可见汉语拼音词数目较少。汉语词的语义指向狭窄,在57个词当中,地名的拼音缩写词有31个,占整个汉语拼音词的54%,特殊代号字12个,占21%,专有名词14个,占25%。这些词几乎都不在口语中使用,其语义也都是汉语自产的,不是借用的外来语。它们只在书面或屏幕上伴有特定的条件出现,出现后又能让人一目了然,因此不被列入字母词之列。基于以上理由,字母词应该指凡由外文字母构成或外文字母参与构成的词。但这样定义也有人提出异议。那就是计量单位、元素符号、分子式这些由外文字母构成的书写符号是否是字母词。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书写符号不属于字母词之列。原因是：“作为语言中的一个词,它必须是个音义结合体,也就是说,它不仅要有意义,还必须有它自己的读音形式。”它们在口语中不被使用,只是特殊的符号而已。有的学者从读音角度给字母词下了一个定义：“字母词应该指那些按照字母本音(一组字母,若其中有元音,可以连读,如basic,fortran等)或按《汉语拼音方案》来读,否则,它们仅仅是符号罢了。”这种定义方式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突破了以上诸语言学者只从书写形式上对字母词进行定义的局限。但是,这种定义方法让人难以掌握,遇到具体的情况难以判断。字母词是传统汉语书写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另类,定义字母词就应该从文字和词汇两个角度加以定义,也就是,在给字母词定义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书写形式,还要考虑语音和词义来源等因素。笔者认为,字母词应指书面形式上有外文字母参与构成的,能在口语中使用的,语音形式整体或部分来自外语的并有完整词义的外来词。如：USB、IT、OPEC、MBA、WTO、B股、IP电话等。二 字母词的归属为了进一步说明字母词的归属,笔者统计了刘涌泉编的《字母词词典》,对词典中的字母词作了形式和语义来源的分类和统计。笔者从来源上将字母词分为借入式、缩略式和替代式三大类。所谓的借入式是指起初是外族语社会使用的语言单位,后来随着语言社会之间的频繁接触而逐渐被借到汉语社会中,是照抄过来的,这种情况称为借入式。从形式上看,即直接借用外文原词形,如：VCD、IT、OPEC等。所谓的缩略式是指由汉语社会中的人们自己创造形成的,如汉语社会中固有的一些词语出于国际交流的需要而被翻译成了英文,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应的字母简缩形式。这些英文缩略形式不久以后又反过来运用于汉语社会的不同场合,汇入了字母词的队列,如：CCTV、CBA、CBD、CEPA(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CC(也叫3C,中国强制认证)等。所谓的替代式是指用英文字母替代汉语词语的部分或全部,如：卡拉OK、e化、IP电话、AA制等。经统计,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共收有“字母词”2019个,属于借入式字母词的有1781个,占总数的88.21%。属于缩略式和替代式的共有164个,占总数的8.12%。其余74个,占总数的3.67%。由以上的数字可看出,借入式的字母词占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类词的归属,也就是借入式字母词算不算汉语词这个问题,现在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持肯定观点的代表学者周一民曾提到：“在今天的语言生活中,英语字母和英语字母缩写词随处可见,……英语字母已进入了汉语,成为现代汉语交际中不可缺少的词汇部分。”^[5]“字母词也是汉语词语,当一个字母词的读音是汉语语音系统中的音,其意义又能为我们理解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汉语词语。这时的字母词和用汉字表示的音译词语在执行交际功能时没有什么不同。”^[6]持否定观点的如武夫在谈到字母词时疾呼：“救救汉语！”^[7]李国文写到：“汉语是世界上强有力的语种之一。在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对应上的困难。……汉语成了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随意驰骋的天下,长此以往,汉字不将成为一种大杂烩的文字了吗？”^[8]在字母词归属的问题上,有很多作者都从字母词的读音上对字母词进行了归属。有人认为汉语中的字母词读音都已经过汉语语音系统的改造,而与原来的外语读音不同了,所以字母词应该属于汉语词汇。也有人认为借入式的非缩略语部分即原型单词借入部分不属于汉语词汇。笔者认为,现在语言学界讨论字母词的情况与20世纪上半叶谈论外来词的情况相似,当时讨论外来词的问题主要也是关于定义、归属等问题,具体内容在这里不再赘述了。究竟字母词该如何归属呢？从字母词的构成来看,它或是借用外文字母或是借用外语词的字形。从字母词所代表的词义上看,它或是借用外文词义或是借用外文字母的形象义、序列义或字母所代表的词汇义。从语音上看,它直接借用外文词汇的发音,或是借用外文字母的字母音。无论是结构、词义、语音,外文字母词都是全部或部分借用了外族语言成分,可以说字母词是借来的,是借用外族语言成分生成的。指称这类词比较接近于赵元任先生在1967年使用的“借语”这个术语。赵先生所说的“借语”除了“包括loan words(指采用直接引用、音译或仿译等手段,从另一种语言或方言引用的词)的范围外,还企图用来包括从音位、语素、词到短语和外来用法或语法结构,所借之形大大小小、不一而足。”^[9]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认真的响应,但赵元任先生的见解预见到了汉语借用外来语形式的多样化趋势。语言学界公认的“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10]。笔者认为字母词应属外来词,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词”。这里所谈的字母词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还将经受考验,如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就会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词”行列,扎根于汉语词汇系统。     

谈谈karst和savanna汉名审定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1988年3月24－25日在京召开的地理、地质和气象等学科部份交叉协调会上,将“热带稀树草原”(savanna)订为“萨王纳”,而“喀斯特”(karst)与“岩溶”定为哪个,尚在争议^*中(见《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年第1期)。上述两个名词分别涉及地质、地理、气象、土壤、油矿、水利、环境、农业、林业、生物、畜牧等多种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并已进入日常生活。我国旅游业在介绍风景秀丽的桂林山水的形成时就曾用到过“岩溶”和“喀斯特”这两个名词;同样,除了地理、气象和生态所特指的savanna以外,还有些地区的小片草地和加拿大的沼泽地也以savanna相称。由此,河名、地名、城市名、花名、草名、鸟名等等以此或冠以savanna命名者为数不少,这是由其“平原,草原、牧原、雪原、冰野”这些含义诱导出来的。由于其用向如此广泛,因此,除了专业辞书之外,差不多国内外一些常见的普通非专业性字典,对此两词均有收录。karst和savanna的汉语定名是两个音译名和意译名长期并存的外来术语。各专业之间在称谓上尚无大的分歧,不像annatto这个名词,林业称为胭脂红;食品称为胭脂树红(从胭脂树种子壳中提取的天然色素);纺织称为胭脂树红(浅橙色),橙色植物染料;水产称为熏鱼着色用的植物染料;化工称为胭脂树橙(取自Bixa Orellana胭脂树,用作染料,可染丝、棉、羊毛和食物)。在此,“胭脂红”,“胭脂树红”,“胭脂树橙”三者之间是要协调统一的。到底是红色,橙色还是浅橙色也是必须审定的。而现在对karst与savanna是要在现有的音译名与意译名之间作出选择或另订新名。karst一词源出希腊语,1884年美国地貌学家戴维斯提出了“喀斯特化”这个术语,1901年南斯拉夫学者J.Cvijic首先采用。所谓karst,系指水对可溶性岩石(碳酸盐岩,石膏,岩盐等)进行以化学溶蚀作用为主,流水冲蚀、潜蚀和崩塌等机械作用为次的地质作用,以及由这些作用所产生的现象的总称。1966年我国第二次喀斯特学术会议建议将“喀斯特”改为“岩溶”。此后,经过22年音译名与意译名长期并存之后,现在又提出要恢复“喀斯特”这个音译名。为什么？显然是认为“岩溶”不能表达karst的全部含义。在此,也许还可以提出另一个理由：保留“喀斯特”这个名词有利于向国际共通词靠拢,这就是马宾、林立所提出的,在各门学科中有些名词术语在英、德、法、俄四种文字中,其拼法、读音、含义均相同,他们主张,我国引进这类国际共通词时不用汉字,而用拉丁字母标音。karst在英、德、法、俄四种文字中均为“三同”,即同拼法、同音、同义。因此,我国可直接写成Kasītè,而“岩溶”这个名词则无这种方便。savanna一词源出西班牙语zavana,现作sabana,系指平原,草原之意。但生物学家所称的savanna,系指萨王纳植被,或萨王纳群落,即热带稀树干草原;地理学家所称的savanna(汉译萨瓦那)系指南北两半球分别与赤道雨林相邻的地区,介于赤道雨林与热带荒漠之间。草类是其主要的植被,穿插着稀疏的树木。因此,汉译为“热带稀树干草原”。此外,还有南美洲的热带无树草原(llanos)和巴西热带草原(campos),这是萨瓦那的两个特殊类型。后者位于亚马孙河流域的赤道森林以南,或是开阔无树的草原,或有大片林地;气候学家所称的savanna climate,汉译为“热带草原气候”,主要出现在非洲和南美的赤道雨林气候向极的一侧,澳洲北部亦有广泛分布。其自然植被为稀树干草原,因此,又称“热带疏林草原气候”。在气候学上,人们常把萨瓦那地区的气候称作苏丹型。此类地区由于草被繁茂,所以牧养着许多牲畜。从以上所述,karst和savanna均属含义多的术语,如何命名？我国对待多义词的翻译自古主张音译。唐代玄奘提出的“五不译”中,就有“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他的所谓不译,即不译意而是译音,一千多年过去了,这条原则沿用至今,在科技翻译中这类例子实非少见,主张恢复“喀斯特”而取消“岩溶”者就是最新一例。音译的缺点是不能“望文知义”,意译的缺点是对原文含义多的术语,汉文不足以尽之,对原词的含义有漏损。怎么办？有人主张：“迂有势难兼收并蓄,则求所最大部分最大涵义。若都不可得,苟原名为义多方,在此为甲义则甲之,在彼为乙义则乙之。”依我看,这可能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实际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在有意无意地实行这个办法了,例如,土壤学中“savanna red soil”一词,既不命名为“萨王纳红色土”,也不采纳过去所译的“热带稀树干草原红色土”,而是定名为“燥红土”。通过对karst和savanna这两个名词的审定可以看出,我们似乎需要做好“产前”“产后”的服务工作,即定名前的可行性调查和定名后新出现矛盾的处理。我想,如果这二者办好了,定名之后就会“众人称善”,要不然,就有可能“尚在争议中”,即使规定了,由于新出现矛盾解决不了,用户“碍难从命”,只好自行其道,这样,就有可能新的混乱又从此开始了。最近,我从各专业词书中,收集了一些由karst和savanna所构成的一些名词术语,虽然为数有限,但也说明一些问题,现录列于下：karst 岩溶,喀斯特karst base level 岩溶(侵蚀)基准(面),喀斯特(侵蚀)基准(面)karst basin 岩溶盆地,喀斯特盆地karst breccia 岩溶角砾岩karst bridge 喀斯特桥karst collapse 岩溶陷落karst cave 岩溶洞,喀斯特洞karst cycle 岩溶旋回,喀斯特旋回,喀斯特循环karst depression 岩溶洼地,喀斯特盆地karst erosion 岩溶侵蚀,喀斯特侵蚀karst fens 喀斯特沼泽karst fenstes 喀斯特天窗karsten 喀斯特沟karst funnel 岩溶漏斗,喀斯特漏斗karst glacier 喀斯特冰川(冰川风化侵蚀貌似喀斯特地形)karst hill 岩溶丘陵,喀斯特丘陵karstic channel 岩溶槽,岩溶漏水沟karstic feature 岩溶地形,喀斯特地形karstic formation 岩溶地层,岩溶构造,喀斯特构造karstic hydrology 岩溶水文学,喀斯特水文学karstic stony column 岩溶石柱,喀斯特石柱karstification 岩溶作用,岩溶形成作用,喀斯特作用karst lake 岩溶湖,喀斯特湖karst landscape 岩溶景观,喀斯特景观karst landform 岩溶地貌,喀斯特地貌karst land 岩溶地区,喀斯特地区karst margin plain 喀斯特边缘平原karst peneplain 岩溶准平原,喀斯特准平原karst phenomenon 岩溶现象,喀斯特现象karst pit (灰岩中)岩溶井,落水洞,喀斯特井karst plain 岩溶平原,喀斯特平原karst red earth 红色灰岩土,红色石灰土karst region 岩溶(地)区,喀斯特地区karst source 岩溶泉,喀斯特泉karst topography 岩溶地形,喀斯特地形karst plateau 岩溶高原,喀斯特高原karst process 岩溶作用,喀斯特作用karst valley 岩溶槽谷,溶蚀谷地,喀斯特谷karstology 岩溶学,喀斯特学karst water 岩溶水,喀斯特水karst well 岩溶井,竖井karst window 喀斯特天窗karst nu 裸露岩溶karst parfait 发育完全的岩溶karst profond 深原岩溶karst sous－jacent 地下岩溶karst superficial 表层岩溶relief karstique 喀斯特地貌savanna 萨王纳群落(热带稀树干草原),热带稀树草原,热带和亚热带稀树或无树草原savanna soils 热带稀树草原土savanna woodlland 热带稀树草原林地savanna red soil 热带稀树干草原红色土,燥红土savanna forest (热带或亚热带)稀树草原林savanna climate 稀树干草原气候savanna flower 热带草原花savanna grass 稀树草原草savane f 热带稀树干草原,萨王纳群落savane a bois clairseme 热带稀树草原savane a epineux 热带带刺灌丛草原savane a hautes herbes 热带高草草原savane a plantes succu1entes 热带多浆植物草原savane arboree 热带稀树干草原savane arbustive 热带灌木干草原savane basse marecageuse 热带低位沼泽草原savane boisee 热带稀树草原savane broussaieuse 热带灌木草原savane daltitude 热带高原草原savane de degradation 衍生稀树草原savane de plaine 热带平地草原savane de substitution 热带次生草原savane desertifiee 热带荒漠草原savane herbeuse 热带无树干草原savane inondable 热带水淹草原savane secondaire 热带次生草原savane tremblante 热带低位沼泽草原现按照将“热带稀树草原”改为“萨王纳”,修改上表中部分术语的情况是这样的： 修改前 修改后热带稀树草原土 萨王纳土热带稀树草原林地 萨王纳林地热带带刺灌丛草原 带刺灌丛萨王纳热带高草草原 高草萨王纳热带高原草原 高原萨王纳衍生稀树草原 衍生萨王纳热带平地草原 平地萨王纳热带次生草原 次生萨王纳热带荒漠草原 荒漠萨王纳热带水淹草原 水淹萨王纳热带低位沼泽草原 低位沼泽萨王纳这样一改,不但savanna原有的几种不同含义统统不见了,而且出现像“水淹萨王纳,这样非牛非马的怪名词：再看看以上由karst所构成的一些名词,如果我们确定恢复“喀斯特”而取消“岩溶”,其情况似乎比萨王纳稍微好一点,但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例如： 修改前 修改后裸露岩溶 裸露喀斯特发育完全的岩溶 发育完全的喀斯特深厚岩溶 深厚喀斯特地下岩溶 地下喀斯特表层岩溶 表层喀斯特在前表所列karst red earth一词的汉名,既不冠以“岩溶”也不冠以“喀斯特”,而是定名为“红色灰岩土”。由于各学科各专业之间交叉名词影响很大,其交叉面越广影响越大,已进入日常生活的名词则影响更大,“喀斯特”,“萨王纳”一改动,不但各专业词书中由其所构成的名词术语大部分都得改动,而且辞源、辞海、百科全书之类及普通字典都得跟着改。国外韦氏字典,牛津字典中有关karst和savanna的解释继续存在,说不定我们的后来人在什么时候又根据这类字典的解释恢复现在流行的一些名词。黄昭厚同志说：“现代科学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是一个规律,随之产生的术语交叉不可避免,审定工作深入发展,对如何做好交叉术语的协调一致成为作好名词审定的关键。”(见《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年第1期P.11)本文的目的就是根据上述精神提供一点肤浅的看法和意见,供参考。     

漫谈名词审定工作

各学科的名词特点不同。同样性质的不统一的名词,情况也不相同。在名词审定工作中,力求既按名词委的审定原则定名,又要照顾实际情况。这样定出的名词既科学又受到广大使用者的赞同。一、定名错误名定错了,也就是词不符义。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事物本身有个认识过程,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有的是误读、误写、误传。例如：“平流层(stratosphere)”过去误称“同温层”。早在1862年和1901年,有人用带仪器的气球和乘气球吊篮升到一万米左右,正好处在平流层底对流层顶的高度,那里温度随高度变化较小,因此人们误认为在对流层上有一层温度几乎不随高度而变的“同温层”。后来科学发展了,人们发现在对流层顶以上到约50公里的高空,温度基本上是逐步升高的,没有“同温层”。纠正原定名,而定名为“平流层(stratosphere)”。而有的名定错了,就不能硬行纠正。如：“熊猫”早在1869年,一位法国学者来华,到四川考查生物资源,给“熊猫”定名为“黑白熊”。两年后,动物学家进一步考查,研究它属于熊科,将它进一步定名为“猫熊”。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在重庆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当时展品标牌上分别用中、英文书写着“猫熊”的学名,但由于那时的中文习惯读法是从右至左,故而国人都把按英文书写方式书写的“猫熊”,读成了“熊猫”,并延用至今,唯台湾现仍称它为“猫熊”。此名正名难于让人接受,只能“约定俗成”,仍称“熊猫”。二、概念相同定名不同在同一学科中,一个概念有几个称谓的情况比例很大,区别选择定名是名词审定工作中的主要工作。例如：大气科学中既有“临近预报(nowcasting)”又有“现时预报”、“现场预报”、“即时预报”、“短时预报”等五个名称。按照最能代表其内涵概念的原则,定名为“临近预报(nowcasting)”最为宜。但有些名词难分主次,只得做为又称、简称或俗称。例如：大气名词蒲福风级,0级风(calm),1级风(light air),……12级风(hurricane),同时并用静风、软风……飓风。两者同样重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另一个做为又称。在不同学科中,概念相同,定名不同,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越来越多。例如：三十年代我国气象名词主要是气象学、气候学、天气学三类。而到了六十年代,增加了大气物理学分支的有关术语,其中以云雾物理学的词汇所占比重最大,这反映了,这一时期大气物理学的发展以其中的云雾物理学为最快。到了七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和无线电电子学术语引入大气科学学科中,这是与那个时期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工作的开展,以及气象通讯装备与大气探测手段的更新相适应的。因此,使学科之间的词互相渗透。从词汇量来比较,大气科学1974年出的词汇量是1954年的两倍。而且这些交叉词同时存在于几个学科中。如果交叉词在名词审定中重复出现太多,一是会出现新的不统一;二是浪费人力物力;三是会出现重复公布,最终会影响名词审定工作的质量和权威性。所以审定公布的名词应尽量减少交叉词。当然为了保持某个学科的完整性,必要的交叉词还是允许存在的。为了处理好交叉词的归属和统一问题,就需要开各种形式的协调会。以地理名词为例。它是综合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它与地质学、海洋科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学、土壤学、植物学等都有交叉问题。为了解决交叉词的归属及统一定名,以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召开了各种协调会,并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些交叉词的不统一问题。1.几个学科共用的名词应由所属学科定名例如：地理学中“潟湖(lagoon)”在地质学与海洋科学名词中称“泻湖”。此词主要属地理学名词,其概念是由海上珊瑚礁围成,经天长日久变成了淡水湖,“西湖”就属于“潟湖(lagoon)”。此词在中小学地理教课书中是“潟湖(lagoon)”,到大学以后就有称“泻湖”的。“泻”是水流泻的意思,概念正好与潟相反,经协调,一致认为应随地理定名为“潟湖(lagoon)。2.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统一的交叉词应按其概念来统一例如：“喀斯特(karst)”与“岩溶”。1966年我国第二次喀斯特学术会议上有的专家认为类似“喀斯特(karst)”这种现象最早是在我国开始研究的。会议决定把“喀斯特(karst)”改名为“岩溶”。后来经专家们的讨论,认为“喀斯特(karst)”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地名。它所研究的内容除了“岩溶”还包括崩塌、侵蚀等现象。所以又根据它的研究内容改回到“喀斯特(karst)”。在协调会上此名已被地质界、地理界的专家们认可。3.有的名词定名不准确,又不到约定俗成的程度,但与重要部门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词也不宜轻易变动。例如：地理学、测绘学等学科共用的“判读(interpretation)”,又称“解译”、“判识”、“识别”、“符译”等有10几个名称。协调会上多数专家同意定名“解译”。但后来了解到1987年遥感词典审查会,曾重点讨论过这个词,因国防、军事一直用“判读(interpretation)。为了不影响国防、军事方面的应用。此名仍定为“判读(interpretation)”,又称“判释、解译”。4.搞清收词范围分清主副科例如：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有些词难分归属。经过反复讨论,定下一条原则：用地球物理方法研究而产生的地质名词归属地球物理学。5.不同学科的名词允许少量交叉,不允许大量重复。地理学与大气科学名词中气候学部分完全重复,这是名词审定中不允许的现象。经协商按各学科收词范围划分这些词,原则是：因地理位置的影响产生的气候现象归地理,其余归属大气名词。三、方言、土语隔行不懂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行话”。一些行话在本行业内相互交流沿袭使用,习以为常。然而,往往使隔行人不懂。定名不仅是专业的规范化,还要考虑到交流的需要。最近我们开展了一些工程技术名词的审定工作,行话、土语碰到得比较多。例如石油名词中有的输油装置称“猫头”、“驴头”;航海名词中的“大副、二副”,行话为“大鬼、二鬼”;行话为“蛤蟆”的工具,使大学生理解成青蛙,满地抓青蛙闹出了笑话。我认为应尽快给行话、土语正名或定“典雅”的新名。行话可做为又称或俗称。四、国内外定名混乱损失惨重例如：1983年埕北油田(中日合资)与日本三菱公司在签定一份船上配套的救生设备时,用的“防寒救生衣”的英文词,相当于日本的“救生背心”。因此三菱只提供“救生背心”,但不能防寒,只得另买150套“防寒救生衣”,造成2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各学科名词也应尽量与国际上统一。     

荒漠化、沙漠化、风沙化和沙化概念之我见

1.荒漠化最初提出荒漠化(desertification)这一术语是法国植物学家、生态学家A.Aubreville,他在1949年出版的小册子《热带非洲的气候、森林和荒漠化》中对荒漠化的定义是：在人为造成土壤侵蚀而破坏土地的情况下,使生产性土地最终变成荒漠的过程。法国植物学家、草场学家H.N.Le Houerou(1969)认为,荒漠化是典型的荒漠景观和荒漠地貌向干旱区四周的扩展。1977年在肯尼亚召开了联合国荒漠化大会,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荒漠化的定义为：“荒漠化是土地生产潜力的降低或破坏,是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10年后Y.J.Abmad和M.Kassas(1987)在《荒漠化》一书中写道,荒漠化是干旱的表征,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承载力的超载现象”。我国学者朱震达认为,“土地荒漠化”是在脆弱生态条件下由于人为强度活动,经济开发、资源利用与环境不协调时出现的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生产力下降的环境退化过程。由于世界荒漠化问题在引起各国科学家的重视的同时,也逐渐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因而90年代联合国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荒漠化问题。1990年2月内罗毕会议对荒漠化下的定义是：“荒漠化系指干旱区、半干旱区和干旱亚湿润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造成的土地退化过程”。里约热内卢环境和发展大会(1992)则将其定义为：“包括气候与人类活动的种种因素作用下,干旱区、半干旱区及干旱亚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由此可见,荒漠化的内容是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1994年10月,世界各国政府代表在巴黎签署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一正式文本中,确定了统一的荒漠化定义：“荒漠化系指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干旱亚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这一定义包括有三层内容：(1)荒漠化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即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因素。(2)荒漠化指特定的区域：干旱、半干旱和干旱亚湿润地区。这一区域根据湿润指数确定。(3)荒漠化的实质是指土地退化,土地是指陆地系统,由土壤,植被、其他生物和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生态及水文过程组成。2.沙漠化沙漠化的概念同样林林种种,朱震达(1989)对沙漠化的定义为：“沙漠化是沙质荒漠化的简称,其含义可简单概括为在干旱、半干旱(包括部分半湿润)地区的脆弱生态环境条件下由于人为过渡的活动,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了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质荒漠环境的退化”,当然,朱震达对此也有一些另外的定义,如“地表出现风沙活动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的环境退化过程称之为沙漠化过程,所影响的土地称之为沙漠化土地”;把“干旱多风的沙质地表条件下,由于人为强度活动破坏脆弱生态平衡,造成地表出现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程称之为沙质荒漠化(简称沙漠化)(1994)。还有其他学者的定义,不再一一赘述。3.风沙化风沙化是尽指湿润区和部分半湿润区的沙质干河床、海滨沙地等因风力作用产生风沙活动并出现类似沙漠化地区的沙丘起伏地貌景观的过程。4.沙化从上所述,在工作实践中,确定沙漠化、风沙化土地,首先必须确定气候区,较难以落实到具体地面,而且,学术界的纷争对其应用带来较大的困难,因此,沙化土地的称谓完全是为了避免学术纷争而能在工作中应用的目的产生的,它泛指任何地区的土地沙化。沙化就是地表出现风沙活动,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退化的过程。在《中国荒漠化报告》中直接使用了沙化这个概念。准确地讲,荒漠化、沙漠化都是在国外首先提出来的,它用的词是desertification,如何翻译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沙漠化相对应的英文译法较乱,有desertification,deserzation,sandy desertification.5.建议中国科学界对一些术语之争,也许有些人认为是益事,但实际对具体工作和对外交流有一定的影响。荒漠化、沙漠化在翻译成英文是首先应从荒漠、沙漠的英文始。荒漠、沙漠的英文都是desert,那么荒漠化、沙漠化的英文就一定不同？中国的防沙治沙根据学术界的争议就必须写成中国北方的防治沙漠化和南方的防治风沙化？等等。因此,规范术语也要实际且具有可应用价值。     

“盘”和“碟”之分

在汉语中,盘和碟是两个概念相近的名词。当用在日常生活中时,通常习惯上称大的叫盘,小的叫碟;深的叫盘,浅的叫碟。本文建议在信息技术中借用此字时再增加一句：磁的叫盘,光的叫碟。将盘和碟用于表示“圆形、可转动的、薄片状的信息存储介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50年代磁盘(disk)的问世。也许当时是考虑到盘片直径大的原因,国内的计算机工作者于60年代正式定名为“磁盘”,并一直沿用至今。同样是使用汉字的台湾学者,估计是出于音译的考虑,将这同一种东西称为“磁碟”(碟的声母与disk的辅音同为d)。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一直沿用了这种叫法。即使到了optical disc问世,我们延续了磁盘的叫法,称这种新的存储介质为“光盘”;台湾也由磁碟推广到了“光碟”。近两年,盘(碟)的品种越来越多,与港台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一些技术名词也流了进来,于是在大众传媒上也有了“光碟机”、“影碟片”的说法。这些概念有时会把普通大众搞糊涂,他们摸不清楚光盘与光碟到底有没有区别,甚至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盘和碟叫法的科学性,对这两类存储介质的名词加以规范化、科学化。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8年7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召开专家座谈会,包括陈太一院士在内的近十位专家就将新发布的一批多媒体技术词汇展开讨论,其中关于“盘与碟”的讨论最为热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过介堃和林兼两位研究员建议以“磁盘”和“光碟”来规范区分disk和disc两个概念,引起与会专家的赞同。本文的下述内容介绍盘碟分开的考虑,同时也希望以此引起有关方面对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视,使社会各界都来关心这件大事。1.盘、碟分开,概念更加严谨、科学,且无二义性。“盘”的译名源于英文单词disk,原意是薄平的圆片,如唱片等。当用disk来表示磁表面存储介质时,我们译为磁盘,台湾学者译为磁碟。英文中还有一个同义词disc,在科技文献中disk和disc一度曾混同使用,一般认为英国人爱用disc,美国人爱用disk,早年的文献确实如此。然而近来有明显加以区别的趋势,即在专业文献中,涉及到磁盘的地方用disk,涉及到光盘的地方用disc,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磁表面存储介质统称为磁盘,以激光方式读写信息的表面存储介质统称为光碟。这是一种比较科学严谨的定义。2.便于派生和构成新的组合词。磁盘是一大类存储介质的统称,硬磁盘、软磁盘等三字词简化为两字词“硬盘”和“软盘”并没有引起混淆。光碟同样代表一大类,品种一点不比磁盘少。我们可以将CD-DA叫“唱碟”,能看影视的一类叫“影碟”;VCD叫“小影碟”,LD叫“大影碟”;由于DVD不仅可看视,还能听音乐、存数据,而且存储密度更高,容量更大,因此叫“高密碟”;CD-ROM叫“只读碟”,CD-R叫“可录碟”。然而如果仍然沿用“光盘”叫法的话,就无法这么简化。顺便说一句,“光碟”是一大类存储介质的统称,对应的英文为四个单词：disc,optical disc,laser disc和CD(compact disc)。其中CD可以从字面翻译为“致密碟”“紧密碟”,或按制造工艺翻译为“压印碟”,然而很少有CD单独使用,为它定义一个专有名词的必要性不大,因此一概统称“光碟”。3.有利于海峡两岸技术名词的一致。如果我们一概称盘,台湾一律叫碟,“磁盘”与“磁碟”各自流行,实在不利于交流。造成这一现象有历史原因,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之间不仅学术界、产业界有来往,“两会”也已开始沟通。1994年海峡两岸汪辜会谈所达成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促进两岸的科学技术名词一致。如果把磁盘与光碟加以区分,不仅科学概念严谨规范,又吸取了台湾学者的思想,使台湾学者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这对于促进两岸统一大业有深远的社会影响。4.易读、易记、易推广。从读音的角度考虑,碟(die)与disc更近,而且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如果再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广泛宣传,可以很快得到推广普及。从一个科学概念的出现到用本国语言找到一个内容贴切、好听好记的新词,需要群众性与权威性相结合。一方面要广泛听取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建议,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需要组织专家反复讨论,给出科学的定义;最后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宣传推广,才能深入人心,实际应用。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不同于语言翻译,绝对不能将外文简单地翻译成中文,而是根据科学概念找到一个恰当的本国语言词汇的再创造过程。一个好的名词可以既言简意赅又朗朗上口,望词既可生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将LASER定名为“激光”,可以说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成功杰作,其中的科学内涵和文化寓意都反映在这两个字中间,而音译词“镭射”给人的遐想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在向四周扩散。同样,在1994年公布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中“图形保真(anti-aliasing)”和“图形失真(aliasing)”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实例。“保真”与“失真”摆脱了字面翻译的局限,从科学概念入手命名,这个词即使外行人也能一看就懂。在此之前翻译为“反走样”和“走样”,即使在图形学文献中借助于上下文也很让人费解。笔者就曾经多次向图形学专家请教,希望给出一个通俗易懂的词汇,当读到“保真”与“失真”的定名时,感觉它确实反映了原始概念的内涵。类似上述的实例还有很多,由于计算机学科是当今最活跃的学科之一(人们形容她每周都有新概念、每天都出新名词),更应该加强名词审定工作的力度。如果不能有科学规范的名词,各种粗制滥造的词汇就会充斥我们的媒体,甚至会被商业广告词汇冲击科学词汇。有关领导应该充分重视,加强交流,及时审定,广泛宣传,以便大家都使用规范化的科技术语。另外,大陆学者与台湾、港澳学者共同进行科技名词的审定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相信由海内外学者共同审定计算机领域词汇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     

大行星的卫星的命名

以17世纪意大利/法国的天文学家卡西尼(G.D.Cassini,1626～1712)命名的行星际探测器“卡西尼”于1997年发射升空后,经过7年的长途跋涉,到2004年6月下旬飞临土星外围天区,向地球发送一幅从2 000千米距离处拍摄的一个土星最外围的卫星的图像。对这个卫星的称谓,我国的媒体有的称其为“菲比”(Phoebe),有的则称之为“土卫九”。为什么一个天体有两个名字？如果两个全对,哪个是我国的规范名称？“卡西尼”探测器按计划将于2004年12月末向土星的最大卫星投下“惠更斯”着陆器。这个大卫星有的称它“泰坦”(Titan),又有的称为“土卫六”。哪个是规范称谓？自从1610年伽利略用手制天文望远镜发现木星的4个卫星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350年间,天文学家用地基望远镜共发现了除月球之外的太阳系行星的32个天然卫星,它们是2个火卫、12个木卫、11个土卫、5个天卫和2个海卫。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了行星际空间探测的新时代。在最近30多年内,空间望远镜和大型地基望远镜相继发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直径不大的小卫星,到2004年上半年,已发现的总数达135个,翻了几番。它们是2个火卫、63个木卫、31个土卫、27个天卫、11个海卫和1个冥卫。可以说,空间探测的成就是空前的。宇宙中有形形色色的天体,在太阳系中有行星、小行星、卫星、彗星、流星雨,在银河系内还有恒星、变星、双星、聚星、星团、星云、射电源、X射线源,在大宇宙中有星系、星系群、星系团和多种类型的河外天体。所有的天体都有名称,有的是专名,例如,织女、大角、天津四、武仙大星团、仙女星系;有的则是星表的编号,例如,NGC 5194、M 82、3C273。天文学家是如何给行星的卫星取名呢？得先从行星的得名说起。人类文明之初,已确知夜空有5个亮星,与其他满天相对位置似乎永恒不变的星辰不同,它们在天穹上的群星中穿行,虽然移动有的快些,有的慢些,但位置总是在变。观星者遂称之为“行星”。西方文明以古代神话中的神灵分别称为“爱情之神”(Venus)、“大神”(Jupiter)、“信使之神”(Mercury)、“战神”(Mars) 和“农神”(Saturn)。我国最早的取名是“启明”和“长庚”、“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时至西汉改按五行之说命名,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随后,一直沿用至今。17世纪伽利略首先观察到4个木星卫星,之后就依照行星的传统取名沿革,用罗马神话中与大神朱比特关系密切的女性神灵之名,称呼它们。从木星向外,依次是：伊欧(Io)、欧罗芭(Europa)、甘妮梅迪(Ganymede)和卡丽丝托(Callisto)。1655年 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Ch.Huygens ,1629～1695)发现了土星的一个很大的卫星,遂也按前例,以农神萨特恩的亲随力士泰坦(Titan)为名。在1671～1684年之间,卡西尼又陆续发现了土星的4个卫星,也按先后顺序为它们冠以与农神关系密切的神灵之名：亚培土斯(Iapetus)、雷阿(Rhea)、特图斯(Tethys)和戴欧娜(Dione)。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内,随着天文望远镜的优化,到1851年,在卫星世界又增添了新发现的3个土卫、4个天卫和1个海卫。它们仍沿古例,均以所从属的行星之神相关的神灵为名。1851年,英国传教士A.Wylie将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的最新版引进中国。清代学者李善兰(1811～1882)翻译此书,将中译本定名为《谈天》。在讲述行星的卫星的章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西方神话中的神灵之名。李善兰深深感到,在译文中,行星之名用的是中国传统固有的金、木、水、火、土,而它们的卫星的称谓却是神话中的神灵,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十分不协调。再者,国人大都不认知西方神话故事,更不熟悉神话中神灵的大名和身世,这岂不给读者增添困惑。李善兰得悉,就在当时天文界又建立了另一种卫星命名法：用行星西文的第一个字母,加上一个罗马大写数码。该数码或表示与行星的距离远近,或表示发现的先后顺序。例如：JⅡ——木星第二个卫星SⅥ——土星第六个卫星UⅢ——天王星第三个卫星NⅠ——海王星第一个卫星李善兰遂采用这一新问世的命名法,将行星缩写汉化为木月、土月、天王月、海王月等,还将罗马数码也汉化为一、二、三、四等。这真是天文学家兼译者的大手笔,既科学又符合国情。李善兰用“月”表示行星的卫星,也就向读者指出卫星乃是和月球同一层次的天体。于是《谈天》中就有李善兰创造出的新天文术语木月二、土月六、天王月三、海王月一等等。20世纪20年代中国天文学会下属的天文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传承了李善兰的汉语行星卫星的命名法,并将“月”改成“卫”。此后,在中国问世的天文书刊就有如木卫二、土卫六、天王卫三、海王卫一等的规范卫星名称。1952年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于1952年公布的《天文学名词》的副编中更刊出西文和中文对照的卫星名称表,入载当时已发现的22个太阳系天然卫星,继续传承李善兰和中国天文学会的行星卫星命名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3年组建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公布的规范的《天文学名词》(1987)第一版的副表中刊载了已知的43个天然卫星的汉文名和对应的国际通用名,继续遵循中国传统的卫星命名法。修订之处是将之前的天王卫、海王卫和冥王卫分别改为天卫、海卫和冥卫。21世纪初,《天文学名词》第二版问世。在天然卫星副表内刊出62个卫星的规范名称。规范的行星卫星汉文名命名法的优越和方便之处有：一、从文字中就明确显示卫星所从属的行星,如火卫、土卫、冥卫。而对于西方神话精灵身世知之不详的读者,也包括西方天文学家和读者在内,则很难准确无误地指出如Thebe、Pandora、Desdemona、Galatea ,它们究竟是哪一个行星的卫星。二、根据卫星的编号,可以有效地得知发现的先后排序。例如木卫十四的发现时间肯定早于木卫二十七。而神话人物的名字并不含有与发现时间的先后有关的信息,即便熟知西方神话的人事,也难以判断木星的卫星Metis 和Erinome ,哪一个发现在前。三、按照卫星的编号,还能有效判定卫星的相对大小,例如,可以肯定土卫二十四要比土卫九小得多,也暗得多。而神话人物的命名则完全没有卫星大小和明暗的内涵。希望我国的传媒能品味清代学者李善兰首先倡导的行星卫星命名法的优越性,继承并推广发扬它。     

试谈古生物拉丁文属种名的汉译

古生物的分类与命名,与现代生物一样,采用瑞典生物学大师卡尔·冯·林奈所创立的“双名法”,即一个物种的名称由三部分构成：属名(名词)＋种名(形容词)＋创种人姓(名词),所有这些,都用拉丁文表示,作为国际通用的标准。解放前,我国的古生物文献一律以拉丁文“双名法”命名,写出拉丁文名,中外古生物学者及一般地质工作者都能认识,都有所遵循。解放以后,开始提倡在用拉丁文名的同时,也译成汉文名与之并列使用。这对于向广大中、初级地质工作者普及古生物知识,使之便于记忆、掌握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当中,往往也失之偏颇或随心所欲、随意简化,造成译名不准确、不统一,反而引起混乱。更有甚者,在一段时间内,片面追求中国命名原则,违反了国际统一的命名法规,因而定的名称得不到国际承认,只能作废而重新厘订。汉译名称也有背离原文者,必须重译。下面笔者仅就感受最深的几点,发表不成熟的意见。古生物属种的拉丁文名称,不少是由形态特征而来的,这一般应按拉丁文原意翻译。例如：腕足动物的一个属“Lingula”,按拉丁字意译为“舌形贝”,这是最正规的译法,有的文献上也译为“海豆芽”,这是用形态相近的事物来比喻,而且已使用广泛,为广大地质古生物工作者所接受。再如：三叶虫的一个属“Drepanura”,按拉丁字应译为“矛尾虫”,但也有形象比喻的译法,叫“蝙蝠虫”,因这种化石形态特殊,很美观,且作为以前《中国古生物志》系列丛书的封面图案。这个名字因而约定俗成,为大家所公认。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建议,今后译拉丁文属种名还是尽量按原意直译或转译为好,以免造成混乱。古生物属种拉丁文名称中,也有相当多的是由人名、地名来命名的。对此,笔者有如下三点看法：第一,必须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有很多人名、地名,不管来自哪里,它一成为拉丁文属种名则按拉丁语发音。目前较通用的是德式发音。但译成汉语时,绝不能一律按拉丁语发音(德式发音)译,而应该追溯其所纪念的人或地方是属于哪国,是如何发音的。例如,化石中有一个属Dunbarula,原译“顿巴”,显然是按拉丁语发音译的。可是追根溯源,它是纪念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C.O.Dunbar教授。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黄汲清、杨遵仪留美时,都与此人相识,他们读此人的姓名当不会读错,他们都指出此人的姓发音为“丹巴”(dnba：)而不是“顿巴”(dunba：)。所以应该改译“Dunbar－ula”为“丹巴”。又如比利时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L.G.de Koninck,也为很多人所纪念,相应地,在四射珊瑚化石中有“Koninckophyllum”,旧译为“康宁克珊瑚”,腕足动物化石中有“Koninckella”,旧译“康宁克贝”,菊石化石中有“Koninckites”,旧译“康尼菊石”或“康尼克菊石”。然而,众所周知,比利时通用的是法文,“Koninck”的发音应当是“柯南”(in发en的音,n后之ck不发音)。所以,以上三个属名相应地要改为“柯南珊瑚”、“柯南贝”、“柯南菊石”。第二,以人名命名的属种,汉译时应译出所有的音,不应只译第一个音然后加上“氏”。譬如在腹足动物化石中有个属叫“Murchisonia”是纪念英国大地质学家Murchison(“志留纪”的创立者)的。这个属名汉译不应叫“莫氏螺”,而应该叫“莫企逊螺”。首先,叫“莫氏”并不科学,人家并不姓“莫”,“莫企逊”才是他的姓。其次,这样一简化,将来遇到很多属名,开头一个音节叫“莫”的也许还很多,都译成“莫氏螺”又如何区别呢？同样道理,腕足动物中的属名“Richthofenia”不应译为“李氏贝”,而应叫“李希霍芬贝”,双壳动物中的“Claraia”属不应译为“克氏蛤”,而应译为“克拉拉蛤”。第三、以人名命名的属种,应严格按原意翻译,不应随心所欲地译成其它名字,否则读者一看中文与拉丁文对不上,感到莫名其妙。例如：解放初期,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任渭北煤田地质队队长时,与另一地质学家谌义睿一起出差到陕西耀县,李发现一大硅化木,运回南京交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研究,斯鉴定为新种,定名为“Dadoxylon leei Sze”,译为“李氏台木”,此标本现在南京珠江路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博物馆门前长期展出,名牌上写的是“李氏台木”,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中国各门类化石”系列工具书之一的《中国中生代植物》一书,却将这个种名译成了“耀县台木”,这大概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愿“突出个人”,也许更由于李春昱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人们尤其不敢提他。但这样一来,读者一看明明是“leei”,却译成“耀县”,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总之,“忠实原文”、“名从主人”这些原则是不应当随意背离的。     

“盘”和“碟”分开好

以下杨士强和林兼的文章原已刊载在《科技术语研究》1998-1期上,为方便读者阅读、研究,特重新刊载如下。在汉语中,盘和碟是两个概念相近的名词。当用在日常生活中时,通常习惯上称大的叫盘,小的叫碟;深的叫盘,浅的叫碟。本文建议在信息技术中借用此字时再增加一句：磁的叫盘,光的叫碟。将盘和碟用于表示“圆形、可转动的、薄片状的信息存储介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50年代磁盘(disk)的问世。也许当时是考虑到盘片直径大的原因,国内的计算机工作者于60年代正式定名为“磁盘”,并一直沿用至今。同样是使用汉字的台湾学者,估计是出于音译的考虑,将这同一种东西称为“磁碟”(碟的声母与disk的辅音同为d)。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一直沿用了这种叫法。即使到了optical disc问世,我们延续了磁盘的叫法,称这种新的存储介质为“光盘”;台湾也由磁碟推广到了“光碟”。近两年,盘(碟)的品种越来越多,与港台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一些技术名词也流了进来,于是在大众传媒上也有了“光碟机”、“影碟片”的说法。这些概念有时会把普通大众搞糊涂,他们摸不清楚光盘与光碟到底有没有区别,甚至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盘和碟叫法的科学性,对这两类存储介质的名词加以规范化、科学化。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8年7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召开专家座谈会,包括陈太一院士在内的近十位专家就将新发布的一批多媒体技术词汇展开讨论,其中关于“盘与碟”的讨论最为热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过介堃和林兼两位研究员建议以“磁盘”和“光碟”来规范区分disk和disc两个概念,引起与会专家的赞同。本文的下述内容介绍盘碟分开的考虑,同时也希望以此引起有关方面对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视,使社会各界都来关心这件大事。1.盘、碟分开,概念更加严谨、科学,且无二义性。“盘”的译名源于英文单词disk,原意是薄平的圆片,如唱片等。当用disk来表示磁表面存储介质时,我们译为磁盘,台湾学者译为磁碟。英文中还有一个同义词disc,在科技文献中disk和disc一度曾混同使用,一般认为英国人爱用disc,美国人爱用disk,早年的文献确实如此。然而近来有明显加以区别的趋势,即在专业文献中,涉及到磁盘的地方用disk,涉及到光盘的地方用disc,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磁表面存储介质统称为磁盘,以激光方式读写信息的表面存储介质统称为光碟。这是一种比较科学严谨的定义。2.便于派生和构成新的组合词。磁盘是一大类存储介质的统称,硬磁盘、软磁盘等三字词简化为两字词“硬盘”和“软盘”并没有引起混淆。光碟同样代表一大类,品种一点不比磁盘少。我们可以将CD-DA叫“唱碟”,能看影视的一类叫“影碟”;VCD叫“小影碟”,LD叫“大影碟”;由于DVD不仅可看视,还能听音乐、存数据,而且存储密度更高,容量更大,因此叫“高密碟”;CD-ROM叫“只读碟”,CD-R叫“可录碟”。然而如果仍然沿用“光盘”叫法的话,就无法这么简化。顺便说一句,“光碟”是一大类存储介质的统称,对应的英文为四个单词：disc,optical disc,laser disc和CD(compact disc)。其中CD可以从字面翻译为“致密碟”“紧密碟”,或按制造工艺翻译为“压印碟”,然而很少有CD单独使用,为它定义一个专有名词的必要性不大,因此一概统称“光碟”。3.有利于海峡两岸技术名词的一致。如果我们一概称盘,台湾一律叫碟,“磁盘”与“磁碟”各自流行,实在不利于交流。造成这一现象有历史原因,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之间不仅学术界、产业界有来往,“两会”也已开始沟通。1994年海峡两岸汪辜会谈所达成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促进两岸的科学技术名词一致。如果把磁盘与光碟加以区分,不仅科学概念严谨规范,又吸取了台湾学者的思想,使台湾学者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这对于促进两岸统一大业有深远的社会影响。4.易读、易记、易推广。从读音的角度考虑,碟(die)与disc更近,而且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如果再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广泛宣传,可以很快得到推广普及。从一个科学概念的出现到用本国语言找到一个内容贴切、好听好记的新词,需要群众性与权威性相结合。一方面要广泛听取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建议,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需要组织专家反复讨论,给出科学的定义;最后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宣传推广,才能深入人心,实际应用。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不同于语言翻译,绝对不能将外文简单地翻译成中文,而是根据科学概念找到一个恰当的本国语言词汇的再创造过程。一个好的名词可以既言简意赅又朗朗上口,望词既可生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将LASER定名为“激光”,可以说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成功杰作,其中的科学内涵和文化寓意都反映在这两个字中间,而音译词“镭射”给人的遐想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在向四周扩散。同样,在1994年公布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中“图形保真(anti-aliasing)”和“图形失真(aliasing)”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实例。“保真”与“失真”摆脱了字面翻译的局限,从科学概念入手命名,这个词即使外行人也能一看就懂。在此之前翻译为“反走样”和“走样”,即使在图形学文献中借助于上下文也很让人费解。笔者就曾经多次向图形学专家请教,希望给出一个通俗易懂的词汇,当读到“保真”与“失真”的定名时,感觉它确实反映了原始概念的内涵。类似上述的实例还有很多,由于计算机学科是当今最活跃的学科之一(人们形容她每周都有新概念、每天都出新名词),更应该加强名词审定工作的力度。如果不能有科学规范的名词,各种粗制滥造的词汇就会充斥我们的媒体,甚至会被商业广告词汇冲击科学词汇。有关领导应该充分重视,加强交流,及时审定,广泛宣传,以便大家都使用规范化的科技术语。另外,大陆学者与台湾、港澳学者共同进行科技名词的审定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相信由海内外学者共同审定计算机领域词汇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 杨士强副教授是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说说“洋文字母词”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说话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别人,让别人了解你的意图和目的或者是做进一步的解释。如果别人听不懂你说的话,那就达不到说话和写文章的交际目的,等于是白费力气。要振兴中华,要现代化,当然要正视现实,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文化。早在明末清初我国就开始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后来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等等,与此同时一大批西方的科学技术术语也译成了汉语,随着新式学校的开办,这些科技术语迅速在全国推广,也被引进到我国的近邻日本,而到晚清中国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一些原来是中国学者首先翻译的科技术语和日本学者利用古汉语词根创造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术语译名一起返回中国,使汉语具备了一大批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科学和现代生活所必需的科技术语和生活用语。现代汉语中一大批这类用语由于当时的译者充分利用了汉语原有的成分,因此让大多数中国人学起来比较容易,有的简直就感觉不到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像“数学”、“算术”、“物理”、“几何”、“三角”、“革命”、“微生物”、“细胞”、“会计”、“工程师”、“教授”等等,当我们第一次接受这些术语的时候,的确感觉不到是洋文转译过来的,还以为就是汉语自己的术语。只有在有机化学领域,出现了一些让人感到陌生的新造的汉字,如“肽”“酚”等等这样一些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的凝聚力量。每一个读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的人都无不为这篇作品感人心肺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动,并且由此懂得,忘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就是背叛。这同时也是为什么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别国领土以后总要千方百计消灭当地民族的语言,首先在教学领域,随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制推行殖民当局的语言,因为失去了民族语言而采用了殖民当局的语言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意识,便于殖民当局的长期统治。这也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是在曾经是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上海,随后在全国,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自发地在教学领域,随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恢复了民族语言汉语的尊严,把前此在课堂上长期使用英语术语来讲课的屈辱局面在短期内彻底改变过来,不论上什么课全部使用汉语作为惟一的教学语言。一大批过去直接使用英语的科技术语很快被易懂易学的汉语术语所替代,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从而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英语科技术语和缩略语,不经翻译,直接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什么是DVD？什么是CDMA？为什么不译成一般人能懂的汉语呢？的确,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到既准确,又明白易懂更谈何容易。把geometry译成“几何”,把calculus译成“微积分”真是绝了,的确是一般人翻译不出来的,但是如果翻译很容易,还需要翻译家吗？可是有了准确的翻译,还是有人不愿意使用,非要使用多数人不懂的洋文和让谁都莫名其妙的洋泾浜外语又是为什么呢？我真诚地希望懂外文的人把花点工夫能翻译成汉语的西方科技术语译成大家好懂的汉语,而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一般最好不要用洋文,如OK或“拜拜”(bye-bye)之类实在没有必要引进,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好懂很好用的“行！”“对！”“再见！”“再会！”,有什么必要引进这些洋话呢？当然在专业圈子里,一些在西方使用已经很久而在我国却是刚出现的新名词新术语,专家们直接使用外文外语是应该允许的,因为这些专家们都懂得是什么意思,起到了交际工具的作用,至于从事外语教学和翻译工作的人以及外语院校学外语的学生,互相使用一下外文外语更不是问题,全部用外文外语也不是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工作或学习的一部分。我们反对的是本来完全可以用也应该用汉语的时候滥用外语外文,而绝不是不分对象、不分场合地反对恰当地使用任何外文外语,更不限于英语。 *胡明扬教授是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顾问。     

地理学同相邻学科部分交叉名词的协调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名词术语审定的原则及方法第2.3.2则要求：“不易分清主、副科关系的一部分交叉词,几个学科要互相协调,统一订名。”地学各分支学科之间部分交叉词长期未能统一。现趁各学科名词审定的机会,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下,地学各分支学科,包括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海洋学、土壤学、气象学、测绘学等七个学科的分委员会,于1987年和1988年召开了多次学科间的协调会,本着各抒己见、民主协商、着眼于长远,要统一订正的名词尽可能统一的精神,对各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些名词术语进行协调,使部分术语得到统一;部分名词作了订正;另有少部分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有关学科仍保留其习用的称谓。一、经过协商,使大部分交叉词得到统一。属于这类词的有喀斯特、判读、大陆架、海拔、地貌学等20余个名词。例如喀斯特原系Karst的音译,指石灰岩等岩石被溶蚀而形成的一种地貌类型,因南斯拉夫的Karst山得名,并被国际地理学界所接受,我国亦一直采用此词的音译。我国地质界倾向于采用意译为“岩溶”,并在1966年召开的一次岩溶学术会议上被广泛接受。此后在广西建立的研究机构也采用了“岩溶研究所”的名称。这次审定过程中地理界提出采用原先的音译较好,既照顾到国际上的习惯用法,又可包括黄土和冰川地区类似的现象。例如用“热喀斯特”就比“热岩溶”恰当。协调会上多数委员同意这个意见。但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仍在进行中,如果将来多数委员坚持称岩溶,则以“喀斯特,又称岩溶”处理。又如对遥感图象的判读(Interpretation),曾先后采用过判读、解译、解释、识别等多种称谓。现经地理与测绘分委员会协商,拟采用“判读”。二、纠正了过去的讹误：典型的例子是许多人长期以来将“潟(音细)湖”误作“泻湖”。原来的繁体“瀉”字与“潟”字形同音近而歧义。据查,“泻”系液体快流之意,如“一泻千里”;而“潟”则是咸水浸渍的土地。近海地区海水浸漫之湖理当称“潟湖”,而且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中已正确使用此词。这次审定过程中,地理分委员会坚持去讹从正,并在协调会上一致通过。三、对各分支学科用法不一,但因长期习用,暂时尚无法统一的,则暂且存异。典型的例子是地理名词中的“亚热带”与气象名词中的“副热带”,同是对应是英文Subtropical Zone。尽管“亚”与“副”在中文中含义有所区别：“亚”有等级的差别,如冠军高于亚军;而“副”有主从之别,如正业、副业,正主席、副主席等。协调会多数人同意称“亚热带”,但气象界长期使用“副热带”一词,并且“副热带高压”在气象预报上常简称为“副高”;一旦改为“亚高”很难被接受。因此在这两个学科的名词中分别采用各自的习惯用法,而加注“又称”。又如地质界地理界习用“大气圈”、“岩石圈”,而气象界、地球物理界习用“大气层”、“岩石层”;地质界习用“亚粘土”,地理界、土壤界习用“壤土”;地理界习用“地图学”,测绘界习用“地图制图学”(或简称为“制图学”)。这些名词,虽经协商,一时尚难统一,有待将来经过更长时间的使用方能逐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通过学科间的协调,使不少同义异名的词得到统一,并纠正了少数误用的词。也还有一些名词各有关学科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有待将来逐步统一。通过这项工作,我们觉得协调会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使相关的学科有机会相互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解决了不少问题。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恰是这种协调会最恰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我们认为协调工作仍需加强,力求做到协调统一,不再存异。这一方面要求有关学科克服困难,放弃习用多年的称谓;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领导,有些意见不一致的交叉词可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裁定,强行统一。个别学科的同志在几年内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对后来者将是莫大的方便。事实上国务院于1984年2月27日发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中废除了我们习用多年的“达因”、“尔格”、“埃()”、“巴”、“卡”、“克当量”等许多单位,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不习惯,但也在写作、出版时遵照这个规定执行了。难道上述地学名词稍作改变的难度比这些单位的彻底废除还要大吗？现在各持己见沿用下去,多少年以后还是要统一,与其让将来更多的人感到困难,不如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克服它。因此,我们建议交叉词的协调在充分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如仍有分歧,则应由全国名委会予以裁定,有关学科应遵照统一裁定的称谓使用。做到现在就统一,不再等到将来。     

从术语学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一词

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     

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摘要 俄国术语学派的形成有其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本文着重阐述了西欧学者,主要是英国的惠威尔、穆勒以及德国的奥尔什基和奥地利的维斯特等人的有关学术思想对俄国术语学形成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开创人物是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E.Wüster 1898～1977)。术语学诞生标志性的事件是维斯特于1931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术语学派之一,俄国的术语学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稍晚的时候。为了系统地了解这个学派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其主要的理论建树,有必要先弄清该学派产生的内部与外部原因。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推动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总有一个酝酿、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又往往与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分不开。就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它还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通向西欧的门户洞开,各种进步的科学思想乃至技术文化大量涌入。对于俄国的术语学来说,西方逻辑学与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为其孕育与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俄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有两个人的名字必然被提到。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史研究者惠威尔(1794～1866),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穆勒(Mill J.St.1806～1873)。前者的《古今归纳科学史》一书于19世纪60年代译成俄语出版。后者的《三段论与归纳逻辑系统》则在1914年译成俄语。20世纪初,胡塞尔(Husserl E.)的《逻辑研究》也在俄国问世。惠威尔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大量涉及到术语问题。请看他的有关论述：“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词的日常意义开始,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对某些意义赋予某种固定的主导的意思,……他们使自己的语言技术化了……”“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觉得我们所描述的术语非常令人犯难,并且,既然让某个术语表达某个意思是按人的意愿确定的,要想出它们并不需要认识自然。针对反对术语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技术性的描述是唯一可能清楚明白的东西。不过这种技术语言如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不经学习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学习者应该把术语与自己的印象与知识直接联系起来,而不限于间接地按字面去解释：他不应该去猜测它们的意义以及像通常那样,通过特别的解释或者翻译成较明白的语言来认识它。植物学的语言对植物学者来说应该是最习惯最容易的用语。当学习植物学的人学会用植物学的语言来思考时,如果对他说‘聚伞圆锥花序’与‘总状花序’有区别时,——那时,他自己就会觉得,植物学术语是最有益的工具,而不是额外的负担。”^[1]不难看出,惠威尔不仅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重要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穆勒写道：“在任何科学中,分类总是根据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些科学里的定义也是不断变化的。”“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哲学语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使每个自然类别具有自己的名称,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术语,还要有名称。”^[1]穆勒注意到术语的定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术语学正式诞生,也一直是该学科所关注并特别注意区别的两个概念^①。惠威尔和穆勒的著作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逻辑学教科书中,已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术语问题。例如在维金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ий А.И.1856～1925)主编的教材中,已经开始关注概念与术语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建立科学术语的规律等术语学的重大问题。维金斯基还制定了使用术语的4个原则。第一,术语只用一个意义来对应一个概念。第二,有俄语词时要避免使用外来语。第三,对已经稳定下来的术语的意义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四,如果对某一个术语,学者们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那么,每个作者都有权选择其中的一个意义,甚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义附加在这个术语上。^[2]对于维氏的上述观点,抛开第二条不说,我们似可作这样的理解：第一,术语最好是单义词,要尽量避免多义与同义现象。第二,术语的意义要经过商量最终确定。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三,术语的最终确定要有一个过程,不同学者用于不同意义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阶段,容许学者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俄国学者是普安卡列(Пуанкаре Ж.А.1854～1912)。他在《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等著作中,对术语有许多重要的阐述。他认为,科学事实只有借助语言、公式和话语表达才能存在。因为“单纯的事实本身常常失去特别的意义：它可能被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但对科学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当深邃的思想家发现它……并用某个术语象征性地来表示它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获得了意义。”^[3]透过这些话语,我们都不难读出,作者对术语的重要性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这也反映出当时俄国知识界对术语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惠威尔、穆勒相比,德国人列昂纳多·奥尔什基(Olschki L.1885～1961)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的著述、思想对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维斯特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术语界所熟知,而奥尔什基的名字则可能还是陌生的。据维斯特的著述披露,奥尔什基是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他在1919年发表了一部题为《新语言科学文献史》的3卷本巨著。其俄译本于1933～1934年在俄国出版。该书研究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技术语言的发展状况。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奥尔什基把这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奥尔什基的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科学文献的语言问题应该属于哪个知识领域来负责研究。因此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视为一大科学成就。这也正是奥尔什基的历史功绩之所在。正如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史从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学者的传略及其成就的描述,如今则变成了描述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历史……它完全拒绝研究平行发生的语言发展过程。而语文学对科学语言的形成、科学文体的表述也不感兴趣。哲学史、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都把语言看作是已有的,随时准备效劳的,而对表达思想和推理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依靠符号和公式的自然科学通常把词语的作用看得很消极,对概念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的惯常的联系也不感兴趣。”“一般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不认为语言是自己思维的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在他们看来,语言却是使思想缜密的必要手段。一位当代物理学家说得好,各种已获得的认识的完善都取决于这一工具的性能。语言向来是科学建设的工具。……而在思想家与发明家眼里,语言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们富于创造性地确定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与准确化,而当代的民间以及文学语言的财富……也潜在地、持续地为思维提供刺激与准确表达思想的手段。”^[1]总之,在奥尔什基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紧密相关的。为了更深入阐释自己的上述观点,奥尔什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学者阿尔倍提(Alberti L.B.)、德国文艺复兴艺术的奠基人丢勒(Dürer A.)以及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为例,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科学的开拓精神,挖掘了他们的科学实践中与构建术语有关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术语的单义性问题、概念与词的关系问题、术语中的同义现象等。奥尔什基著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的概念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但术语在他那里还称不上是一门新学科。他的巨著会载入史册,但是他的光辉却多少被随后诞生的维斯特掩盖了。维斯特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精力的人。他一生的著述近500篇。他的学术、社会和经营活动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他在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的开头提到了奥尔什基并且特别引用了奥尔什基的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接下去,他写道：“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应该承认,语言学家没有技术人员的合作而单独地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语言的规范工作……把语言建设看成是一项与修路或造机器毫无区别的技术课题,也同样是错误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学地规范语言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1]维斯特的著作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临界地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维斯特认为：“科技语言是与概念对应的声音符号(语言表达)体系。”他创立了一套技术语言的词语与构词的结构体系。后人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也不无启发。许多年以来,这本书成为术语学唯一的一本像样的参考书。特别是对那些非语言学家出身的术语学家来说更是如此。语言学家对维斯特研究语言和术语的内部形式以及隐喻过程是表示支持的,对维斯特描写的一些语义现象也很感兴趣。维斯特对术语的准确性与单义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有碍准确性的情况诸如同音异义现象、同义现象、多义现象等,在他看来,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由于对确定术语本身的复杂性有较深的了解,他没有走向极端。他曾写道：“完全取消同音异义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同专业间的同音异义词,他是主张保留的：“实际上也不要求绝对的单义性……相对的单义性就足够了”,“然而,当需要强调同一概念的某一个方面时,同义词常常是必需的。”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维斯特并不反对创建新词。他认为,“规范化对构词有促进作用,在规范化过程中构造新词要比选择已有的词重要,因为专门为已有概念创造的新词语比之科技思想尚未达到现代水平时创立的词语更能体现术语与概念间的对应。”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据有关材料记载,最早报道有关维斯特著述消息的是1932年第1期的《俄德科技导报》。该刊同年的第3期还载有维斯特著作的详细摘要,可是作者的名字被隐去。^[4]在俄国术语学派的创始人洛特的文集中,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维斯特的著作,都是用德文注出的。另一位俄国术语学派的重要人物德雷津(Дрезен Э.К.1895～1936),在1932年的《国际语言》杂志上刊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技术语言规范》一文,这实际上是德雷津的第一篇术语学著述。但此前他发表的其他学术领域的专著已经有10多部了。今天读来,德雷津的这篇东西明显地带有当年的意识形态烙印。作者没有忘记指出,维斯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了某些现象和事实之后,维斯特被迫做出一系列资产阶级科学意料之外的结论。”德雷津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的规范语言的方法应该批判地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另一方面又说：“无疑这些方法中有许多有价值、有用的东西,应该由我们来加以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并批判加工”。德雷津本人对维斯特的著述的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与几位合作者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维斯特那本书于1935年在苏联用俄文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研究维斯特著述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学术研究立场与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当然,维斯特的著作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术语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维斯特以及维斯特之前的西欧学者的启发与影响分不开。这一点是当今俄国术语学界一致肯定的事实。 ① 这里所说的“名称”是英语词(nomenclature)和俄语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对应的译词。现有的术语学译著多译作“名称”,其实,外文的意义与汉语译词不尽一致.有的词典把该词解释为：⑴(专门学科中)有系统的命名法。⑵专门用语;术语表(集)。⑶(编类)名词……这样处理至少注意到了汉外语词的不等之处。至于“术语”与“名称”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待另文讨论。     

发刊词

当今世界正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新理论、新概念、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与之同步产生的科技术语层出不穷,其产生和传播速度之快、渠道之多、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因而,对术语统一和规范化、国际化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此时,《科技术语研究》应运而生,必将推动术语和术语学的研究,促进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工作,对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科技术语研究》是在原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的基础上创办的集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科普性于一身的雅俗共赏的综合性刊物,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名词委;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十多年来,已按学科组建了50多个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审定并公布了40多个学科的名词术语。全国名词委拥有的高水平的人数众多的专家队伍和丰富的术语工作经验,是办好《科技术语研究》的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在我国,人们习惯称其为名词。科技术语作为科技发展和交流的载体,一直与科学技术同步产生和变化。科技术语反映着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科技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工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我国政府对这项工作一向重视。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就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名词术语一直享用至今。特别是从80年代中期成立全国名词委以来,成绩更为显著。然而,已有的工作成绩同现代科技发展及社会生活的需要之间尚有很大距离,同一些先进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就需要我国的术语工作者、术语学家及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广大专家、学者加紧工作,尽快缩短这个距离,使我国的术语学研究和术语规范化工作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术语研究》的创刊将为加速这一进程而发挥重要作用。术语学带有明显的边缘性学科的色彩,其研究领域不仅与语言学紧密相关,而且还同逻辑学、分类学、本体科学、信息科学密切相关。此外,术语学还要研究各学科的术语问题,所以它又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发生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术语学可以说是一门几乎涉及人类知识各个部门的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学科。虽然其理论和方法有待逐渐完善,但其涵盖面如此之广,以至几乎所有学科的专家都有必要对其注目和关心,这正好说明术语学在人类现代知识总体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因而,完全有必要大力开展术语学的研究,将其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起来。在我国,术语工作主要是对汉语术语进行统一和规范化。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文字。它所构成的文化宝藏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世界上使用和懂得汉字的人口约14亿以上,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文化圈。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汉语科技术语的使用会越来越广泛,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而,做好汉语科技术语的研究和统一工作不仅是我国的需要,也是对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贡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语外,还有民族语言。这些民族语言中的科技术语同样存在着研究和协调统一问题。另外,海峡两岸长期分隔,致使大量科技名词不一致,影响两岸科技、经贸、文教的交流,也迫切需要进行交流、协调,使两岸的科技名词术语逐步一致。《科技术语研究》欢迎海峡两岸和各民族关心、支持术语工作的人们发表成果和意见。开展术语学研究和术语规范化工作,既要注意和国际上术语学的研究和标准化工作相衔接,又要符合本国的语言文字特点和科技状况。对于像我国这样有着独特语言文字的国家,更要使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任何形态的文化,包括学术研究在内,都是只有充分而准确地体现民族的国家的特色,才更具有国际性,才能对世界具有更大的意义。审定和统一科技术语,实现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对于我国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尤其是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科技术语的研究与统一工作关系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项工作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各行各业的关心和帮助。全国名词委将以科学、民主、严谨、认真的作风和精神努力办好这一学术性刊物,使她成为——反映我国术语统一和规范化工作进展和成就,展示我国术语和术语学研究水平的窗口;——广大专家、学者和名词工作者开展术语审定、交流术语统一工作经验的园地;——广大专家、学者和名词工作者开展学术争鸣、研讨术语学理论、发表研究成果的论坛;——国内外术语学界增进相互了解、促进知识传播的桥梁。热诚地希望和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名词术语工作者和我们一起将《科技术语研究》当作自己的工作园地,努力耕耘,辛勤培育,使之花繁叶茂、健康成长！     

对自然科学名词选定工作的几点意见

《天文学名词》审定工作初告完成。公布后置之广大使用者和科学术语专家们的案头,将可获得“用户再审定”。这里将不作评介。本文拟从名词选定工作中的一点个人体会,尝试对当前讨论较多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在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科技名词的选定与统一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的科学概念不断产生,导致了科技名词的数量不断增多。数量愈来愈多的名词的选定,能否做到善于达意,易于检索,便于传递,对于当前的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国内外学术交流都将产生影响。这强烈表明实现科技名词规范化的迫切性。现在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经过审定的科学名词,标志着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迈出了新的一步。这种形势也使科技名词规范化的深入研究成为一项当务之急。名词规范化的研究,对我们来说,首先是汉名、译名、以及新名和原名的选定原则的研究。这无疑是一项难度颇大的探索。下面列出几点初探的意见,就教于致力于科技名词研究的同志们。关于汉名 一个科学汉名是用一个选定的汉语作为表达某一科学概念的符号,而相应的汉字则是表达这一汉语的符号。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另一方面,“彻底改变”汉字的努力则已进行了不止半个世纪。我们不拟在此讨论这个大问题。但是从科学名词的角度,还是需要谈一点(这里限于篇幅,仅谈一点)汉字名词的优缺点：作为表达一种科学概念的符号,科学名词应当力求易用和易懂。这就是说,要简易、单一(不混淆)、而包含尽可能多的科学信息。在汉语的基本名词中双音词占重要比例,而汉语的一个音,绝大部分都已经是一个语。因此双音词就包含了两个单语的信息。而当把每个单语用一个单字表达时,又往往可以借助于“说文解字”,找到含有多于一个符号的信息。因此用汉字来表达科学名词,常能以语义的信息含量见长。举例来说：“激光”一词就含有“光”和“受激”的两个关键性科学信息,比起LASER用五个很难记得清的简写符号要高明。同样,“老”名词中如“自转”,“行星”等等都显示出了汉字的这种长处。这样的长处在现代术语的编辑、分类、以及规范化等方面都是很有利的。另一方面,汉字用作科技名词也有其所短。主要是汉语拼音上的难题不少,而如果把汉字用作注音符号则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汉语是十亿人约定俗成、用惯了的语言。音节少、同音词多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带来了某些困难,而恰恰又是汉字为缓解这些困难起了作用。设想学校里老师点名时,如果一下子张红,张虹,张宏,张洪(还不算章弘,章鸿……)统统站了起来,可能会引起一些混乱。但是在他判作业时,借助于汉字,这种麻烦却可以完全消除。只要十亿人还不准备改变红、虹……同音,汉字的“以义辅音”就会有着自己的作用。但是,倘若我们舍其语义上之所长,而择其语音上之所短,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注音符号,例如用在外国人名的音译上,那么难免会使它显得十分笨拙。且不说几百个方块字的注音远不如二十来个字母的易读、易写、准确,单是从汉字的“许多字同音”和“好些音无字”的情况,就决定了音译外国语既难统一又难准确。前些时候有的同志试图把这种音译规范化,但即使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名,如Newton,不管是规范了的“纽坦”或是习惯了的“牛顿”都无法复原到Newton。这就是说可以有多种译法而没有一种能译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实不如直用原字Newton(如目前许多著作中所做的)为佳。说这些,只是为了提出：用作科学名词,汉字的长处颇多,短处也有。望继续研究如何扬长避短。关于译名和新名 除了外国人名的翻译外,翻译的主要对象是国外业已定名的科技新概念和新发现。科技概念大多数表达为多语词,多语词的翻译一般说来是把组成这种词的单语译名加以相应组合或略作调整,如north polar sequence译为“北极星序”等。而主要问题则在于单语词的创造或翻译。一个概念性的单语词通常是利用现成的词汇、赋予特定的意义,如magnitude〔星等〕,surge〔日浪〕,nebula〔星云〕等。前面说到过汉字在这方面的优势(例中的方括号内的译名也体现了这一点),对新名词必然还会继续发挥这种优势。还有一类新词是对新发现的命名。对此,中外学者都似乎有一些“好古”的癖好,西方常引希腊、拉丁古语,中国常找古汉字。这对于避免与普通词汇相混应当说是有好处的。而且还多多少少能带进一些语义。当然,这些词不应当偏僻到难记或者难写的程度。另有一类词是几种概念的组合,如magnetohydrodynamics,这实际上是对一种整体结构的描述。如果不甚复杂,则可以收到语义上的好处。但有的却走了极端,如“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这个可敬又可畏的名词,写起来至少化20秒钟,可能最终会被它的同义符号NADP^＋或CoⅡ(辅酶二)所压倒。至于把字母(或字母加数码)符号作为“正式”名词,应当说在许多情况下是颇为可取的。除了NADP^＋(这和前面说的LASER属同一类型,只是不如LASER念起来象英语),许多天体名称也用了这种命名(如“3 C273”……)。一些化学元素似乎也可以“以符号代字”,例如“锿”(Es)——Einsteinium,全面音译很长,以“哀”代替,目的是略带“偕音”但实际上不起这种作用,而徒然增加了一道记忆程序。对中国人来说,实不如径用Es。如果人们把H₂O读成氢二氧也满顺口,那么读“E－s”似乎也会很快习惯的。“老”名词的整理 前面的各种考虑应当都适用于“老”名词。一些偏离这种轨道的,除了已经“习惯成自然”者外,凡是太难,太长,或词与义不合的都应当早日处理,以免成为科学名词现代化的累赘。     

科技术语汉译名中的增词现象

摘要 英汉两种语言的构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使汉译的科技术语更具理据性,往往需要增词。增词的主要途径有：逻辑增词、修辞增词、常识性增词。其总体目的是使汉译术语符合汉语习惯,显得更为形象、生动。
科技术语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确切、简洁、具有理据性。其中确切、简洁是基本准则,而为了做到具有理据性,有时就牵涉到增词的问题。下面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汉语是典型的分析语,其特征是一般不用形态变化,而用词序及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英语则属综合分析语(综合语的特征是运用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关系,如拉丁语),其词序不如拉丁语灵活,但也不如汉语固定。英语有形态变化,其形态变化主要是动词的变化和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的变化,以及词缀变化。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英语是拼音文字,有26个字母,用这些字母可拼写成各个词。一个词根可派生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造字比较容易。汉字是方块字,基本没有形态变化,造字难。测验表明,汉字最难学,但汉语最容易学。王力先生指出,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这些特点对构词法也有重要的影响。汉语构词法与西方语言的构词法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汉语主要属于句法型构词法,通过构词法创造出来的汉语术语有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结构;在拥有词形变化的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构词类型则属于形态学类型,基于这一点,在翻译术语(尤其是合成术语)时,我们应联系汉语词法上的特点,结合传统的音译、意译、音意结合等翻译方法,适当地将术语译成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结构。在这几种结构中,往往需要增词。其中在主谓式、动宾式术语中主要增加动词,而在偏正结构的术语中则主要增加名词,此外,在某些场合还需要增加副词、形容词等词类。1.增加动词在科技词汇中,大量采用名词性前置定语代替各种结构的西方语言的后置定语。而汉语中使用的动词远比英语中多,因而在术语汉译时,通常需增加动词以使意义更加完整。如：ballast car 运碴车drum barrow 放线车general goods station 综合性货运站又如动名词具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属性,因而汉译时可增加具有动词概念的词：programming 程序设计coding 编码automatic centering 自动对中再如某些小品词也具有动词意义,翻译时需增加动词：up-and-down train 上下行列车on-board computer 机载计算机2.增加名词作为术语,其主体就是名词结构,但有时需增加原文中隐含的名词,使汉译的术语更加形象,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增加纯粹的名词,一是增加“式”、“性”、“态”之类的词,如：high-wide load indicator 货车装载高宽表示器high-wide load clearance detector 货车装载高宽限界检测器pressure cooling 压流冷却这里增加了表示范畴概念的名词“货车”和名词“流”。一般说来,“式”跟在名词后,而“性”、“态”则常附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如：bite fitting 卡套式接头suspension insulator 悬挂式绝缘器oil bath air filter 油浴式空气滤清器piggyback 背负式运输(指把汽车直接开到火车上运输)stiff piston 刚性活塞dynamic flip-flop 动态触发器在术语翻译中,一般不用助词“的”,而代之以“式”、“性”之类的词,如：portable generator 便携式发电机有时增加名词可提高理据性效果,如：Y-direction Y轴向loran 兰远航仪3.增加副词主要是增加表示时间概念的副词：lift & carry-forward motion 先提升后前送动作FOR (free on rail) 铁路费用已付4.增加形容词这主要指在熟悉术语内涵的基础上增词,如：cut and cover 明挖法(地铁施工中,先将地面挖开,然后将地铁隧道衬砌好再恢复地貌的方法。)up-and-down hump yard 双向驼峰编组场dump truck 自卸卡车增词的场合和增词的方式千差万别,其中最主要增词方式有：1.根据术语内涵增词,这属逻辑增词,如：walkie-talkie 步话机automatic width control one-shot 自动脉宽控制单稳电路average seek time 平均寻道时间bipolar memory device 双极半导体存储装置2.增词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这属修辞增词,在汉语中,我们偏向于采用双字结构,如：initial compression 初始压缩key switch 按键开关3.根据常识增词,以使汉译的术语更为形象、准确,如：dog clutch 爪形离合器infinite adjustment 无级调速rubber-metal spring 橡胶-金属夹心弹簧hi-rail track evaluation car 公铁两用轨道检查车portable transmitter-receiver 便携式收发两用机three-aspect high colour light signal 高柱三示彩色灯信号4.增词以简化语法合成词的翻译,如：speed control by field weakening 磁场弱化法速度控制不宜译为“采用削弱磁场的速度控制”,而适当地增加一个汉字“法”,译文效果就大为改观。要在众多术语的翻译中找出增词的规律,有相当大的难度,这里所做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讨论和总结,希望能够对术语的译名有所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