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法律问题

我国新《证券法》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使得该内容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加以补充和完善。应扩大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承担者的范围,增加内幕人员的配偶、子女、其他近亲属或有利益关系的人以及利用非法窃取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人。我国应引入美国的"市场欺诈理论",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内幕交易的因果关系。在归责原则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由内幕交易者来承担举证责任。在损害赔偿上应当从补偿投资者实际所受损失的角度出发,采用差价计算法计算赔偿额。     

工伤保险最新政策解读

正退休返聘职工发生工伤,能不能走工伤保险报销?上下班途中遇到交通事故算工伤,那么"上下班途中"该如何界定?日前,人社部发布《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一些具体问题。丧葬补助怎么选?按照规定,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死亡,其近亲属可能符合两种待遇:     

王船山《中庸》哲学之实践性质——以《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诠释为中心

《中庸》是对儒家心性论和工夫论、修养论等综合论述的经典。船山认为,《中庸》不是脱离现实且空虚的哲学理论或者迂腐的谈论,《中庸》是切实表达人们日常真面貌的圣贤之道,他并努力探究其中蕴藏着的真理,将《中庸》具体地阐述为日常生活中付诸于行动的实践道德规范,从而大大地提升了《中庸》作为实践哲学的价值和必要性。《中庸》首章的首句中提出人本性的道德根源就是天命,而王夫之以人为本解释了＂命＂字,从而突出中庸作为实践哲学具有的特征。对于《中庸》提到的＂性＂,则界定为人的本性,而不是事物,规定修道其＂性＂的＂道＂也是只有人才追求的最高价值。修这些＂道＂的过程就是＂教＂,而且与＂中庸＂或＂道＂的概念不谋而合,因此成为人必须不断地学习和修养来实践的目标。但人作为实践目标的＂教＂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或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自然之理,而是存在可实践的事情。对此,船山解释为＂礼＂,以强调现实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关系网的实质性实践道德规范,人必需做出实质性努力才能实现,从而突出强调在《中庸》首章的首三句中《中庸》的实践性质,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中庸》的总体内容,进一步提出儒家实践哲学的宏观方向。     

情感表现与艺术想象的“接地”——论科林伍德艺术理论的相对性

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界定了＂艺术＂的概念,强调了＂想象＂在经验结构中的地位,大量概念和术语的运用为理解其理论体系间的关系设置了障碍。本文着眼于情感表现与艺术想象的交叉点,从相对性的视角提供了新的阅读和阐释方式。     

留置措施适用问题研究——评《国家监察法(草案)》中的留置规定

《国家监察法(草案)》对留置措施做了规定,但存在较多不足和缺陷。评价草案关于留置的规定应基于两个前提,即留置的公权力属性以及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基本要求。草案关于留置决定的主体规定在当下具有相对合理性,但未能一体适用不够妥当。草案关于留置期限的设定太长,不应长于刑事拘留期限。"两规"场所可以直接转化为留置场所,检察机关使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也可以作为留置场所,看守所不宜作为留置场所。草案关于留置运行程序的设计较为简单,应在适用条件、决定程序、执行程序、解除方面做进一步完善。应明确留置期间,被调查人有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应进一步完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机制,完善《国家监察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衔接。     

“醉酒”、“飙车”入罪后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最近＂两高＂《补充确定罪名（五）》已将《修正案（八）》第22条所规定的行为确定为＂危险驾驶罪＂。因此,此处的危险驾驶的＂危险＂与《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危险方法的＂危险＂的内涵与外延是迥然不同的。所以对＂危险驾驶罪＂之罪名,司法罪名所指的此＂危险＂并非学理罪名所指的彼＂危险＂,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容混淆;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飙车＂行为属情节犯类型,＂醉驾＂行为属危险犯类型,对醉酒的认定应以《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的国家标准为依据,对这一标准不能因人而异进行反证;本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如果在＂客观超过要素＂的罪过支配下,发生了实害结果,即可构成其他犯罪。其类型有二：故意犯罪或者过失犯罪。具体所涉罪名,前者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后者为＂交通肇事罪＂。但本条是纳入《刑法》第133条中加以规定。因此,对危险驾驶行为人主观罪过上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以＂过失＂为一般,以＂故意＂为例外进行判定。     

浅析受贿罪中受贿主体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颁布,突破了受贿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限制,新增加了5种受贿罪主体,完善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受贿罪的范围仍有一定的困难,原因在于立法者并没有对＂从事公务＂、＂国家机关＂等概念作出具体的立法解释,也没有明确＂近亲属＂、＂关系密切人＂的具体范围,导致对受贿罪主体的认定不统一。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结合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影响受贿罪主体认定的问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剖析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对相关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     

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我国《文物保护法》及文博学界将文物视为人类制造物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这种界定的不足在于它同刑法的规定不甚协调。走私文物罪的对象应包括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倒卖文物罪的对象不限于珍贵文物,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是单一的行为。在涉嫌文物犯罪中,被委派作鉴定的专家应来自与文物行政部门无隶属关系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     

举证时限制度再思考

《证据规定》自施行以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针对目前举证时限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应当完善审前程序、明确法官释明义务、合理界定＂新证据＂。     

浅析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体育课进行思想素质教育,这是《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当前加速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出的必然要求.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使学生在学到体育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受到思想素质教育,做到寓思想素质于愉快地体育教学与活动之中.     

旅游合同有名化及其规制

尽快使旅游合同有名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最佳方式是在制定民法典时加以规定。有名化过程中,应注意合理界定旅游合同的概念和范围,理顺与相关法律规范的关系,建立旅游合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切实有效地调整旅游合同关系,保障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旅游合同有名化及其规制

尽快使旅游合同有名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最佳方式是在制定民法典时加以规定.有名化过程中,应注意合理界定旅游合同的概念和范围,理顺与相关法律规范的关系,建立旅游合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切实有效地调整旅游合同关系,保障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夏目漱石《心》中的“萌”——试探讨“先生”的感情世界

《心》是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晚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第一主角＂先生＂对＂静＂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萌＂。＂萌＂虽然是现代年轻人的新语,但这种感情元素在日本明治大正年代的作品中也有所反应。本文将＂萌＂界定为具备幻想性、单纯性和选择性的＂纯爱＂情结,是现代物质社会中信仰纯爱的人的救赎和理想。无论是大正时期小说《心》中的＂先生＂,还是现代社会的年轻人,被社会性别意识和金钱关系束缚的心灵深处都向往理想的纯爱。本文试探索＂先生＂的感情世界,比较＂先生＂对＂静＂的感情与＂萌＂这一感情元素得分相似,解释＂先生＂的内心寄托。     

论金融犯罪中的罪数不典型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规定定罪处罚＂属于想象竞合犯。《刑法》第171条第3款属于吸收犯的情况,不属于牵连关系。行为人自己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然后用自己伪造的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的,应成立牵连犯,属于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牵连。《刑法》第197条的规定实质上是一个牵连关系和一个法条竞合关系,而不是结合犯。另外,将从重情节也理解为结合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从《骨》中探讨华裔美国文学孝的空间维度

孝属于中国儒家的伦理范畴,主要指敬奉父母、善事父母。儒家认为孝是各种道德中最根本的。孝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在家庭关系中的表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孝＂一直被视为是极高的美德。今天,当我们从空间维度的视角来研究儒家思想中的＂孝＂,会发觉原来它和华裔美国文学中对＂根＂的考察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论文以华裔美国作家伍慧明的代表作品《骨》为例,展现＂孝＂在空间维度中如何冲突与超越。     

反垄断法中引入基础设施原则研究的探讨

美国、欧盟等都对基础设施原则加以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有效地市场竞争。然而,基础设施原则本身并不是一个普适性原则,其适用限定于特定类型的案件。虽然各国的反垄断法对基础设施原则的立法和具体实践有所不同,但总结各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此原则一般都适用于港口码头、电信和电力网络等设施。我国虽未在《反垄断法》中对这一原则加以规定,但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可以加以借鉴。     

论转化型抢劫之“暴力”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即所谓的＂转化型抢劫罪＂。依据本条规定,＂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重要要件之一。而本条所规定之＂暴力＂所包含的行为方式和程度如何,以及本条所指之＂暴力＂与《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之＂暴力＂有何关系,将是下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论《三国演义》之“义”与情节的关系

＂义＂是《三国演义》的一条贯串始终的线索,与情节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情节发展的依据,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并在＂义＂的对比和前后照应中推进情节的发展,显示情节发展的结果。＂义＂与情节在小说结构上浑然一体。     

对我国隐私权立法的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造成许多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无法追究。建议新的民法应该明确界定保护隐私权,其内容可以有:第一,隐私权应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定位在人格权中;第二,隐私权保护的客体的范围可从三个方面界定:生活安定权、个人信息权、个人身份及社会关系保密权。     

周代“养老乞言”礼与《诗经·小雅》部分诗篇创作的关系

《诗经·小雅》部分诗篇是因周礼而作,是周礼的文化产物。以周礼为背景对这些诗篇加以对照考查,可以揭示诗篇创作的本义、本事,从中窥视《诗》与礼的关系,纠正一些关于这些诗篇的误解。＂养老乞言＂礼是周礼中的重要礼节,是周天子为父兄辈而设的一种＂乞善言＂的礼仪;与之相应,《诗经·小雅》中《鹿鸣》《常棣》《伐木》等诗篇是诗人据＂养老乞言＂礼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