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人的发现——论周作人儿童本位

周作人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强调了儿童文学中突出人的个性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可谓不谋而合,是他"人的发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口号论析

阐述周作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文学口号,即所谓“人的文学”这一命题涵盖的思想底蕴与理论内涵：（一）灵肉一致的人性现。（二）尊重个人、利己利他的人道主义。（三）对平民文学的推崇。（四）提倡“为人生”、写实主义。     

五四启蒙文学思潮论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要求相一致,在文学领域内兴起了一股启蒙文学思潮,它主要表现在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文学思想主张上,以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为精神标高。"人的文学"观包蕴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侧面: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这股启蒙文学思潮在五四后半期(1921年以后)分化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3种文学思潮。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多元·宽容·流变——由《欧洲文学史》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

用"循环论"来概括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具有多元、宽容、流变的鲜明特征。这种多元流变的文学史观对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直线前进的进化论文学史观起到了极好的校正作用。     

文化人类学对周作人译介古希腊文学的影响

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周作人深受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周作人的人文思想和翻译活动,尤其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他全景式地译介了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力图全面展示古希腊人的生活、思想、艺术、人生观、世界观,借以开启民众、教化大众。     

从情感的角度谈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但人们在论述时往往忽视文学的表情因素,本文从文学创作动机的发生、文学创作的过程、文学接受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强调了正是在富于表情性这一点上才使文学成为人学。     

文学价值观研究的新思路

哲学界关于价值与价值观的界定还没有得出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这影响到了当前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文章以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作为个案,尝试从主体、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学类型三个方面来界定文学价值观,使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既有主体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视野,又不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形式的分析,从而为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试论文艺学的科学性

当前对文艺学学科本性的界定出现了一种片面强调人文性、否定科学性的理论倾向。这种将文艺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的文艺观,显然背离了文艺存在的本质。对于以揭示文学活动规律为目的文艺学而言,科学性才是它的根本属性。当然,对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个门类的文艺学来说,它所具有的科学性应该是一种融合了人文精神的科学性。     

现代主义文学唤醒沉睡的人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缺陷导致了传统文学中人性的缺失,在作家笔下性成了被压抑的对象,人成了道德化、畸形化了的人,人性在文本中得到扭曲。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渐趋渗透,许多文化先驱接受了这一理论,并指导他们的文本创作,打破了传统文本创作的禁区,以一种更理性、更接近人自身的方式书写人性,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性意识,从而使文学中对人性的探讨更趋于完善与全面。     

西方文论的三种境界与中国文论的两次错位——也谈中国当代文论建设

西方论的发展有一个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再到“外部研究”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外-内-外的历史过程，古典论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从康德以来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内部研究”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则又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而中国论则有一个从“外部研究”到“外部研究”再到“内部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外-外-内的历史过程，古代论和近现代论都是“外部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是“内部研究”，这与西方论形成了两次错位，对我们的当代论建设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网络文学价值

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分析手段,从文学价值的维度对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学初始期的现状进行透视,力图对90年代及以后的网络文学作出正确读解,从而真正揭示其内在意义,确立起它的当代价值。     

湖南文学走向以人为本的60年

用“革命文学”来概括湖南文学建国60年的主流有失偏颇。政治标准不等于不以人为本，文学应服务于以人为本的政治。新中国成立60年来。湖南文学不断走向以人为本，出现了大量优秀之作。这些作品具有直面政治风云、关注人生质量、透视地域文化的典型特征。     

素质教育与古代文学课程改革

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界讨论很多的话题，本文主要谈素质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及其内涵，特别是就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方面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对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实行初步探索，比如辩论课、自我讲授课、作业答辩课等这些新型的课堂设计，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刍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沉积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其文化信息空间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历史与人文知识信息。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而多样,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载这些资源的文献种类繁多,是图书馆建设自身特色文献的重要来源。利用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探讨、分析和研究大理地方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的建设和服务,更好地体现民族地方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促进图书馆参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展示边疆少数民族璀璨的文化遗产,发挥图书馆的职能和绩效,积淀馆藏特色文献资料,显得尤为重要。     

“人问”大义与早期王国维文哲之学的归止

王国维早年本着寻求精神之形上慰藉的解脱心态，治叔本华与尼采的纯粹哲学，但叔本华与尼采其人与其学的内在张力使得王氏转向康德，“人间”大义代表了王国维哲学探求的归宿。人与人的“之间”，构成了王国维理解与刻画自己的位置的思想出发点：经世致用不过是人乎人间之内，而解脱出世亦不过是出乎人间之外。对国家、民族病理与个人性情的日益深化的思考，促使王国维一度从哲学转向文学美术。但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不得不使得国维从个人之解脱转而进入在具体时空直面现实而有所承担，由此而有从文哲之学到晚岁经史之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