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诗旨阐述差异比较——以《毛诗序》《诗集传》和《诗经原始》为例

历代学者对《诗经·国风》主旨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阐述,汉代《毛诗序》从政治观念出发,对《国风》的解读与政治事件紧密结合,宋代《诗集传》从情感方面解读,将《国风》中涉及到男女爱情的诗歌评为“淫奔之诗”。《诗经原始》通过“反复涵咏”的方式对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力图推究诗人原意。三者虽各有偏颇,但都为解读《国风》提供了新角度,都有时代价值。     

《登幽州台歌》与《江雪》意境比较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与柳宗元的《江雪》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对这两首诗歌的写作背景以及意境进行比较分析——两首诗歌的写作背景有其相似性,都是由于怀才不遇促就而成。同时,两首诗歌从各自独特的角度写出了同样的孤独和超越的意境。     

《诗经》阐释与毛先舒《诗辩坻》之诗学观念

作为诗话诗经学的重要成果,毛先舒在《诗辩坻》中对《诗经》多有阐释,他还以《诗经》为准的,从"诗之本源""诗之法""诗之用"等方面来构建其诗学大厦。毛先舒将诗歌的本源推溯至《诗经》,即所谓"归源《风》《雅》";他以《诗经》为标准论诗法,不但对《诗经》之章法韵律推崇备至,还以此作为作诗、评诗的准绳;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伦理功用,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     

《文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

《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自成理论体系,其一是《明诗》篇中对诗歌抒发情志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二是《情采》篇中强调诗的缘情审美特性,提出“为情造”,达到诗歌创作中情理并存、情志并重的状态;其三是《知音》篇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诗歌批评鉴定理论,对诗歌鉴赏的主体和客体诸方面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其四是《神思》、《隐秀》篇中对诗歌意象的深入探索,指出诗歌的特点就在于意存象中、隐在秀中,主客观相通,物我交融等,这些都是刘勰对中国诗论的重大贡献。     

试论《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兼与《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较

《荷马史诗》内容丰富、诗才洋溢，具有重要的文学、民俗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价值。与我国古代诗歌典籍《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二者在战争目的、战争形式以及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双合莲》、《孔雀东南飞》：文学史上两部长篇叙事诗之比较

《孔雀东南飞》作为成熟叙事诗的确立，作为一个“源”，对后世的作品具有典范和启示的作用。鄂南民间长篇叙事诗《双合莲》作为这一“源”上的“流”，对其优良传统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本文从背景、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几个方面对这两首诗进行比较，期望借《孔雀东南飞》这一诗歌史上的坐标，确定《双合莲》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挖掘鄂南民间文学的价值。     

《周易》与文学表现手法

作者认为《周易》是我国文学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在艺术手法和文学理论上都有许多开创，本文从表现手法、诗歌色彩、语言词汇及寓言故事等方面论述《周易》的文学特色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黄节《曹子建诗注》笺注动机及特色

黄节是近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对先秦和汉魏六朝诗歌颇有见解,而近年来学界却对这些方面关注不多。笔者以《曹子建诗注》为例,分析黄节笺注曹子建诗歌拯民救国的直接动机主要有:少有敦行,胸怀治世之志;千秋知音,壮志难酬之悲;写诗注诗,经世致用之怀。进而总结归纳其笺注特色:承继选注;或创或补;诗史互证;"案语"考辨。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窥晓黄节对诗歌笺注的突破和《曹子建诗注》的学术价值,以彰显先生在汉魏六朝诗歌方面的功绩。     

《爱丽尔》中的积极生命意识及其成因探究

西尔维亚·普拉斯是20世纪“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她的晚期诗歌普遍被认为是压抑、孤独、缺少生命活力的,但对其诗集《爱丽尔》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发现普拉斯的晚期诗歌中并不只有悲观消极的痛苦意识,同时也包含着“母爱”主题与对生命力的赞美等积极、乐观的生命意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能让我们对普拉斯诗歌有更全面的了解。并且普拉斯的《爱丽尔》中出现的积极生命意识与普拉斯的个人性格和其整个诗歌生涯都有密切关联,而不是一种断片式的孤例。     

《诗经》与周代饮食文化

<正>《诗经》反映了周初到春秋时周人经济、政治、生活、信仰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情况.饮食习俗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在《诗经》中也有间接或直接的体现.所谓间接,是指诗歌中或用作比兴,或与饮食关联的种养、渔猎等经济活动,或宗教、祭祀均纳入分析.更有一些诗篇直接记载了饮食方面的情况.而《诗经》中反映的饮食文化情况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诗经》入手,并证之以《周礼》、《周易》《左传》等重要典籍,试图探讨     

论伍尔芙、福克纳小说的诗化倾向

因为对诗歌的共同热爱,伍尔芙与福克纳的小说都自然地呈现出诗化倾向,又由于作家的个人风格不同,他们的诗化小说各具特色,但两位作家在诗化小说的探索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只是简单刻画人物和叙述故事的模式,将诗歌的象征意象与浪漫的激情融入小说中,从而赋予小说新的审美内涵。     

以:被忽略的句腰——《离骚》中“以”字用法说略

诗歌文体中的虚词,由于其在声情、节奏方面的贡献,成为诗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离骚》中的虚词多是构成诗歌节奏的显性标记,它们因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句腰.从这个角度观察《离骚》中12个”以”的用例:这些”以”不具备句法身份,或不具备典型的句法身份；它们都是诗行的句腰,在形成诗歌节奏、增强诗歌声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代诗坛的现代主义双子星座——王家新、西川诗作的信仰之维

北京诗坛双子星座王家新和西川以其独特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向人们呈现了别样的诗歌美学境界.这种独特性体现在他们的诗学及创作带有较为明显的精神超越性和信仰性追求,但是其诗作和诗学思想又具有较为深邃的现代主义风格.因此,作为199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诗人,他们较好地把现代主义艺术创新与神性信仰结合起来,从而接续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优良传统,又开拓了诗学的新境界.这可谓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汲取神性信仰的价值,以救治文学缺钙症的艰难努力的表现.     

善恶报应在中西悲剧中的不同命运

西方悲剧人物往往是出众的英雄，有着明确的具有挑战性的意志，能够积极地行动，主动地控制局面，有力地将冲突推向高潮，并在自己蒙受痛苦的同时，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其灾难性结局是人物自愿选择的，是自觉的意志的实现，没有多少遗憾，无需善恶报应的介入。中国悲剧的善良弱小的主人公往往没有往外扩张的自觉意志，甚至连防人之心也没有，主动的出击非常有限，只能被动地忍受迫害，无法在剧烈的对抗中给对手以有效的打击；其遭遇不是主人公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外力强加给他的，需要报应的方式平息人们的愤怒之情。中西悲剧的不同形态有着深刻的文化成因，体现了不同的德与福的关系。     

重返大地的努力--诗性语言研究

原始仪式一个重要特征即同时包容着相互对立的两极:程式化与狂欢化;精神性取向与执着于肉身。在诗、谣同仪式相分离的过程中,诗及其诗歌语言走上了体制化、贵族化之路,并在不断拓展精神宇宙的同时,遗忘了感性肉体和深层的生命冲动;口头歌谣则与此相反。书写进一步加深了两者间的鸿沟。因此,诗及其诗歌语言尽管鄙视民间口头创作,但为永葆自身的诗意和蓬勃生机,又常常眷恋着民间并时时反顾口传时代。     

诗意栖居——论中美西部诗歌的诗性之美

作为一种诗意载体、精神境界和审美风格之西部具有丰富的现代诗学内涵,体现出撼人心魄的诗性之美。其诗性之美乃在其诗意栖居的家园意识、灵魂与生命交融的西部体验以及独特的西部精神。中美西部诗人的西部体验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诗性体验,他们将这种体验融入诗歌的艺术形式之中,揭开西部厚重而神秘的面纱,重新发现人类诗意栖居之新大陆,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超越地域意义的现代诗学价值。     

宋季“诗史”现象探讨

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诗史”问题,宋季诗史是最重要的对象。诗史是“亡天下”之际的“野史”,诗史应纪实与伤时并重,这是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共同的诗史观。宋季诗史是分层次、多样化的,并且蔚为大观,形成高潮。与杜甫诗史相比,宋季诗史更注重时事、史实的完整记录和具体描述,杜甫诗史侧重在“诗”,宋季诗史侧重在“史”。     

论楹联在传统人文中的地位和作用

阐述了楹联艺术亦俗亦雅的特征,认为由于雅俗共赏,因而常常为专业学者所忽略,对其意义和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肯定。提出没有准确的文体定位,是研究者忽略楹联的重要因素。指出楹联不是诗词对句的衍化物,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道和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在传统＂诗教＂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形式,是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符号性作用的特殊的＂诗歌＂。     

平淡论诗学观之管窥—兼论“滋味＂说与“平淡＂论的异同

在诗学评论中，批评家们都非常推崇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风力”和“丹采”的融合统一。而宋代梅尧臣却持诗歌贵“平淡”的诗学观点。梅尧臣和钟嵘的主张同是诗歌的审美理想但却相反，这乃是源自他们主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梅尧臣所说的“平淡”更侧重关注人自身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返观自我的冷静谛视，是人生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心态。     

略论元杂剧的诗化情趣

从元杂剧文本内在构成看，无论是偏于抒情性还是偏于戏剧性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体现了一种以情为旨归的诗化情趣。这种优美“剧诗”的特征乃是元人观念中普遍存在的以曲为本位的倾向所决定的。由于秉承诗性传统，追求诗化情趣，形成了元杂剧独特的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