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

沿用Battese和Coelli关于无效丰项设定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利用"泛珠三角"2000～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对于各省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使各省区的前沿技术进步均得到明显的提高,但各省区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资本投入对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影响

要素流动产生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省际间相互溢出效应的持续作用。通过构建GVAR模型,利用全国29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异质性基础上,实证了上海、武汉和重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以及3个中心城市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东部省际间经济增长的联动性较强,中部次之,西部较弱;而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关联程度不高。进一步对溢出效应的变量回归分析,发现本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溢出效应呈正相关,而外地区的资本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溢出效应呈负相关;实证结果有助于规划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相互间的发展关系,推动创新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嵌入视角和多层统计模型的分析

整合了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与社会嵌入性,解决了环境效率的社会嵌入性问题;运用多层统计模型解决了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基于泛珠三角区域各省的1998~2013年的数据,测算了泛珠三角区域的环境效率,实证分析了嵌入性视角下泛珠三角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显著性直接影响因素为:第二产业比重、天然气使用占比等;显著性调节因素为:政治嵌入;既显著性呈现出直接影响也呈现出调节因素为:结构嵌入、文化嵌入。因而提高环境要同时考虑资源环境经济要素与嵌入性要素。本文也是尝试着为新经济社会嵌入性理论建立一种合适的实证分析方法。     

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FDI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利用1998-2006年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首先基于基尼系数测度了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出口额、FDI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阶段实证分析了不同影响因素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以不同的指标进行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也不一样;虽然在"入世"前后有所变化,但FDI的区域分布差异是造成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FDI,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脉冲分析

文章运用1997-2012年我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半参数面板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FDI,自主创新,经济增长之间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脉冲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FDI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滞后效应为正;自主创新对FDI的空间滞后效应为0.8;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时空滞后效应为负;经济增长对FDI,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的时间滞后效应为正,且经济增长对FDI,自主创新的空间滞后效应分别为-0.86,-0.43.2)FDI和自主创新冲击源为江苏时,与江苏省近邻的山东和浙江有较显著的响应,响应6期后基本收敛至零;经济增长冲击源为广东省时,其他城市的响应6期后基本收敛至零,对其他城市的冲击较小.     

鲁东南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以临沂市1991、1996、2000、2005年的土地利用类型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土地利用变化率、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等模型,对临沂市14a间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1～2005年间临沂市农业用地面积增加,农业用地结构发生变化,园地变化速度最快,与1991年相比,增长率达48．35％,林地有所增加,建设用地面积一直呈现增长态势,居民点与工矿用地1996～2000年间动态变化率相对较小;1991、1996、2000、2005年临沂市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别为267．86、268．89、270．47、276．61,土地呈现高度开发利用状态。政策因素、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都是促进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图4,表3,参15。     

美国再工业化祸兮福兮：双向FDI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IFDI），简称双向FDI，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双向FDI能否发挥以及如何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是需要迫切解答的问题。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包含双向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揭示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对“双引擎”在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调节效应，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量化了不同中介作用的贡献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遮掩效应；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既能直接调节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能通过调节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大于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遮掩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仅在沿海地区存在遮掩效应，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仅在沿海地区成立；美国再工业化对双向FDI的调节作用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有效发挥双向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依据。     

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的经济地理增长模型

运输成本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增长的核心因素.本文针对传统经济地理增长模型中运输成本外生给定这一问题,引入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机制,构建了一个包含技术溢出的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条件下分析区域交通政策的经济地理增长模型.结果发现,新模型能够更精准地模拟关键参数相关关系的动态变化趋势,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发达区域内部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会扩大区域差异,而降低较落后区域内部运输成本既有利于经济增长也会缩小区域差异.由此说明引入运输成本内生动态化机制的模型更加符合现实,并且能够为分析区域交通政策提供有力工具.     

双向直接投资与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双向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增加双向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并且这种影响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越高地区越显著。第二,以FDI为门槛变量时,优化产业结构抑制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增加,而增加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减少中西部地区税收收入,而有助于增长全国和东部地区税收收入;第三,以OFDI为门槛变量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资能推动税收收入增长。因此,在中央政府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提高本区域经济开放程度,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和有效利用更多外商直接投资。     

超大城市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基于劳动投入,TFP和工资差异的分析

本文建立Rosen-Roback空间均衡模型,将总产出的增长分解为劳动投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以及工资差异变化的结果,通过模型测算各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利用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2-2015年数据的研究表明,上海、深圳、北京、广州4座超大城市的模型贡献率排名前列、且都大于简单测算贡献率.要素分解测算表明,超大城市对全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来自TFP提高和劳动投入增长,而工资差距扩大是超大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反事实"研究的结果表明,从2002年到2015年,5座超大城市(京沪津广深)使得全国总产出增长提高了25.33%;如果5座超大城市不对全国的工资差异产生影响,那么我国的总产出还将再提高15.09%.本文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更为均衡,而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发展不够协调.鉴于之前还没有研究利用我国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分析过超大城市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是要进一步缩小全国平均工资与超大城市平均工资的差异,其二是要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我国省级地区FDI吸收能力的综合评价

通过构建省级地区FDI吸收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结合2005年的数据,对我国31个省级地区FDI吸收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各省的FDI吸收能力普遍强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探究中部六省FDI吸收能力弱势背后的原因,本文提出了相应建议.     

基于CES生产函数汇率理论的FDI战略动机模型建构

运用CES生产函数建立关于FDI战略动机与汇率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求解,从而在理论上论证汇率对于两类FDI战略动机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得出结论:工资率上升都会对FDI产生负面效应;币值对于市场导向型FDI会产生正面效应、对成本导向型FDI会产生负面效应.同时得出CES生产函数汇率理论模型的投资关于汇率和工资率的弹性结果有效、客观=和合理.并通过实证分析11个经济体代表样本,运用所选实证模型,采用经过处理后的数据,用EVIWES进行线性回归后分析得出结论:外商首先最看重的是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其次才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基于目前人民币的现实和预期升值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基于比较静态模型的FDI优惠政策指数门槛值的求解

针对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优惠政策拉大中国区域差距及挤压内资企业投资的问题,基于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Romer内生模型基础上,求解了市场均衡时FDI优惠政策指数的门槛值,并对影响门槛值大小的因子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最终生产部门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研发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本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都会使FDI优惠指数变大,但市场平均利率的上升却带来FDI优惠指数的减小,而FDI优惠政策指数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则无法判断.     

供应链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实证

外商直接投资是供应链环节中的重要主体. 论文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状况及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上,运用极值边界分析模型（EBA）,基于对数据的相关分析与回归估计选择了3 个核心变量和5 个条件变量,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但这种刺激作用有限. 从各个分阶段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 起步阶段与缓慢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快速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这种结论上的不完全一致,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与中国国情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态势息息相关的,是有时间特质的. 通过短期分析能更精确地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而长期分析消除了个别异常数据在短期的较大影响,从而体现动态影响的长期趋势,可见将短期与长期结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意义重大.     

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共生机制

借鉴生态学中种群间的关系,建立了封闭和开放性条件下的都市圈内部城市间互惠共生模型,并通过对模型的推导和分析,研究了都市圈内部城市间的共生机制;分析了都市圈内部城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阶段共生关系的表现;探讨了FDI的引入对都市圈内部城市间共生关系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FDI带来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与其溢出效应对当地环境容量的作用系数有密切关系。     

FDI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二者的关系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结合往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的投资数量,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间的分布状况,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GDP与FDI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分析,分析表明:总的FDI促进了我国GDP增长;第二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第三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次之,第一产业FDI对我国总的GDP增长的贡献最小。     

外商直接投资趋势研究——基于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的对比

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测是其发展和决策的基础.文章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对未来中国利用外资水平预测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选取2000-2013年度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通过建立灰色马尔可夫(GMM)和时间序列模型,对中国利用FDI的趋势进行预测,并对预测结果精度进行比较,以得出较优的预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灰色模型合格,但仍有可提升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建立GMM预测模型对结果进行修正,所得模型的灰色关联度有很大提升,且与真实值差距进一步缩小;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据此对数据进行预测;比较GMM与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结果的精度,可知,GMM的预测精度较高,拟合效果较好.为验证这一结果的可信度,文章选取1990-2013年度北京市和重庆市FDI水平的数据,建立GMM和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再次发现GMM预测效果优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效果.基于此,GMM对中国利用外资水平的预测结果较为可信,预测结果对完善中国直接利用外商投资的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FDI和贸易渠道的实证分析

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本文构建汇率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计量模型,从影响渠道的角度考察了汇率变动的产业结构效应。总体来看实际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和贸易渠道影响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产值比重,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弱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FDI渠道的作用强于贸易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