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互惠：一个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术语

1.什么是强互惠 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系指一种超越或突破"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说的人类行为模式.2004年2月,美国<理论生物学杂志>发表萨缪·鲍尔斯萨缪·鲍尔斯1和赫伯特·金迪斯2的论文<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认为人类行为具有超越"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的"强互惠"行为模式,即超越"利已"动机,为公平公正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不惜付出代价.     

互惠利他主义的博弈论模型及其形而上学预设

经典自然选择学说和亲缘选择难以解释有机体的利他行为。互惠提出,一个有机体付出代价帮助另一个有机体,可以在下一次受另一个有机体帮助时获益更大。以此为基础,人们建立起标准迭演囚徒困境博弈模,修正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以及厨师困境博弈模型,对不同情况下的利他现象作出了解释。互惠利他主义博弈论模型的形而上学预设,是有机体的行为理性。行为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后二者中理性的主体都是有意识的人或都人的集团     

生态伦理思维下对农业的认知分析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农业源和工业源业已成为全球生态胁迫的主要来源。为了获得一种良性的人与生态的互动关系,人们有必要在生态伦理逻辑下对农业行为进行重新认知。这种逻辑认知主要围绕下述方面展开:农业的哲学轮廓、农业生态伦理内涵的动态表达、农业的道德内涵以及农业的功利性探讨。这将有助于社会建构对基于生存需求的生态伦理的理解,同时有助于培育技术思维范式下的理性的生态超越意识。     

科学文化对大众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另一重影响

几千年来,人类在奋力追求“客观真理”,精心建构“客观精神”和顶礼膜拜“客观理性”的对象化实践过程中,渐渐忘却了“自我”,淡远和生疏了对“主观真理”的内向追求,忽视了对“主观精神”的内在建构和对“主观理性”的本体执守。由之,模拟外部世界运动机制的机械主义认识论及客观理性主义法则,才会逐渐主导人的心智坐标与思想轨道。诸如理性预设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和客观知识论,科学价值中立论与工具理性论,教育上的“知识主导论”与“唯智能论”等实用理性观,便是科学文化对人类思维与行为方式所产生     

中国惩治问题研究行为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的新近认知与规制转变

以2021年1月联合工作机制通报曹雪涛院士等“图片误用”处理情况为标志，惩治问题研究行为已经成为中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重大挑战，亟待学理和政策的共同突破。第一，中国须明确“零容忍”问题研究行为的立场。应借鉴近年欧盟不可接受研究行为、美国有害的研究行为的性质判断，反对问题研究行为误导为“诚实的错误”；第二，借鉴2018年《管理和调查潜在违反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指南》，建立科研行为四构成要素新框架——科研规范行为、轻微问题研究行为、严重问题研究行为和科研不端行为，建立判断严重问题研究行为的“负面影响重要性”和“重复犯有”标准；第三，落实201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惩治“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的战略性部署，惩治时区别对待轻微和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惩戒严重问题研究行为时遵循零容忍但谨慎一票否决原则。     

巴菲特精神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概括起来无非两条,一是理性,一是正直。通常,经济学里的“理性人”,是指人类有一种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以此观察,则通常的投资者低买高卖、随行取势也可以算是一种“理性”行为。但显然,巴菲特所谓的“理性”,不仅于此。巴菲特认为真正的“理性”,不但是一种获取财富的动因,而且是一种实现财富的动因,而且是一种实现财富的能力。我们可称之为“智慧”。正是在这点上,巴菲特表现出了他的与众不同。他不认为“短线买卖”是一种理性行     

奠基于新哲学的发展伦理学--论发展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近代理性主艾的主体性哲学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变成无伦理约束的绝对主体,把物变成失去本钵论根基的“为我之物”。传统的人道主艾也阻塞了通向自然的伦理之路,否定了对人的改造自然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必要。发展伦理学从回答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在“天道”、“人道”和“物道”的关系中重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的实践行为和发展的限度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根据。     

自毁行为动机

与大多数动物相比，人类似乎更乐于进行给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行为。比如，人们撒谎、欺骗、偷盗、在自己身上进行穿孔和文身等具有破坏性的装饰、紧张过度并自杀，当然还有杀人。美国《现场科学》杂志目前载文，揭开了人类8种自毁行为的动机。     

论科学技术的哲学人类学意义

科学技术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人类学意义。它能够开启和拓展人的“身外的自然”,创造人所特有的人工工艺和“工艺学”;还能延伸和放大人的“自身的自然”,使人真正以类的力量进行活动;科学技术还是人类自我超越的重要维度,人类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实现和占有了自己的全面本质。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的超越与境界

本在三个向度上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认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人类自我意识与责任向全球空间的扩展,对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人类自我”的超越;是人类自我意识晌度的觉醒与延伸,人类对生命的一种终极眷注与关切;是人类自我向人之本源和本根的追寻,对“工具自然”价值理念的超越;是对人之完美形象,生存之理想境界的时空设定与展现。     

与狼共眠的人

研究狼行为的动物专家英国人肖恩·埃利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与狼同吃同喝,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狼人”,精通了独一无二的狼语,甚至在狼群中用这些独特的狼语保持着自己“王”的位置。在他的书《狼语》和《狼魂》中,他也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展示给了狼群外的人类。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将他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狼群中的男人》。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性亦面临有史以来最大挑战和最深刻瓦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逐渐导致人类社会的异化,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技术人类生活形态。由此带来诸多伦理和法理挑战,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甚至终结人类。根据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陷入“粗俗唯物主义”窠臼,人与世间万物都被抽象化、可计算化,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技术开始支配人类,人工智能技术异化趋势愈加明显。这需要法哲学为相关立法提供正确指引,用法律规制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用方式,用法的价值约束引导人性欲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新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迈进。     

“虚拟现实”与现实

本文针对即将到来的由计算机所创造的“虚拟现实”现象进行了预测和透视,该虚拟现实是具体的,已经部分创造出来;又是抽象的,它的渗透使人类文化生活趋向虚拟化。作者力图从“虚拟现实”技术所衍生的“虚拟现实”现象对现实所产生的作用进一步的思考,指向“虚拟现实”对现实的摹仿再现,超越创造及最终回归的必然趋势,从而为理性地看待和利用这把“双刃剑”铺垫理论基础。     

从语言的观点看相对主义--论"不可通约"的克服

库思《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为科学哲学带来了相对主义的问题。“不可通约”的概念更使得范式之间“沟通崩溃”，理性比较失去基础。戴维森、奇确等人对此概念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也没能令人信服地克服这一问题。本文试图说明，首先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沟通，人类具有的“普遍语言能力”使得我们可以实现跨语言的完全沟通。其次，借助语言的创生能力，“不可通约”的问题也可能随着人类语言的丰富而不断得到改善。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

弘扬经济理性,对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人类也付出了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沉重代价。人们在反思经济理性的过程中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何谓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要求我们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从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弘扬生态理性,将人与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统一的整体,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政策演变——从不端行为定义的争议与统一过程审视

自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首个联邦部门规章于1989年制定并实施,直至统一的联邦法规——《关于研究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于2000年12月6日公告生效之前的12个年头里,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政策法规中,有关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一直是“各自为政”、“争执不停”。研究结果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关于不端行为定义的争议与统一过程,蕴涵着并影射出联邦政府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政策的演变轨迹和统一趋势。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十一）——关于技术理性及其批判的几点思考

技术理性是一种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理性形式。一方面，技术理性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人类理性，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追求物质目标、满足物质需求是技术理性的永恒的和第一的旨趣。技术理性的这种旨趣标志着人的一种敞开状态，标志着人与自然的“交往”和主客体的统一。     

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重建

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规定了技术的使用限度,社会属性蕴含着人类越过技术使用限度的可能。技术使用处于限度之内,技术是为人的;越过其限度,技术将面临伦理困境。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是一个理性悖论:工具理性的技术,作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手段与初衷,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其对立面。其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要超越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人类必须充分认识技术的使用限度,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人性化技术,重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先秦理性思维与科学实验的萌芽

科学认识的两个重要方面是理性思维和实验方法。中国古代有没有理性思维和科学实验?其源头在何处?笔者认为,答案应当从先秦时代的《墨经》中寻找。(一) “(知心)、明也”(《经上》)“(知心),(知心)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经说上》)。     

受众对草本产品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研究——基于公众情境理论模型和理性行为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公众情境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引入消费者对草本产品认知态度的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考察受众对草本产品健康理念的认知态度,探讨了消费者对草本产品健康理念的态度和行为预测的作用机制。通过行为预测模型发现,相比问题认知和约束认知,卷入度是信息获取的最强预测因素;主观规范和态度都与购买行为意图有强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态度是行为意图的最强预测因素。加入信息获取变量后综合模型是可行的;其中,态度依然是与行为意图最显著相关的因素,信息获取也成为了行为意图的预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