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谈胡宗宪的正面评价问题

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最重要的抗倭将领，由于厚结赵文华、严嵩等人，遭人垢贬，而得不到大多数人公正的评价。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来看，胡宗宪并非一般阿谀奉承之小人，是封建专制迫使其扭曲了自己的人格，忍士大夫所不能忍之辱。而完士大夫所不能完之功。我们对其应该给与正面的评价。     

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再审视

自钱穆先生发表论文以来,皇权与相权关系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以皇权多受宰相限制而得出相权加强的结论,未免有失公允。表面上皇权确实受相权限制,但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真正限制皇权的是宋代的士大夫群体、祖宗家法、儒家礼法以及统治者自身的统治理念。宋代之相权较唐代而言,确有削弱之势,且一直持续至明、清,这与皇权不断加强的大趋势相一致。而南宋权相的出现,一是皇权的主动授予,二是皇权的被迫让渡,即权相所行使的并非实际的相权,而是部分皇权。因此,南宋相权增强乃是一种假象,且这种假象给后世学者研究这一问题增加了很大的障碍。     

论张九龄的“尚直”精神与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

唐代名相张九龄以“尚直”品质而享誉世人。其“尚直”品质的形成，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忠义”价值观的自觉践行，另一方面也与其谏官出身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与谏官职责强化了张九龄的“尚直”品质。然而，言谏制度只是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对皇权的一种有限监督，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病，张九龄最后因“尚直”被贬，也恰恰折射出这一制度的缺陷。     

浅议严嵩研究的意义与途径

《明世宗实录》这部史书不够真实，人物褒贬失当，对严嵩的评价也是不客观公正的。开展对严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将有助于明史和江西史研究的客观、科学和深入，有助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纯洁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之根，清洁我们的精神家园。严嵩研究不是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的事，它应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提出了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建议。     

从皇权依附到集团依附——论汉末士风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人的觉醒＂是汉末士风变化的基本特点。然而,汉末＂人的觉醒＂,并未完全回归到先秦之士＂志于道＂的政治超越的精神状态,而带有强烈的政治依附性,只不过这种依附由汉鼎盛时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皇权依附逐步向集团依附转化。这种士风的变化,始于党锢集团对皇权依附意识的解构,从而形成汉灵帝中平元年以后至建安时期皇权依附意识与集团依附意识的互动,正是这两种意识的互动深刻地影响了汉末政治结构的变化———皇权逐渐傀儡化,皇权专制逐渐让位于集团专制,并最终导致旧皇权的消亡与新皇权的产生。     

严嵩与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兼与朱声敏先生商榷

赞同朱声敏先生所说“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最重要的抗倭将领”，但不赞同他把胡宗宪的抗倭功绩与严嵩、赵文华完全撇开。严嵩、赵文华与胡宗宪相结识并不只是依靠贿赂或权力的相互利用，二者应有抗倭思想一致、意气投合的因素。严、胡关系并不是“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的关系，而应是昏君在上，将相协力为之治理江山的关系。严嵩、赵文华对抗倭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平倭可以说是他们政治业绩上最突出的亮点．     

"父"与"权":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与"皇权"的纠结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建立与宗教、理性之诞生相伴而生,而这与“皇权”与“孝道”相应,皆与“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顺着历史与哲学两层面而展开分析,周公之制礼作乐代表由部落王权走向普遍王权,隐含一王权的虚化与孝道之落实。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观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转而为“天之命”,是由畏惧生仁敬,由威权转道德,血缘性纵贯轴亦由此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权虚化、孝道落实,并未真正成功。随着帝皇专制、绝对皇权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异化了,因而专制性的纵贯轴与血缘性纵贯轴极奇诡地合为一体。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发展,孝道已逐渐由血缘性纵贯的专制皇权中解放开来,走向人际性的互动轴,孝道也有着崭新的可能。     

黄体芳社会交游考察

作为晚清从浙南一隅的瑞安走出并颇具区域乃至全国性影响的官僚士大夫，黄体芳的社会交游十分广泛。他与张之洞、张佩纶、何金寿等清流士大夫基于同年、同事以及朋友、姻亲关系而构建的人际网络，在清流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崛起于同光之际前，就已基本形成，并因清议活动而具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他与孙衣言、袁昶、张謇、王仁堪等江南士人的广泛交游，无论是其以丈会友、广结奥援的交往目的，还是诗文唱酬、游宴小集的交往方式，都更具文人之间人际交往的传统色彩。     

汉代设论文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兼论汉代士人典型人格的构建

历来因模拟而遭口诛笔伐的汉代系列设论文,展示了士人人格在封建皇权的挤压下经由积极反抗、消极抗争到自觉认同、精神胜利的蜕变过程,实乃汉代士人在专制皇权高压下的心灵合奏。东方朔《答客难》提出了士人在专制皇权下如何自处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而其模拟之作历代不绝,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主体人格精神的不断弱化,汉代设论文也经历了一个魅力逐渐失落的过程。     

清世宗崇尚天人感应说的原因探析

世宗虽以其治国方略开创清朝初兴局面，但在位时却大兴符瑞迷信．这是其补偿自卑心理，巩固皇权、宣扬忠君、强化统治、培植党羽、整治异己、对臣民进行教化控制的手段和方法；与一般宗教迷信活动不同，他带有鲜明的对代性、政治性和社会性．世宗的崇尚作为对整个封建国家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从文献管窥中后期的明王朝

从历史文献的数据中可以梳理出明王朝中后期的发展脉络。明朝初期,皇帝大臣经历战乱,了解民生困苦,尚能轻徭薄赋、勤勉于政事,政治也较清明。及至后来,上至皇帝,下至官员,以及皇帝身边的人,日渐腐败,荒怠政事。百姓遭逢年馑灾害,苦于重赋,难忍官府敲扑,揭竿而起。天下随之大乱。     

严嵩拜访严陵祠略述

严嵩在明代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曾是炙手可热、威权显赫的人物，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过相当程度的影响。严嵩留下了200多万字达数千篇的诗稿文章。曾多次游览拜访杭州桐庐严子陵钓台，并留下多首诗词。根据有关文献略以述之。     

李时勉事略

李时勉是明初的一位谏臣和教育家，在政治上关心时政，所言多中时病；在教育上治理国子监有方，人才辈出。同时，他在史学上参与修《永乐大典》和《明实录》，在文学书法上也有造诣。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多有成就，但由于他个人性格的原因使他没能出阁入相。     

论《桃花扇》是忠清之作——兼评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

《桃花扇》中的几个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定的,表明孔尚任既有对历史的沉思,又有对现实的关怀。清初官方断明亡于崇祯朝,是亡于闯贼、亡于权奸、亡于门户,承认明朝及崇祯的正统地位,并祭祀明陵、礼葬崇祯、褒奖殉难诸臣,不承认弘光朝,而《桃花扇》的观点与官方一致,所以剧中祭崇祯及殉难诸臣并不意味着反清。“入道”即避乱,是暂时的,最后的结局是老赞礼下山颂圣。因此,应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忠清之作。     

严嵩生平及其诗风的变化发展

明朝嘉靖时期宰相严嵩虽被认为是一代奸佞，但同时也是一名诗人，其诗风形成和发展具有一条轨迹，循着这一轨迹，以他的诗歌发展变迁为研讨对象，探寻了他仕途出入的五个阶段对其诗歌内容和诗风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对严诗在严嵩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具有的价值和特点进行了初步概括。     

于谦北京保卫战及其历史意义

于谦(1398～1457年)浙江钱塘人,我国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一生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有"于青天"之誉.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南犯,土木一役,英宗被俘,举朝震惊.于谦临危受命,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垂范青史的北京保卫战,使明朝避免重蹈北宋覆辙,并促使英宗朱祁镇顺利南归,从而取得了军事上和民族关系上的重大胜利,书写了中国历史上辉煌壮丽的一页.     

浅论朱元璋的监察思想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胜利的基础上，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政绩卓。明朝初期，为了巩固朱氏王朝的统治，朱元璋重视整顿吏治，鼓励监察官吏言事，雷厉风行，打击官邪，为监察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同时，朱元璋还重视监察工作体制的改进，使监察机构的设置更加严密规范。明朝在监察制度的规范化方面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高峰。监察法规的具体和增多，进一步的促进了监察工作的活跃，明初出现了一批敢于言事，不避权贵的监察官吏，在中国监察制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委政宦官之实

鉴于历代宦寺之祸,朱元璋曾多次发表关于宦官干政的见解,同时强调其严禁宦官干政的主张,洪武十七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立于宫中,成为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象征.与之相左,三十余年间朱元璋又不间断地派宦官出使、观方略、从事茶马贸易、监督税收及参与刑狱等活动,诚如<明会要>所载,朱元璋是"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的禁紊之举,暴露了其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潜在意识,为明代中央辅政体制朝双轨制发展铺垫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