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因素的解释

在罗默(Romer)的研发模型中引入制度因素,建立了含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因素与转型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是推动转型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持续的制度创新是创造我国又一个"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     

制度环境、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目前学术界在研究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对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时的考量并不充分.鉴于此,本文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法律环境与中介市场发育水平等方面入手,基于沪深2地2006-2013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做实证研究,对模型变量进行归纳统计,利用统计软件对基本假设实施总体回归与分组回归,以此论证会计稳健性、投资效率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丰富与完善理论体系,并力求对相关主题的实践活动有所帮助.     

管制型制度环境、旅游投资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来自贵州旅发大会的证据

基于制度创新理论视角,以贵州9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以(旅游产业发展)发大会为代表的管制型制度环境对中小尺度城市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2000—2018年举办旅发大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比较发现,由于客源市场结构的差异,旅发大会对国内旅游接待人次的影响要高于国内旅游收入.旅发大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累积叠加的滞后效应形式,其影响系数在逐年成倍递增,并从第4个年度开始逐渐变为显著影响.旅发大会通过旅游投资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作用,能够有效提升政府投入规模和社会资本引入力度.基于以上结论,提出选择旅游资源禀赋好和旅游产业潜力强的城市举办旅发大会,持续性的举办旅发大会,充分发挥旅发大会综合协调机制平台作用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政府干预视角

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基于2003—2017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以及政府干预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呈"U"型,在跨过拐点之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政府干预与环境规制交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在适当的范围内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充分利用环境规制与政府干预的良好互动作用,有利于推动整体经济高质量增长.     

我国城乡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从我国城镇和农村投资和消费的实际数据出发,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分析研究了我国城镇和农村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尽管农村的投资、消费绝对额相对来讲较少,但其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城镇投资、消费的拉动作用要大,进而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提供理论依据.     

盈余结构、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创业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本文以创业板计算机、通信与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盈余结构、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发现盈余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稳定的盈余结构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与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关系，非效率投资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对盈余结构、投资效率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探究，可以增强管理者对企业盈余结构与投资效率的重视度，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支持，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重污染企业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驱动因素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研究

主动型环境战略是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重污染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完成环境战略转型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以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企业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竞争优势、政府政策、绿色需求、企业环保理念以及组织资源五大范畴是企业主动型环境战略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竞争优势是内在驱动力、政府政策和绿色需求是强制驱动力、企业环保理念及组织资源是自我驱动力,共同推进企业主动型环境战略的实施。该研究可以为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及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996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财务数据,在探究环境不确定性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管家理论分析高管任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引入股权性质和两职权力结构进一步研究,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抵御环境不确定性、保持高管任职连续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思路。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投资效率;高管任期的延长在非国有企业中会加剧环境不确定性引起的投资不足,在国有企业中则会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引起的投资过度;在“两职分离”企业中会加剧环境不确定性引起的投资不足,在“两职合一”企业中则会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引起的投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