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佬人论略(上)

在我国汉族南方诸族群中的“福佬人”,其“福佬”的名称系由历史上的“福建夷獠”转化而来。六朝永嘉之乱、侯景丧乱,使大批中原难民辗转流入福建和广东东北部地区,开了蛮汉交流的先河;唐初闽南粤东地区发生的“陈元光平蛮”,促进了福佬先民的酝酿;隋唐时期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出现,及由泉州土著与中原江淮移民两种语言融汇而成的泉州方言的基本形成,则意识着福佬族群已基本孕育成熟。     

宋代潮汕地区的福佬化

广东潮汕地区与福建闽南地区壤地相接,从宏观上看,这两个地区可视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区域和人文地理区域。但唐宋时期闽南发展较快,潮州的发展相对滞后,宋代闽南人口迅猛增长,对外移民以缓解人地矛盾便成为历史的必然。此一时期,潮州与闽南相比,人口较少,经济落后,很自然成为闽南对外移民的最佳选择。于是,自北宋开始,闽南人成批成批地移居潮汕;同时,宋代大量的闽南士人出仕潮州,卸任之后,不少人卜居潮州,成为当地望族。在闽南移民和仕潮闽南籍官宦共同推动下,儒家正统文化和闽南民俗文化逐渐在潮汕扎根,使得潮汕在方言、风俗、民间信仰方面都与闽南趋同。其后,闽南人建构出来的祖述光州固始的社会心理,也为潮汕人接受。因此可以说,唐五代时在泉、漳两州形成的福佬民系,至宋代已扩展到潮汕地区,使潮汕地区福佬化。     

从方言词汇看客家民系的历史形成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的最重要的标志。通过客家方言词汇，一方面有助于追寻客家民系与中原汉民族及南方古百越族纵向的源流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体察客家民系与包括赣语民系、福佬民系和广府民系在内的南方诸民系的横向联系     

汤亭亭小说《女勇士》中乡土情结的解构

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中国佬》、《孙行者》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促进了华裔文学近年来在美国的兴盛。这三部小说都关注华裔关国历史关照下的种族和文化身份问题。《女勇士》等反映出了华裔三代人乡土情结的变迁,及其冲突背后的社会文化渊源。小说运用"说故事"的形式和多声部的叙事手法表现了"离散族群"身份缺失的困惑,并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多元文化共生的向往。     

评王明珂的《华夏边缘》

台 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博士长期致力于中国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 997)这部专著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该书是主要探讨古代羌人和现代羌族的专著 ,也是作者的成名之作。本书由六部分组成 :序论、边缘与内涵、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 ,以及结语“资源环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探讨了近 30年来社会人类学界对族群现象的理论探讨 ,并…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 ,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 ,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 ,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卷首语

历史上,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族群迁徙频繁,族群互动一直是边境民族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交织着族群记忆、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关系等多重因素,多样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西     

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与族群互动: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一个移民性乡村社区的田野调查 ,从民间信仰的角度 ,以历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 ,探讨了地方性族群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认为神明信仰是整合和稳定民间社会的重要力量源。最后结合人类学族群研究理论对神明信仰做了历史的文化解析 ,并对田野调查提出了若干思考     

台湾：迷失在“族群政治”漩涡中

眼下的台湾。无论是当政者或民众。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或卷进“族群政治”（“台独”分子别有用心地将1949年从大陆去台的人称为“外省人”、国民党为“外来政权”挑动台湾“本土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所谓“族群政治”。是指台湾当政者只根据“族群利益”而不是根据全台湾“总体利益”来制定内外政策和施政理念,以致使台湾无法形成共同的政策取向。由于“族群政治”主宰了台湾,台湾社会便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古代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之一

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主要是由巴蜀和＂西南夷＂两个不同的地理及文化单元所构成的。由于西南地区本身并非是一个＂均质＂性区域,加之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的目的、动机、手段又不尽相同,使得西南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平衡,西南北部的巴蜀地区很早就被纳入华夏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成为王朝西南地域的核心,而西南南部的云贵地区则长期处于王朝的边缘地带。这一格局自秦汉形成之后,一直延续到唐宋而鲜有变化。     

论辽从游牧经济向农耕与游牧并重的转变与农牧和谐关系的实现

在燕云入辽前后，北方地区的经济特征出现变化，即发生了由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向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生产的转变。上述转变开启了农耕区和游牧区进行交流的大门，使两大区域由对抗逐渐走向交流与融合。据有燕云的辽朝，通过在辽境内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有效地实现了两大生产方式的和谐共处。     

从文昌信仰看道教的文化哲学及其意义

文昌信仰源自先秦,至唐朝为盛。梓潼神信仰源自东晋,亦至唐代兴盛。两者至元代合流。于是,有关文昌信仰的书籍从宋代开始大量涌现并远传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现存韩国、日本的众多文昌书籍多不见于国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深入揭示文昌信仰依托科举考试而昌盛的内在动力,阐释这一价值观念的现实意义,即促使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尊重文字、敬惜字纸,保护书籍、传承知识美德,谨慎用字行文、弘扬文明。     

唐宋之际隐逸文化的嬗变——以徐积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学者徐积一生积极用世,身后却被赐谥处士。宋代类似赐处士号的数量明显增加,不少致仕官员与任学官者也被认定为隐士,体现出唐宋问隐逸文化的深刻变化。它表明宋廷开始改造传统隐逸文化内涵,实质是将隐逸文化的不合作内涵替换以合作,这是一种被隐逸,可称之为“赐隐”,是宋以下集权化的一项举措。     

论金遗民文学之文化心理阐释

金亡后文人出路约有五端:仕于新朝、依于汉人世侯、归隐山林乡里、入道和入宋。但均与新朝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完全决绝的态度不成为其主要选择。他们普遍存在着心理上的二重性,既保持抱节守志、不仕二姓的传统观念,又对新朝并无强烈的敌视态度,更不排斥与新朝上层人物的交往,这与金末元初整体的文化背景亦有关联。他们对金朝灭亡和自身存在的视角,由现实性转为历史化。将现实中的家国之覆转化为历史性事件来感慨,有冷眼旁观的伤感,却缺乏一些切肤之痛;而国亡修史这一举动本身是在历史的追溯中探寻文化认同感的努力,是承认新朝正朔的体现;同时华夷之辨不再构成金遗民预设的心理前提和内在的心理伤痛。     

试析西汉时期发生在西域的三次矫制

西汉时期,在西域发生了三次著名的矫制事件。本始三年,常惠擅自征兵攻龟兹,宣帝为抑制霍光势力,未赏罚常惠。元康元年,冯奉世矫制发兵平定莎车。因儒生势力的牵制,冯奉世未封侯。建昭三年,陈汤矫制发兵诛杀郅支单于。此时保守势力占统治,使陈汤最终被免为庶人。他们三人建奇功于异域,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对这三次矫制事件的分析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汉的西域政策。     

16-19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

马铃薯在明末引进中土,随即成为皇家的珍馐。乾隆中叶后,人口增加,急需增加粮食产量,再加上户口管理放松,农民有了迁徙自由,马铃薯才得以向全国推广。马铃薯在各地引种后,很快融入本地风土,形成很多别名,彼此混淆。厘清其名称演变,可以使马铃薯引进推广的过程更加清晰。     

解读《诗经》春秋时期伦理思想建构

春秋时期是伦理道德思想大力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而此时的伦理道德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西周孝悌、惠爱、恭谨、节性等内容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反映在《诗经》中,表现为“信、义、忠、孝、仁”等多方面的道德行为规范,通过《诗经》各类诗歌,从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反映出来,显示出了它的社会作用。到孔子时进一步发展完善,进而形成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北宋初期笔记小说中的五代十国君臣形象

现存北宋初期笔记小说中有关五代十国君臣形象的记载较多,其中君王形象可以大致分为雄勇谋略型、节俭勤政型、骄奢淫逸型、风流才子型;官吏形象可以大致分为风流放旷型、质直多才型、韬光避世型、英勇善战型。君臣关系也可以大致分为君明臣贤和睦型、君臣享乐和谐型、君疑臣忌紧张型。这些德行性格或同或异的君臣形象是兵燹频生而又浮华精彩的五代十国时期的一道特殊风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西儒学略论

随着汉王朝的动荡倾覆，与汉王朝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汉代儒学也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玄学、道教、佛教的兴盛。在中原儒学日益没落之际，河西一隅却一反常态，儒学独树一帜，异常繁荣，不仅保存了两汉以来中原的儒学文化，而且还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北魏统一北方后，河西儒学对北魏贡献巨大，北魏统治者利用河西仕人及儒学，振兴了礼乐，完善了官制律令。北魏社会的许多领域都留有河西儒学的深深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