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新词论及创作

王维新是清代广西文学大家,诗、赋、文、词、曲、乐律、志书均有专集流传于世。尤其是词,创作数量之多,在当时屈指可数,而他对词论,也独有见解。他反对“词为诗余”说,认为词要“发泄脑意”,语言形式上应讲协律。他的理论主要散落在序、跋中。     

水墨山水在唐代出现的原因初探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必定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发芽并成长成型的,水墨山水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于唐代,也是如此。文章认为水墨山水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是因为此时的水墨山水完成了“道”与“器”的统一。在文化空前开放的大环境中,儒、道、释三家文化交融并促使了水墨山水物以所载之“道”的成熟;墨本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使其成为阐述此“道”最合适的形而下之“器”;而山水技法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形而上之“道”的阐述创造了技术条件。     

南宋雅词之探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宋词作为一代文学样式，在雅俗的演变上更有其特点。南宋词坛经过自北宋以来的长期探索与辨析，在词的雅化之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内容上反对淫艳猥亵，提倡骚雅；风格上“涉谐谑”、“鄙俗”、“侧艳”则去之；在词体源头的探求上，认为诗词同源，推尊词体；语言和音律求雅，反对俚俗。姜夔、张炎、王沂孙等是南宋雅词的代表。通过南宋词学的雅俗之辨，词的创作发生了根本变化，词人的创作规范化、理性化了，人们认可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并使词体定型，渐成为与诗比肩的一种文体。     

试说苏轼词中的人生境界

<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此一曲《念娇奴》已使苏轼不朽.诚如其言,历史的风涛公正而无情,大浪淘尽泥沙,历史选择了自己的伟人在文学的领地上,豪杰毕出,各领风骚,时至北宋,中国文学有了苏轼,凭添了几多内涵、才情与风韵!于诗于文于词,成就卓著.单论词,“词至东坡,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①今人袁行霈先生说:“苏轼一个人为词的发展所作的贡献,相当于陈子昂和李白两个人对唐诗的贡献”②因了苏轼非凡的创造力,词成为有宋一代三百余年间的代表文学,自此中国文学诗、文、词鼎足而立 苏轼以自己的词作开创了一代词风,于词史上有空前绝后的地位,自然词这种独特的文学式样也深刻地反映了苏轼的“内在宇宙”.苏轼一生作词三百余首,词中记载了他大半生的坎坷.笔者试从其词中觅其心路历程,看其人生境界,他经历过两次“在朝——外任——流放”的过程,历顺境逆境,经大起大落.试以其人生转折点为界限,分黄州以前词、黄州词,惠州儋耳词三段述之.     

宋诗配乐性丧失原因浅析

我国的诗歌在产生之初曾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出现于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让诗歌走上了脱离外在音乐,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经历了唐代的“声诗”阶段后,诗歌在宋代几乎完全丧失了入乐的功能,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文学样式。本文试图从诗歌、音乐两个方面入手,探求诗歌在由唐到宋的转化过程中,其外在音乐性丧失的原因。     

艾米丽·狄金森与李清照之诗词对比研究

诗歌是一种文学中具有独特形式的文体,它常常给人以音乐美、视觉美、意象美和寓意美。在本文中作者把中国古代李清照的词和美国意象派诗人狄金森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两者不同的民族、语言和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人物的心理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探索出两者之间在创作中的“不同点”和“共同点”,从而使人们对作者和作品进一步加深理解。     

不斩楼兰心不平——论刘过的抗战爱国词

词是产生于隋唐鼎而盛于南宋的一种倚声文学。自隋唐历五代以迄北宋之初,均以温婉为宗,题材狭窄,风格旖旎,被作为“析醒解愠”、“娱宾遣兴”之具而披之管弦、付之清讴。其后,横放杰出的苏轼“以诗为词”,不受音律的束缚,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改变声律比词情更重要的要求,“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词境扩大,词体始尊。然而他的改革并没有得到全词坛的认可和响应,不仅他人难乎为继,就     

浅谈《郑王词曲》

《郑王词曲》是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朱载堉在元明以来南北曲、小曲、时调、散曲的基础上,融入了怀庆地方唱腔、韵律的特点而创作的民间散曲.由"词"和"曲"两部分组成,词曲通俗易懂,师徒传授,流传至今.《郑王词曲》不仅是朱载堉音乐实践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为研究明代音乐史以及豫西北音乐谱系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苏词与音乐

苏轼在《与子明兄》中曾说自己不会唱歌,有人就信以为真。有的人抓住他“不喜剪裁以就声律”的某些词,就讥刺苏词“多不谐音律”,以致贬低苏词的贡献和地位,这当然是不公允的。其实,苏轼说自己不会唱歌乃是自谦之词(不善唱歌是可能的)。哲宗绍圣初,晁以道“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至于苏轼是否懂音乐、是否按音律要求作词的问题,仅用他自作的词就可以作出回答。     

从苏轼的农村词和言情词看苏词的创新精神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见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响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是一位全才,他才情横溢,诗、词、文兼擅,而且对绘画、书法乃至于音乐,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主将,以自己丰富而卓越的创作实践彻底扫荡了宋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学逆流,并领导和推动这个运动到最后胜利.他论自己为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他的文章无论长篇短制,随意挥洒,章法不定,放笔直书,尽情抒发,因之如海如潮,成为杰出的古文大家.在诗歌创作方     

汉语词“吐蕃”的起源和本真音读考

汉语词“吐蕃”的注音历来有分歧。文章探讨吐蕃一词的起源,认为“吐蕃”并非吐蕃政权或族群的自称,而是他称;吐蕃作为他称应先产生于突厥并后传于吐谷浑,吐谷浑人引导吐蕃使者通使唐朝的话,其所介绍的吐蕃名称应是“音自于突厥”。结合“吐蕃”一词在唐代的音韵表现和敦煌出土吐蕃时期汉藏文对音材料,分析“吐蕃”一词起源时“蕃”的本真音读为重唇音声母和-n韵尾韵母,不可能读为bō,主张按“追史从古”原则给“吐蕃”注音。     

从词的构成层次来欣赏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的艺术美

黑格尔指出:“诗,语言的艺术,是第三种艺术,是把造形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从文艺学的角度看,词也是诗的一种,苏轼词《定风波》〔莫听穿林〕从语言格式分,是格律诗,从表达内容的方式分,是抒情诗,因此,也必然是渗透了作者主观情感的造形艺术和音乐在更高阶段上的结合。如果我们借助黑格尔的诗歌理论,结合我国古典词特点,将这首词分成若干层次来赏析的话,这些层次则是:     

类诗与类曲——论词体特征在金元时期的嬗变

曾盛行于两宋的词体文学，在金元时代由于受到北方文化的薰染，其文体的性质、功能及表现形式等方面皆发生了某种变异，突出地显示为一种类诗与类曲的特征。所谓类诗，主要指词体形式上的徒诗化、内质上的言志化和语言上的古雅化。所谓类曲，则指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发生的类似于曲的通俗化．一方面是在曲文学尚未成熟时，词体自身的俗化；另一方面是在曲文学繁盛之时，词体创作中向曲体的靠拢。     

中国诗歌流变

中国诗歌流变，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过程，显示了诗词发展的独特规律－－音乐化运动、俗化运动，因而唐诗宋词元曲之后的流变方向则应该是当今的歌词，而不是“五四”以来的新诗，并且歌词必将主宰未来诗坛。     

六朝韵律建构与诗的文化自觉——兼论对当代诗歌韵律建构的启示

人类生活之初,诗追随音乐、舞蹈的韵律并与其共同构成人类的艺术活动,诗作为“以声为用”的一份子为文学奠立了在文明社会中的地位;自汉代起,以语言文字的“言志”、“缘情”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虽然诗以其韵律保持着与音乐的关系,但已使文学脱离附庸于音乐、舞蹈的地位而“以义为用”,成为独立的文化门类。其三,“以义为用”的诗寻求韵律之路,自汉魏至“永明体”、至唐初,经历数百年,格律诗定型,完成了以严格的韵律完善自身,以韵律这一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形式特征而独立。其四,自中唐开始历经宋、元、明、清,不断有反韵律倾向,乃至颠覆韵律,白话诗出现,旧诗的韵律系统被打破,诗处在要不要韵律、怎样进行韵律建构的重要关口,新时代下诗的韵律重新建构,也是文学将要接受的磨难或磨练之一。     

巴人音乐中的“乱”与“和声”

在音乐中,“乱”是一种古代曲式术语,春秋战国以来的歌曲、乐舞,以及汉、魏相和大曲中,均有“乱”的歌词实例。巴人音乐申的“乱”不仅是音乐的高潮,而且是古代整个宗教祭祀活动祭仪的高潮部分。对于“和声”一词,因读音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巴人音乐中的“和声”,指歌曲衬词中由他人应和帮腔的部分,也称为“垫词”或“衬词”,具有即兴性和随意性。巴渝遗音《竹枝词》中的“竹枝”与“女儿”就是其和声。     

《生查子》词调探微

词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与诗、曲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主要文学成就。因此,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词也就是应有之意了。通过《生查子》这一词调在唐宋时期意象、题材与声情的演变来发掘词的文学内涵,以求能对词这一文学形式的学习有所裨益。     

张九龄研究的新收获——顾建国《张九龄年谱》评介

中国文学之盛始于唐代，唐代文学之盛始于盛唐，盛唐之盛始于张九龄。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张九龄不但是“首创清澹之派”的著名诗人，而且还是“开李、杜之先”的一代文宗。从这一意义上讲，要全面把握唐代文学的走向及其文化精神，深入研究张九龄及文学创作是不可或缺的方面。     

唐代民族文学研究初探

唐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唐代民族关系是中国民族史上荣耀的时期,但相比其他时段,唐代民族文学却并没有一种主体性的地位,相关研究也处于极不相称的状态。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文学观念的僵化和滞后,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文学史料的匮乏。就前者而言,解决的一个途径是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持一种“了解之同情”来对待唐代的民族文学现象,向着内部开掘;就后者而言,充分运用新史料,开拓民族文学的外围空间,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浪漫主义与浪漫主义散文诗

一、浪漫主义的发展脉络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流派,浪漫主义形成于现实主义之前。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风行.浪漫主义文学首先在英国得到发展。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有《墓园挽歌》的作者托马斯·格雷(1716—1771),有描写奥本“平原上最可爱的村庄”的奥利佛·戈德史密斯(1728—1774),有“把哀感动人的非凡力量和细微的幽默笔调结合在一起,用纯朴的方言写成了热情诚挚的诗歌”的罗伯特·彭斯(1759—1796),有“以对自然的神秘崇拜著称”,谱写“人的宁静的悲哀的音乐”的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有擅长表达纤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