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诗歌的艺术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此处诗品是指诗的品性风格。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品出于人品。”这就是所谓“诗如其人”。一般说来,诗人的作品风格多与诗人的人品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山诗尤其是如此,它完全是诗人自我性情的真诚表露,可以说,文山诗的风格与文山先生的性情品格基     

《岁寒堂诗话》试论——兼议张戒评“江西诗派”

大抵宋宋人诗话,自六一创始以来,率多取资闲谈,其态度本不甚严正。迨其后由述事而转为辩论,已在南宋之际,张戒、姜夔始发其绪,至沧浪而臻于完成,几于以学诗为主矣。(《宋诗话考》) 宋人诗话,就其体例而论,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六一诗话》为代表,属于“资闲谈”(《六一诗话》)之类,具有“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彦用诗话》)的特征;一是以《泡浪诗话》为代表,属于“讲说文学之理论者”(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第161页)。显然,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说,后一类诗话的价值似乎更     

试论屈原骚赋与楚族巫舞的关系

屈原骚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卓然特立,独放异彩。然而,它是怎样产生的呢?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种种的研究与推测,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其一,“《骚》从《诗》出”。此论最为久远,影响也最大。西汉人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东汉人王逸也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南朝人刘勰更明确地提出:“依《诗》制《骚》,讽兼比兴”。他们看到了《诗经》对《楚辞》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二,“源于楚歌”。这是近代较为流行的说法。王国维说:“《沧浪》《凤兮》二     

说“妙悟”——读《沧浪诗话》札记

一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理论的探究颇具特色,而关于“妙悟”的论述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是禅家语,本意是指心解神领,与心领神会近义。严羽借用禅家的“悟理”论“诗道”,他的“妙悟”说,似乎兼有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对创作规律的掌握两方面的含义。就其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来说,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按此标准,认为诗有第一义和第二义之分。第一义指作品的艺术境界很高,即那些能充分反映诗歌艺术特征的优秀诗     

“以禅喻诗”的多重内涵

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的"以禅喻诗"一说,学者们多有阐释和评说,但由于不能区分"悟"多方面的意思,导致论述的混乱和片面。严羽提出的"以禅喻诗"实际包含三重内涵:鉴赏之"悟"、诗法之悟、作诗时的特殊思维方式——"妙悟"。     

浅论楚辞在中国古代诗体演变中的地位

楚辞是以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一种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楚辞曾以其特有的异彩照亮了《诗经》之后沉寂了若干年的诗坛,从而使我国的诗歌艺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楚辞对后世诗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单就诗体演变来说,它的贡献就很值得重视。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明胡应麟在《诗薮》中也说:“四言变而《离     

论《白石诗说》

宋代,是中国诗话正式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话虽然多达一百三十余部(包括佚、残),但能代表宋代诗话最高成就的,唯推《白石诗说》和《沧浪诗话》。这两部著作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诗学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沧浪诗话》已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研究。相比之下,《白石诗说得到的重视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白石诗说》的主要诗学观是什么?这些诗学观是怎样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之四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自注:柳子厚,晋之谢灵运;陶渊明,唐之白乐天.〔集笺〕一语天然万古新严羽《沧浪诗话》渊明之诗质而自然.王韶生《元遗山论诗三十首笺释》(以下简称《笺释》)《朱子类语》曰;“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香港《崇基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何三本《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以下简称《笺证》)葛立方《韵语阳秋》曰;“陶渊明、谢眺诗,皆平淡而有思致,非后     

《诗·小雅·鹿鸣》三篇阐义

《仪礼·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周代诗乐相宣,这三篇诗是一组。郑玄注:“《鹿鸣》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宴请道(?)政之乐歌。”“《四牡》君劳使臣之来乐歌”,“采其勤苦王事,念将父母怀归”。“《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乐歌”,“采其更是劳苦,自以为不及,欲谘谋于贤知,而以自光明也”。这三篇诗,《史记·孔子世家》述孔子之言:“《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     

试析明代复古派对严羽"别材别趣"说的阐发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对明代复古派的诗学观念有较深刻的影响,本文试以严羽的“别材别趣”说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明代复古派代表人物对此观点所作的多侧面的强调和发展,揭示复古派和严羽在诗歌审美观念上的共通性。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顾炎武常化用杜甫句入诗

林吕彝《射鹰楼诗话》谓：“昆山顾先生亭林古近体诗，沈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余最喜其《海上》七律四诗．云……。四诗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不仅在《赠邬处士继思》中说：     

顾炎武常化用杜甫句入诗

林柏彝《射鹰楼诗话》谓：“昆山顾先生亭林古近体诗，沈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余最喜其《海上》七律四诗，云……。四诗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不仅在《赠邬处士继思》中说：“年年寻杜甫，一过浣花溪”，     

鲁迅的个性与杂文

风格即人;文如其人。这是古今中外经典作家所公认的事实。俄国卢那察尔斯基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说道:“法国人常说:‘风格有如其人’”。我国古代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毕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把文艺作品当作“艺术家的气禀的再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固然是对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论风格的表现

严羽《沧浪诗话》用“羚羊挂角”、“香象渡河”和“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来描画诗文艺术境界和风格“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审美特质,确是深得个中三昧之谈。但他以禅喻诗,以“妙悟”求风格,则又令人迷离恍惚,如坠五里云雾。揭开神秘的轻纱,我们看到:文学风格不论它有多么高妙都并非“无迹可求”,总要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凿凿印痕。风格美在作家创作活动——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全过程中产生,并且稳定地表现和依存于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文学作品之中。没有作品美就没有风格美。     

读《沧浪诗话》札记

南宋诗人兼评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重要的文艺批评著作。它对我国明清两代的文学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同时,近七百年来,也不断地遭到人们的批评和指责。新中国成立以后,《沧浪诗话》的研究工作,曾经一度展开。六十年代初期,全国许多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虽然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讨论问题,是十分有益的。然而这样的讨论不久就中断了。今天,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谈谈我们在学习《沧浪诗话》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如有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大历十才子诗选》小议

选诗之难,李东阳《麓堂诗话》已言之:“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注诗之难,历代注家于可注书之例言中更是深致感慨,不待赘举。然而今人却似极视选诗注诗为易事,评选笺注之本纷纷俱出。信手翻览贤,每有竽滥之甚者,疏误不胜指摘。近阅陕西人民出版社《大历十才子诗选》,堪当其中翘楚。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     

关于《诗经》“正《大雅》”的创作年代、作者及其思想艺术

《诗经·大、小雅》总的来说,它是一部反映周王朝兴衰的历史。 “正《大雅》”是指《大雅》《文王之什》和《生民之什》中从《生民》至《卷阿》八篇,共为十八篇。它应属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东汉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此什(指《文王之什》)皆为追述文武之德。……”总之他们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