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力扶持西藏门巴族、珞巴族发展的意义

西藏的门巴、珞巴族属我国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是西藏乃至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要求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重要批示,国务院召开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和《西藏自治区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建设规划（2006-2010年）》的实施,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门巴、珞巴族的扶持力度,门巴、珞巴族社会经济迎来发展黄金时期。国家和西藏自治区专门扶持门巴、珞巴族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     

唐代盐产地的研究

一个时期盐产地的多少是衡量和反映这个时期盐业生产状况的基本标志。目前,学术界对唐代的盐产地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首先,对盐产地的数字缺乏全面的、准确的统计。《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对产地的记载有差异,都不完全;而且,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把这两种资料综合起来也还不全面。《玉海》只将《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产盐县进行了统计,为105县;何维凝《中国盐政史》将唐代的盐产地列了一个表,但当时的重要产盐地区——南诏的盐产地没有列入,还漏了其他地方。个别不该列入的却又列入了,如安南都护府。《新唐书·南蛮传》     

明清贵州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口资源充足的地区，往往是封建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因此在封建社会，一个地区人口的多少，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贵州地区在元代以前，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缓慢，至元代人口不过数十万人．《元史·地理志｝）在“八番顺元蛮夷官”条下载：“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西南八番罗氏等国已归附者，t具以来上，洞寨几千六百二十有六、户口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八．”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7，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每户平均4…     

两晋平夷郡置废时间考辨

今贵州境内，在晋代曾有平夷郡建置。历代编修的方志中，与之有建置沿革关系的一些府志、县志，对其置废时间，均有所记述。1996年12月初，有幸获新编《安顺市志》和《大方县志》，捧读其《建置》部分，两志对平夷郡建置时间的记述不一致。再与清代《遵义府志》、民国《桐梓县志》和新编《黔西县志》、《遵义县志》相互印证，各志对平夷郡置废时间及其领属范围的记述，亦相互矛盾。现列简表如下：以上六志所载，晋代平夷部的建置时间，多取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唯《安顺市志》取西晋憋帝建兴元年（引3年）。经查有关史籍核对，各志来…     

南宋杭州的民间戏艺

南宋建都杭州,一百四十年间城区人口大增。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宋末咸淳年间的人口总数巳达五十余万,比南宋初期乾道年间增加二倍,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都城纪胜》说:“今中兴行都巳百余年,其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按:疑为百万余口之误);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足见行都之繁庶。”这一段话,更为具体地勾勒出当年杭州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轮廓。 众多的城市居民,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商人、摊贩、小业主等市民阶层所构成的。《马可孛罗游记》曾作过统计,“杭州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并说城内光是手工业     

对仓显先生批评《有感》一文的回答——材料的再批判

针对仓显先生的辩护,对苏北提供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释满家的《施氏家簿谱》、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以及《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传》进一步阐述本人的观点,加以再批判。     

唐宋时期西塞山地名考证——以唐宋地理总志与地方志为中心

通过对唐宋时期中央官方编修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地理总志的考证分析,明确了武昌西塞山地名的唯一性。通过对南宋两部私撰地理总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的考证分析,进一步确认了武昌西塞山地名的唯一性。通过对唐宋时期有关武昌的地方志《江夏风俗记》《武昌土俗编》以及湖州地方志《石柱记》《吴兴志》等的研究与考证,最后确认了武昌西塞山地名的唯一性,湖州没有西塞山的记载。总之,通过对唐宋时期全国地理总志以及武昌和湖州地方志的研究与考证,得出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等官方文献以及地方官员确认唐宋时期西塞山地名只有一个,就是位于唐宋时期鄂州武昌县,即今湖北省黄石市的西塞山。唐宋时期湖州不存在西塞山。     

对仓显先生批评《有感》一文的回答--材料的再批判

针对仓显先生的辩护，对苏北提供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释满家的《施氏家簿谱》、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以及《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传》进一步阐述本人的观点，加以再批判。     

浅析《汉书·地理志》中区域划分的依据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是班固辑录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并在《史记.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改编而成。《汉书.地理志》将当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区域并概述了各个区域的情况。探悉其中地理分区的依据,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地理分区思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乾隆御笔《平定西域战图》考

乾隆御笔《平定西域战图》这部民族文献记载了清前期平定西域少数民族贵族叛乱的一些历史事实。《平定西域战图》的成书时间与过程以及在法国巴黎用铜版印制的情况包含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些信息。对其版本和所载史实的考订结果证明了该文献的重要价值。     

论《文章流别集》及其与《文章志》的关系——《〈文选〉成书考说》之一

《流别集》“为世所重”的主要是其所附之“论”而非“集”本身;《隋书》“辞赋转繁”乃举“辞赋”以概其凡,而“继轨”“取则”者与《流别集》之间,其体例亦非丝丝入扣。这与《南齐书·文学列传·论》所云与该列传所载有异略同,故以之说《流别集》有所失照。就今存佚文考察,《流别论》分为论“体”与解说作品两个部分。《文章志》乃独立于《流别集》之外的传录体书目。故考察《流别集》对《文选》的影响,不当涉及《文章志》。     

吴坰《五总志》版本小识

南宋吴坰《五总志》为杂著性质的笔记小说,成书于建炎四年(1130年),在萧寺庙的道山亭完成。该书最初以抄本传世,后经过刊刻印行被收录进了《说郛》《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以及《笔记小说大观》等多种大型丛书中。前人对该书版本流传情况有些简要介绍,但至于为何选用《知不足斋丛书》本作底本、其间共几个刊刻本、各刻本特点以及版本流变情况等系列问题,学界尚未做系统考论。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明以来《五总志》刊刻的不同版本进行考辨以及对重要版本内容做比较,来梳理《五总志》的版本情况,以期对该书有整体性把握与认识。同时,建立《五总志》重要文本对照表,并绘制《五总志》版本流变图。     

丹栀逍遥散在治疗妇产科疾病中的应用

丹栀逍遥散出自《内科摘要》,是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逍遥散＂基础上加丹皮、栀子二药组成,具有清热养血、疏肝健脾的作用,多用于肝郁血虚而偏于火旺之证。笔者应用本方加减,治疗数种妇科病证屡获佳效。     

南宋南昌地区方志略考

一直以来,对于南宋时南昌地区郡志之修纂,人们的认识非常有限.依据曾丰《缘督集》所收两篇淳熙修志之序文,考察修纂情况,认为志书系知府程叔达委托僚属与郡中名士编纂,实行分工负责制,书名应为《豫章图志》.又据《永乐大典》残本相关佚文,对其中《豫章志》与《豫章续志》进行考证,断定《豫章续志》成于南宋晚期,具体时间约在理宗绍定间,而《豫章志》则可能就是淳熙《豫章图志》.     

清代科举史料考释举隅——写给北京台湾会馆的学术报告

通过挖掘原始史料,对《黄宗鼎齿录》史料,台湾师生进士施士洁、汪春源墨迹,《江西闱墨（光绪癸卯）》科举史料以及《申报》所载有关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台湾进士的相关资讯若干史实进行考辨和补正,可供北京台湾会馆布展和解说工作之助以及相关课题研究者参考。     

把地方档案馆工作和地方编史修志工作结合起来

国有史,方有志。我国自古以来有“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之说,其编修地方史志的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乃为世界各国无与伦比。编修地方史志工作不仅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的标志之一。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编修地方史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发展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并充分发挥地方档案馆的作用,尽可能地把地方档案馆工作和地方编     

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及其立志思想

《示弟立志说》是王阳明为其弟王守文解释立志思想的一篇文章。今日所见诸版本《传习录》对此文的收录情况各不相同。目前可以确知,嘉靖三十七年(1558)胡宗宪所刊《传习录》仍收此文,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时移入文录。综合诸南大吉本《续刻传习录》翻刻本之信息,嘉靖三年(1524)最初南本已收录此文的可能性极大。在此文中,王阳明将立志比作种树根,强调求为圣人之志是为学的根本,而求为圣人之方只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如此便将两种教法打并为一。"去人欲而存天理"又要"正诸先觉,考诸古训",体现了王阳明尊重经典、稳健笃实的学风。王阳明还认为,"志"贯穿为学始终,立志并不是简单的"有志",而是指有所树立;有所树立,也即志立专一,"神气精明,义理昭著",私欲客气责志即消便是立志工夫之大用。     

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

在对《离骚》的接受过程中,司马迁的悲其志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理解这句话时,人们多从司马迁与屈原的悲剧性人生理解,这并不能达到十分准确的理解目的。结合《离骚》和《屈原列传》,可知司马迁的悲其志与《离骚》的内在情感是一致的。屈原之志主要指其高洁人格、忠君爱国理想和怀才不遇的经历,而司马迁的悲其志表现的正是对屈原高洁人格和忠君爱国理想的赞美以及对其怀才不遇的哀伤。     

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比较研究

《七志》、《七录》是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家王俭、阮孝绪编撰的两部重要目录学著作,也是古典目录学史上的私家开端之作。它们上承《七略》体制,又有创新。二书的分类精神、目录体系以及丰富的史料为后世完善四分法和史志目录所借鉴吸取。通过对王、阮简介及二书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凸显出《七志》、《七录》在古典目录学史上的文化贡献。     

以《春秋左传》证《史记·陈杞世家》之误——杞桓公称子称伯及辈次考

一、小引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纪年世系,以《绍兴县志资料》所载《绍兴大禹后裔姒氏(世系)谱》考之,“越王勾践世家”的世代数字有差误,前在有关绍氏姒氏世系考中,对《史》笔之失,已经作过订正了。而绍兴姒氏世系谱,经与山东曲阜孔氏家族世系的印证,可称信谱,也不须多说了。现在再以《春秋左传》记载的杞桓公嗣位称“子”又称“伯”,最后称“公”之辈次考及在位年代数据考,以证《史记·陈杞世家》之两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