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性别话语差异在大众传媒中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话语中,性别差异体现出不利于女性的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本文从女性主义理论核心“社会性别”的角度观照大众传媒,分析和阐述了传媒中常见的男女性别话语差异。     

权力话语的镜像表现——论中国“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

“十七年”电影中的性别话语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是一种功能、运动和关系,其意义也在这些功能、运动和关系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英雄叙事功能本身就构成一个复杂的话语系统。因此,“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研究就必须结合其他话语系统如意识形态、历史等,才能充分考虑背后的权力关系,即叙事运作的策略性关系。     

论鲁迅与莫言在剖析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上的精神传承

作为五四与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的鲁迅与莫言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尽管两人关注中国文化“吃人”意象的立足点不同,创作风格不同,审美观点不同,但是他们在对人物深层文化心理的挖掘上,在作品所隐含的现代性思考上,在作品复调形式的运用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是百年人文精神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角

在中国文论的话语中有没有“审丑”的问题?什么是“丑”?“丑”与美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抑或是对立统一的?这是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研究中颇为新奇，又令人困惑的课题。中国古代前贤对此虽有一些零星的论述，但不成片段。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话语的视角出发，对此作些新的阐释和探究：有利于推进本土化、民族化的文论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话语论

“创造”在现代思想中上升为价值,其文学诉求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话语。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话语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创造”与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传统及当下性指向的关系问题;二是作家个体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与创造的关系问题。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下,“创造”问题得到了重新认识。     

"性别题材"与程小青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定位

程小青有关中国侦探小说“性别题材”的论述,上承儒家正统文化的性别观,下接“问题小说”的“题材热”,揭示了中国侦探小说与正统文学之间存在着的相互贯通关系。程小青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定位,立足于侦探小说创作实践与批评标准之间的张力,有助于中国侦探小说的研究和再认识。     

从“卧室”到“第三空间”——网络女性小说的创作机制与女性话语建构

网络技术给社会空间和文化领域带来了变化。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及思想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在网络空间寻找独立的生存之地，并打破空间领域的“公”“私”分界和性别偏见，创造“进”可跨入公共空间、“退”可回归“自己房间”的阈限空间，由此女性从“卧室”走向“第三空间”，拥有了表达自我、言说欲望的场域。同时，网络女性小说在创作主体鲜明的性别意识下彰显着女性写作的力量与魅力，在资本积累与权力争夺中不断发展，实现了女性在网络空间的话语赋权与主体建构的目的。网络女性小说在空间活动、话语言说、资本积累、性别认同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反叛与变革意味。     

语境与话语的"互动"和"共变"

语境是一切话语的出发点,话语只有在一定语境的作用下才能产生交际效果,本文在探讨了传统语境和认知语境、语境和话语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语境和话语的“互动共变”机制。     

中国"写人学"的命意及其本土文化身份

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中国“写人学”这一命名最能显示该学科的本土文化身份。具体说来,与“画”融通之“写”是最重要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一,而“人”又历来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由于中国“写人论”的核心和气脉是由绘画理论演化而来的“以形传神”,因此,中国“写人”之“学”的理想构架应当是由“写形”、“传神”以及“设色”、“写心”等传统话语整合而成的有机体系。     

文本重构与性别叙事——从"霸王别姬"故事的演变看虞姬的身份建构

借助社会性别理论,结合文本叙述形态与叙述者的性别身份,主要对“霸王别姬“故事中虞姬的身份建构历程进行分析.通过对文本与历史--文化的互文指涉来分析虞姬身份建构及身份自我认同的根本原因,得出结论:虞姬的性别身份是特定文化制度下意识形态与话语实践之间共谋的结果.     

中国文论“失语”说的理论误区

流行文坛多年的文论"失语"说,在看待文论遗产和文论传统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理论误区。其致命伤,乃是重"话语",轻"生活",忽视古今文论各自的现实基础。我国独创性文论话语的匮乏,实乃根源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失序,和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意义迷失,以及论者现实切己感和历史洞察力的薄弱。我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话语崇拜",从思想降到现实,从语言降到生活;以历史洞察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实时代问题和学术问题;凭借其独特理论个性,构建面向未来的新现实主义和新人道主义文论。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也应以此原则决定轻重缓急和取舍。学院派人士,尤应警惕回避矛盾的惰性和玩弄"话语"的"名士"气。     

中国现代批评理论的本土化批评扫描——以意境论批评、感悟式批评为例

19世纪末出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汇促使中国的本土化文学批评理论被流派纷呈的西方批评理论所遮蔽与压抑.之后,本土化批评理论在西方批评理论挤压、挑战的空间中艰难生长,而其轻理性、模糊化的批评话语以及理论操作的非规范化也加速了其尴尬的"去中心"化态势.应加强本土化批评理论的科学性、逻辑性的建构,在中西融合、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探询其生存空间.     

潜文本:解构男性神话--对"寻找男子汉"的再度阐释

文章试图对"寻找男子汉"--这一曾经作为新时期初期文坛对女性文学主题的概括性话语进行再度阐释,进而对整个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品格进行重新观照和解释.文章认为,"寻找男子汉"并不意味着女性文学在表现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而是通过对男子汉形象的塑造,解构过去人们所持有的"男性本位的创造神话",以女性独特的话语来言说和书写世界,从而摆脱"被造"的角色命运.     

宋词中 "玉笙" 意象研究

笙本来是一种乐器,本身并不具有构成一种文学意象的条件,但是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笙"和特定的词(字)相结合,渐渐构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意象。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的时候,我们通常简单地将其注为一种乐器,而没有注意到它作为一种意象存在的文学意义,这就人为地破坏了这一意象的深层意蕴,使文学作品含蓄蕴藉的意味消失殆尽。本文主要讨论宋词中的"玉笙"意象,通过对"玉笙"意象生成的溯源,分析"玉笙"意象的内蕴,并对前圣先哲关于"玉笙"的相关注法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结构主义语言观视野中的"语言痛苦"问题分析

在文学创作的传达过程中作家时常碰到“词不迭意”、“文不逮意”的“语言痛苦”问题，这一现象的产生有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从语言角度入手，运用结构主义语言观的观照方式，探析文学语言作为通用符号和私人话语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以此解释“语言痛苦”产生的原因。     

“有毒话语”——文学警示录

劳伦斯.布伊尔认为,有关环境污染的话题即"有毒话语"(toxic discourse)是文学的警示录,它表达了人们对环境恶化的焦虑。这些"生态预警作品"将文学文本与人们的生存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们不仅传达和构建了一种生态美学和价值观,同时也担负起了树立读者环保意识的使命。     

王国维对儒家“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资源一直影响并制约着中国文论的发展,如果不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化是不彻底的。王国维以"本真人格"为汇通"文如其人"说、"赤子之心"的内在依据。同时,他又根据尼采的"血书"论,突破了传统"人格"中国家和人民的内涵而上升到生命人格的高度。他将儒家诗学和西方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对中国儒家诗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贡献。     

"重写文学史":一个没有终结的现代命题

“重写学史”口号在80年代末提出后,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现当代学研究的学术增长,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新时期学史重写的最显实绩表现在鲁迅研究的突破上。而出现在口号前的两种新的学史观,既为口号的提出和讨论的深入作了理论铺垫,又随着学术界对“重写”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可以说是新时期现当代学“重写学史”呼声中最大的理论收获。从学理上说,“重写学史”是一个永无终结的现代命题,这使它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试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话语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①是前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一种刑事政策,并确曾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完善,越来越被法律界人士所遗弃。本文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运用语篇视角,主位结构和话轮转换等理论来对其所体现的话语权进行分析,进一步得出它的存在是对人民话语权的剥夺,不符合人权的基本要求,理应被时代抛弃。     

文学作品中话语标记语“Well”的功能分析

本文以文学作品为语料,结合话语分析以及语用学中的理论对话与标记语well进行分析。借助文学作品中搜集的语料,笔者采用了冉永平（2003）提出的＂面子威胁行为缓和语＂（mitigator of face-threatening acts）,＂延缓标记语＂（hesitation or delay marker）,＂信息短缺标记语＂（insufficiency marker）和＂信息修正标记语＂（repair marker）的模式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强调识别文学作品中话语标记语功能的重要性,以及对EFL学习者构建英语思维模式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