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县城规划管理模式与机制

文章根据快速城镇化发展现状,结合县城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加强和完善县城规划管理工作的分析,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与政策导向的协同、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机制更新、规划管理中的创新实践等方面的问题与对策.     

安徽省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1978~2013年数据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金融支持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通过设立模型,利用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安徽省人口城镇化及工业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最后提出金融支持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将空间计量方法应用到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利用安徽省的市域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滞后和误差模型,对所提出的6个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在相邻城市间存在空间相关性;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和居民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安徽省城镇化的发展.最后,对安徽省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促进安徽区域城镇化集约发展的若干对策

实施区域城镇化的集约发展是城镇化进入新阶段,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区域迈向城市化时代的客观要求。文章以安徽省为例,从观念创新、先进的规划理念和策略、现代化管理保障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4个方面阐述了推进区域城镇化集约发展的若干对策。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安徽省城镇化演进碳增量效应预测与分析

基于Logistic模型,采用曲线回归分析方法,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运用STIRPAT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过程的边际碳排放效应进行了测度;依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及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效应,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演进的碳增量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20,2030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将分别达到57.02%,64.41%;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为0.080 2;2012—2020年,城镇化进程引致的碳增量为200.3万t,平均每年增加22.26万t,2020—2030年,引致的碳增量为101.97万t,平均每年增加10.20万t.研究结果可为安徽省政府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及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也可为同类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安徽省人口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关系

针对安徽省人口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以2008—2013年城镇化率和水资源数据为依据,报告了安徽省人口城镇化和水资源利用现状,运用计量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城镇人口比重与水资源总量、化学需氨氮量呈正相关关系,与万元GDP用水量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安徽省人口城镇化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相互影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安徽省水资源质量下降。最后提出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建设节水型城市的建议。     

安徽省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阻尼效应”及其演化特征探析

探索城镇化演进背景下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阻尼效应,对制定城镇化健康发展策略及城镇规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选取工业废水等10项指标构建了环境污染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对污染综合指数进行了测算;基于Romer阻尼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安徽省城镇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阻尼效应进行了测度;运用曲线回归最佳拟合优度分析方法,对污染阻尼效应的演化规律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安徽省污染综合指数由2000年的0.100 197升至2013年的0.772 287,整体呈上升态势;考察样本期内,城镇化进程年均污染阻尼效应为0.0105 296;污染阻尼效应契合S型曲线演化轨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污染阻尼效应仍将继续攀升.基于研究结果,从4方面提出了减缓环境污染对城镇化进程阻尼效应的建议,为安徽省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及城镇化健康发展策略提供决策依据,也为省域尺度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安徽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基于安徽省1978—2012年的城镇化率和人均GDP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安徽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数量水平具有双对数关系,同时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则相对有限.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原因,安徽省过于注重发展大型城市而忽视小城镇建设,造成城镇化质量滞后于城镇化水平.安徽省需要调整城镇化发展动力,重点开发县域,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城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人地和谐与Zipf模型的安徽省城镇化适宜规模、速度探析

推进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是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于位序-规模模型,测算了安徽省2000—2013年城镇人口规模结构的Zipf维数;运用灰色GM(1,1)模型,对安徽省2020年城镇人口规模结构的Zipf维数、首位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进行了预测;基于人地和谐理念,获取了与城镇人口规模相匹配的城镇用地规模;依据GB50137-2011国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测算了适宜城镇人口的规模与发展速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2020年人口规模结构的Zipf维数为0.82,首位城市用地规模为805.24km2;2)人地和谐理念下,安徽省2020年适宜城镇人口规模为3 596.52万人;3)2015—2020年,年均将有101.14万农村人口转移至城镇,城镇化演进速度为1.28个百分点/年,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协调城镇化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健康城镇化时空特征研究

基于健康城镇化的内涵,构建健康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灰色关联模型来定量评价安徽省健康城镇化水平发展状况,运用综合评价方法解析安徽省健康城镇化水平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安徽省健康城镇化水平空间变化明显,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2研究时段内各市域间健康城镇化水平差异呈"U"型发展过程.3安徽省健康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低-高的两极分化态势.总体表现出以中部为分界线,西部发展较差,东部发展相对较好的空间格局.4安徽省健康城镇化高水平区域呈现出"中部-东北部-中东部"的集中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     

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

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及开放程度等6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定量测算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5年、2010年、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的基础上,借助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5—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呈小幅度上升趋势,增长幅度为16.79%,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对城镇化质量的拉动作用较大;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处于上升态势,由低度失调向多层次协调发展转变,但协调度的整体水平较低,截至2014年仍然有一半的城市处于弱度协调状态;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具有聚集特征,呈现"两高两低"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今后应将提高人口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开放程度等作为促进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产城人”视角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

从"产业""城市""人口"三个维度构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近三年16地市的城镇化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安徽省各类地区产业、城市、人口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质量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不同区域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且在"产城人"方面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应分类发展,加快构建省域城镇化发展的协调联动机制及相关补偿机制。     

基于PATH-STIRPAT模型的城镇化演进边际资源环境胁迫效应测度及趋势预测——以安徽省为例

探索城镇化演进的边际资源环境胁迫效应,对制定城镇化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融合的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以安徽省为例,采用通径分析与STIRPAT模型组合研究方法,揭示了城镇化演进对资源环境胁迫的直接与间接弹性,依据城镇化发展规划,就未来城镇化演进边际资源环境胁迫效应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安徽省资源环境压力指数由2000年的0.043196跃升至2013年的0.806663;2城镇化对资源环境边际胁迫的直接弹性系数为0.000153,间接弹性系数为0.0024386,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均消费水平、人口的间接弹性系数分别为0.00107、0.000912、0.000532、0.00012、0.0000906、0.00003,其技术因素具有明显的负向舒解效应,间接弹性系数为-0.000316;32020年、2030年城镇化发展对资源环境胁迫直接弹性系数将分别增至0.003242、0.007078、间接弹性系数将高达0.051674、0.112810,基于研究结果,从以新常态理念顶层设计城镇化建设路径等5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城镇化建设展望

在当前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进行分析和展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存在的农业生产落后、缺乏有效的规划等问题后,提出了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展望,认为要编制合理城镇化发展规划、大力提高与发展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步伐,完善城镇管理体制的建设。     

安徽省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兼顾“质”与“量”、“时”与“空”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该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区,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及开放程度6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构建的基于粒子群优化投影寻踪和系统聚类相结合的城镇化质量测度的新方法,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5年、2010年、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近10年的增长幅度为10.35%,3个研究时点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的首末位差(3.375 4、3.275 7、3.029 5)、标准差(0.825 8、0.804 0、0.732 7)和变异系数(54.19%、51.81%、43.57%)显示各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存在差距但逐渐缩小.2)根据城镇化质量投影值的变化将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分为高质量、较高质量、中等质量、较低质量、低质量5种类型,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聚集特征,呈现“两高两低”空间分布格局.3)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是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对制定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16地市城镇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VAR模型的“四化”同步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利用安徽省1987²012年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手段,考察了"四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四化"的进程,同时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反过来又活跃和发展了金融市场,但是,安徽省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冲击在短期内对工业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负向影响最大,在中期阶段对信息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深远.     

基于VAR模型的“四化＂同步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利用安徽省1987-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手段,考察了“四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四化”的进程,同时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反过来又活跃和发展了金融市场,但是,安徽省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冲击在短期内对工业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负向影响最大,在中期阶段对信息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深远．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的安徽省城市群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安徽省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对于全省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安徽省城市群建设研究成果的回顾,依据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区域发展梯度理论,借鉴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的经验,提出安徽省城市群发展应采用"雁型"模式,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安徽省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框架,并从社会、经济、资源、人口和环境层面,提出了安徽省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     

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安徽省的数据

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作用,揭示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安徽省为例,实证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和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实现由滞后向超越转变;2005²014年两者耦合度变化幅度较小,仍处于发展初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实现由失调向协调转变,但是总体水平较低。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走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采用安徽省1991年~2015年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安徽省城市化因子、公共服务因子、城乡统筹因子是影响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从长期来看安徽省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短期存在推动作用不足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完善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发展、增强产业支撑力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