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中生代广东五月诗人桂汉标诗艺初探

“红土性”，特指广东五月诗人乃至粤湘赣“红三角”诗群共同的诗美风格与诗学特征。桂汉标是一个集中体现“红土性”的中生代诗人，他的新诗的“红土性”体现在坚毅沉雄的现实主义的诗性向度，劲健深刻的求索反思的诗哲力度，刚健明朗的多元现实主义的诗艺风度三方面。他的新诗创作有着突出的“红土性”个性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上)

本文以“醉态”为契入口，分析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诗学思维方式：醉态诗学——一种不是采用分析性思维，而是采用浑融性思维的诗学思维方式。认为从本质而言，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验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     

袁枚“性灵说”再认识

“性灵”有哲学的和诗学的之分,学人对于袁枚“性灵”涵义的看法,多从哲学层面去理解,其实袁枚所谓“性灵”是从纯诗学角度立论。具体地说,袁枚“性灵”是指诗性的天性灵智,诗性的天性灵智包括天分学力两者,诗歌艺术都是诗性的天性灵智的产物,也只有凭借诗性的天性灵智写出来的诗才真实鲜活有风趣。     

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

在诗学领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中的首功是屈原。屈原丰富、改造、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诗的神经。屈原对江南湖湘间的诗性文明的开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重华情结”与“求女异行”：追求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融合梦；“九歌”世界：开拓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的巨大潜能；南音真传：地域文化对于审美形态的意义。     

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

现代传媒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其影响力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与诗学事实上的传播学转向，使“主体论文艺学”渐次式微，也使“诗学重构”必然成为媒介时代的诗学策略。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泛文学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的操纵作用愈益彰显，文学的媒介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走向媒介诗学”，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     

浅论民歌之“趣”--以鄂南民歌为例

“趣”是中国诗学中一个范畴性的概念。民歌作为诗歌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与“趣”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其“趣”之侧重点也与文人诗有所不同。具体而言：（1）发生：本真生趣的自然迸发;（2）内容：活泼意趣的素朴传达;（3）技巧：奇趣、机趣、天趣的交相辉映。“趣”是对民歌的诗性审美特质的概括,它不仅是俗世百姓的轻松逗趣、自得其乐,更是超越主流社会行为规范之自由精神的张扬,甚至还代表民歌所昭示的打破森严艺术规范、回归自然的一种永恒艺术追求。     

论钟惺《诗论》

钟惺在《诗论》中提出的“诗乃活物”的卓越见解，使读者的阅读活动直接进入诗学的研究范畴，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独树一帜。这不仅是向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的创作美学提出挑战，同时使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有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和把握途径。因而，重新评价钟惺的《诗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批评中“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

以“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传达出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评判，是中国传统批评区别于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文章勾勒了“比物取象”诗性言说方式形成、发展的过程，并揭示其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批评话语方式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文章还指出，面对中国传统批评“比物取象”的诗性言说方式，过于追求科学化和精确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当有所警醒、有所择取。     

论中国诗学的生命本体精神

论中国诗学的生命本体精神吴瑞裘“气”是我国古代哲学极重要的范畴，后来又被引入文艺领域。从先秦到晚清，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谈它，不断赋予新意，使其内涵丰富而又驳杂、它对我们民族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气”这个范畴出发来...     

论中国诗学"气韵生动"说的美学意义

本文从构成、逻辑运动方式和人文关注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诗学“气韵生动”说的美学意义，充分强调了人在艺术与美学中的作用，从而证实“气韵生动”说实质上就是一种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生命美学。     

从“文化政治诗学”走向“诗性政治诗学”——读范永康《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范永康在其新著《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一书中细致分析了西方当代文论政治化的四条路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绘制了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全景图,并将其命名为"文化政治诗学",总结了"文化政治诗学"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与公共性四大特征。同时,他指出,西方当代文化政治诗学建立在审美性与政治性对立的基础之上,忽略了文学的审美性,故在审美性与政治性融合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超越性的"诗性政治诗学",从而超越"文化政治诗学"。     

范畴“骨”的流变：从先秦到《文心雕龙》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诸多范畴中，“风骨”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极高的一个审美标准。尝试把“风”和“骨”分开来论述，试着考察“骨”这个范畴的历史流变：从先秦“骨”、“利而坚”的本义，到两汉时期相术中的“相骨”，再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术语之“骨”，最后到《文心雕龙·风骨》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     

诗学与哲学的共同向度——冯友兰诗学发微

冯友兰的诗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部分，他对“诗”的认识与其对“道”的体认具有基本一致的向度。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冯友兰诗学进行梳理。首先冯友兰认为诗是与情感相关的，诗所写的是具体的情感和事物，但以此所表显的却是情感之“理”，也就是情感之所以为情感，或者说情感的共相和类的特征。传统的比兴手法正可以表显情感之理。最高明的诗能表显哲学的最高本体“大全和道体”，而要作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具有风流的人格，风流的人格也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天地境界的审美化。正因为诗能表显理和道，所以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即诗性的言说方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应该和逻辑推理方法一样，成为未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论"兴"的艺术功能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兴”，其内涵十分丰富，涵概了中国诗歌的的创作与欣赏两个层面，具有强大的艺术功能，主要体现为艺术表现功能、艺术创造功能、艺术价值评价功能和艺术教育功能四方面，具有海纳百川、以一总万的意义。     

《文心雕龙》的诗性特征

“诗性”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心雕龙》也体现出了鲜明的诗性特征。分析《文心雕龙》的诗性特征,应从诗性的思维方式、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生存方式三个层次着手。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下)

本文以“醉态”为契入口,分析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诗学思维方式：醉态诗学——一种不是采用分析性思维,而是采用浑融性思维的诗学思维方式。认为从本质而言,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验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     

意象思维与中国古典文论--兼谈"原型"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华元典中已有所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古代文学理论的诸多范畴，并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批评。“意象”与西方文论中的“原型”具有相通之处，但中国的意象批评更注重审美特性。     

沈德潜"格调说"的审美特征

“格调”是中国诗学的基本范畴,沈德潜“格调说”也是自成宗派的诗学主张。文章从美学的角度对沈德潜“格调说”的基本特征做出了分析。文章认为,“雄浑悲壮”、“形象蕴蓄”和“趋雅归正”是沈德潜“格调说”最显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