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危害、原因及刑法回应

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接着分析了导致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原因,指出滥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最后论述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犯罪化问题,认为对该种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行医罪,建议在修改《刑法》时增设“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罪”。     

刊中报

七部门将联手打击四类非法行医 我国政府部门已排出具体时间表,将花整整一年时间重拳打击四类非法行医:骗子诊所、医院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地下性病诊所、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及选择性别的堕胎手术行为。对此卫生部、科技部、公安部、监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昨天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的重点是打击“黑诊所”、游医、假医,以及借助虚假宣传、招摇撞骗,或打着医学科研、军队、武警的幌子误导和欺骗患者,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非法行医活…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方面

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实施了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行为方式)以及该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危害结果)两个方面。从行为方式上考察，包括非法获取、滥用、第三人侵权等四种；危害结果(包括重大损失及其现实可能性、)是区别这类行为罪与非罪的关键。本罪的客观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商业秘密专有权的特殊保护。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认定及其防控思考

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心态处于游移和彷徨之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经济犯罪现象,与其它犯罪相比,更易激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认定应注意分析该罪行为的特点,揭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等危害特征,并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综合性的防控.     

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艺术院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视角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理论基础在于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在信息化时代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我国刑法典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纳入刑法典具有合理性,但是我国刑法典所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又具有法定刑过低及管辖权不明的问题。     

狭义计算机犯罪各罪研究

狭义计算机犯罪包括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这五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前四种罪名之间经常出现此罪与彼罪界分以及罪数问题等复杂问题。狭义计算机犯罪各罪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犯罪客体和危害行为两方面。现实中,非法侵入、非法控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时常相伴发生,因此,在司法认定中应当特别注意对计算机犯罪案件罪数的正确认定。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他罪关系之阐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对当下我国民间借贷、套路贷等行为所引发犯罪问题的立法回应,充分体现了当前积极的刑事立法观。但该罪设立实施后所带来的司法适用难题,如法益保护范围界定上的模糊、罪状规定理解上的歧义,以及与他罪关系不够明晰等问题有待解决。基于对刑法条文规定构成要件的检视,催收非法债务罪所保护的应为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和个人人身权利双重法益。在犯罪主观层面,需具备催收非法债务这一主观违法性要素。在与他罪关系的厘清中,本罪与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竞合,与寻衅滋事罪则属对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应择一适用。     

论非法采砂行为刑法规制的优化

非法采砂行为的刑法规制经历了从缺失到司法实践定性不统一,再到统一定性的强化阶段。但是,现行《非法采矿司法解释》将非法采砂行为定性为非法采矿罪,存在非法采砂行为可罚性的实质判断蕴含危险、法益侵害性难以被包容于非法采矿罪和缺乏刑事违法性问题。要弥补上述非法采砂行为入罪的解释论缺陷,修改非法采矿罪空白罪状指向的行政性法律规范是更优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可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采矿罪所保护法益包容非法采砂行为侵害的法益,界定采砂许可证是一种特殊的采矿许可证,明确砂石属于矿产资源,将非法采砂行为纳入非法采矿罪的打击范围之内,以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实现最严密、最严格的环境法治要求。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围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对象、主体、客体等方面进行讨论.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如行为人非法吸收存款但被害人不认为自己被害,金融机构高息揽储,以存代借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进行研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围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对象、主体、客体等方面进行讨论.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如行为人非法吸收存款但被害人不认为自己被害,金融机构高息揽储,以存代借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进行研究.     

采用刑事推定的方法认定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罪为目的犯,行为人除了实施诈骗行为外,还需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较难.司法实践中,可以采用刑事推定的方式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而对诈骗罪作出准确认定.     

论单位受贿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单位受贿罪由于实施主体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查获的案件很少，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很大。单位非法向内部职工收取各种集资、摊派费用。国有单位如学校、企业等利用其垄断地位乱收费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成立数额做了相差悬殊的界定，违背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论我国行政犯罪惩罚机制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与普通犯罪和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具有紧密联系,但其与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为有效地惩处行政犯罪,其惩罚机制也有其特殊性。我国现行法制认可了对行政犯罪并处行政法上的制裁与刑罚的双罚制,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完善。     

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原因及对策探析

文章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阐述了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与基本特征,即犯罪主体低龄化、犯罪动机简单化、犯罪手段暴力化、犯罪组织团伙化。同时从家庭、学校、社会和青少年自身四个层面深入剖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要改善家庭环境、优化教育环境、净化社会环境,加强法制教育等四点建议与对策,以期加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促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     

绑架罪既遂的认定

绑架罪既遂标准的通说观点使得绑架罪的既遂过于提前,而要求绑架行为实际勒索到了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的观点,则使绑架罪的既遂过于推后,甚至取消和否定了绑架罪的既遂。绑架罪应以行为人实施绑架行为后向人质的关系人提出不法要求为既遂标准。     

非法集资罪的法益研究——兼论“庞式骗局”的立法规制

非法集资罪究竟侵害何种法益,现实立法界定为扰乱金融秩序,因用计划经济的理念规制金融工业而备受诟病;司法实践倾向于受害人保护,用自然犯去度量行政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值此吴英案尘埃落定之际,从"庞式骗局"入手探究集资欺诈的侵害法益,重构融资的刑法失信惩戒体系,独立思考法治的困境与出路无疑兼具立法意义和现实意义。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

在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事欺诈行为及合同诈骗犯罪也有日益增多之趋势。由于二者在行为、手段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如何正确区分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本文在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的基础上,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切入点,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二者有所裨益。     

关于不能未遂犯含义的探讨

不能犯问题由于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争议,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我国刑法理论关于不能未遂犯的含义、本质及存在的不完善之处等几个问题的研究,得出我国不能未遂犯的应有含义,即不能犯并非均构成犯罪,而可分为不能犯未遂与不可罚之不能犯。     

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构成刍议

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该罪犯罪主体是一切参与到生产、作业中的人员,犯罪客体是生产、作业中的公共安全,犯罪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或者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是对具体生产、作业领域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惩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