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中国科技史研究浅识

从中国科学院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研究中心”的几十年中,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取向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从最初单纯的为科学辩护,为中国文化辩护,到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科技战略、科学文化等,向多元化取向发展.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简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少数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功能的研究实体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多学科和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它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心之一。主要从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历史,科技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之关系,以及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由竺可桢创议成立于1957年,1975年扩建为研究所。目前研究所下设研究部、科研计划处、联合办公室,拥有一个藏书十余万册科学史主题图书馆,编辑出版《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     

竺可桢与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基于档案和日记的新考察

竺可桢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积极倡导、组织和领导科学史研究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均与其密切相关．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除对撰著《中国天文学史》给予指导外,竺可桢还主持编撰了《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并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人员撰写近代科学史文章、科学家传．“文革”中,其赋闲在家,仍关心该室命运,曾吁请恢复该室工作．竺可桢在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开创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

“科技战略”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些年来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是由社会需求引出的。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反复探索,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主题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需求之间联系的思考,也逐步形成了我们“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取向。“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大致概括了我们进行科技战略研究的基本思路,也体现在我们这几年来的研究选题和主要成果中,它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培养研究生和设置相关课程的关键理念。下文将就上述涉及到的几个方面做一简要介绍。1研究的基本思路“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     

中国科学文化必将复兴——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五

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一些精粹内容将要复兴，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作为对“还原论”方法的补充，还需要从整体上研究复杂性事物的方法．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又在这一方面做得最成功，积累最多的经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最精粹的内容之一．就是从整体上研究世界、研究人类、研究事物的．离开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你要想从整体上去研究复杂性事物是非常之难的．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都没有掌握这种方法，而中国早就掌握了．到现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经验．西方文化要从头去创立这种方法很难，不是说几十年、几百年就能突破的．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只要总结得好，去芜存精，把确实迷信、愚昧的东西去掉，保留它的精髓，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再加上学习西方文化，中国的科学文化一定会复兴．     

中国科技发展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几个问题

本文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作了以下几方面的讨论：（１）在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不重视、不提倡科技的研究和发展，甚至对此起了负面的影响；（２）道家经历长期的炼丹实践，涉及到化学、生物学、医药学等知识．给中国古代科技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但由于缺乏西方实验科学的“假设—试验—结论”的完整过程，而不能使炼丹术上升为科学技术；（３）佛教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极为有限；（４）清政府对外闭关锁国，排斥一切西方物质文明，严重阻碍了科技发展．通过以上讨论，阐述了中国在１６世纪后，科技落后的深层文化结构的原因     

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综述

由我校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所)和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四个单位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于1987年10月21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我校有3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近年来,我国科技史界的注意力开始向科技与考古、科技与社会、科技与哲学这些缘边地带转移,思想史界和哲学史界也把自己与科技的关系作为学科发展的新的生长点,这     

一位科学史家的辩护——《文化一二三》读后

《文化一二三》是中国科学史家阵营里的一位排头兵——刘钝研究员所写的辩护词，这份催人奋进的辩护词不只是要为作者个人的学术探索而辩护，而且还要为科学史学科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科学史的再建制化——而辩护。它以开放的心态解说科学史的学科性质以及它在今天的多元化发展前景，以“大哉为用”解释科学史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农业文明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科学技术并促进了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科技的发展．从先秦诸予《论语》《中庸》的学、问、思、辨、行，《大学》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本和求故，《老子》的道法自然，到明清的实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中国古代科技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进了农、医、天、算四大传统科学体系的形成和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技术成就的产生，使中国古代科技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居于世界前列．只是到了近几百年以来，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产生了工业经济的文明形态，才把在封建老路上蹒跚爬行的中国抛在了后面．然而，中国古代科技的西传对欧洲近代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是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     

中国古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农业文明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科学技术并促进了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科技的发展．从先秦诸予《论语》《中庸》的学、问、思、辨、行，《大学》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本和求故，《老子》的道法自然，到明清的实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中国古代科技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进了农、医、天、算四大传统科学体系的形成和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技术成就的产生，使中国古代科技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居于世界前列．只是到了近几百年以来，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产生了工业经济的文明形态，才把在封建老路上蹒跚爬行的中国抛在了后面．然而，中国古代科技的西传对欧洲近代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是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     

科技史家张秉伦教授

张秉伦教授于1938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泾县，1960年考入安徽大学生物系，1964年大学毕业后被选拔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从事科技史研究工作．1983年调到中国科技大学从事科技史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和研究工作．1985年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和主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主要学术兼职有安徽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学术委员等．     

三、中外科技交流与比较——“中外科技发展之比较”与“知识传播史”的国际合作研究

2006年底张柏春领导的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伙伴小组已经完成了预期的“中国力学知识的发展及其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互动”五年研究，该小组的论著撰写与出版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第一段]     

2010年第7期图书推介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由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为领导同志讲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讲稿整理、集结而成．共计44讲。包含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中国古代科技概况、天文学、地学、数学、物理学、农学、生物学、医学、四大发明及陶瓷、纺织、建筑、矿冶、机械、水利、交通、军事技术等。     

机遇、挑战与发展——1997-200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与课题

关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史所”)的创建及其50年发展历程,席泽宗院士发表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1],廖育群所长发表了《回顾与展望》[2]。郭书春、陈美东、华觉明、罗桂环、王扬宗、汪前进、袁江洋等先生将在这次会上回顾和讨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科史研究。他们的论文和报告已经很充实。在此,我仅简要地汇报一下自然科学史所最近十年(1997—2007年)的学科建设与研究课题。自然科学史所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的专题研究、学科史和通史研究,发掘、整理、研究和总结中国科技遗产,形成了注重内史的严谨考证、…     

从科学史家到科普名家——中国科技馆研究员王渝生访谈录

1978年,王渝生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的科学史研究之路．之后读博士,做博士后,当博士生导师,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等．他从中国古代数学史、天文历法吏拓展到科技通史和中外科技交流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成为知名的科学史家．在此期间,他为科技史成为一级学科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2000年,王渝生研究员调任中国科技馆馆长,开始了他从科学史家到科普名家的角色转换．在6年的馆长岗位上,王渝生研究员把22年来的科技史方面的积累同科普教育工作结合起来,撰写和主编二十余篇著述,发表科普文章百余篇,主讲科普报告百余场,为中国科普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先后荣获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突出贡献奖、全国科普先进个人、全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特别贡献奖等．     

加强控制,提高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绩效

中国的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从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到现在全国许多省区和行业纷纷成立科学基金会以支持基础性研究的发展,科学基金制已经成为我国支持基础性研究发展的主要制度。     

对两种期刊近十年技术史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中国科技史料》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两种重要科学技术史期刊1994～2005年发表的中国技术史论文进行统计与分析，对近十年来中国技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进展进行综述，并对中国技术史研究方法的变化进行总结，从而就中国技术史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关于科技文章写作的一些思考

一、科技写作的重要意义 1981年，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副所长章道义同志，在安徽省科普创作年会上讲到美国大学开设科技写作课教育的问题，1982年又再次在上海科技大学的科普创作讲习班上．强调了我国开设科技写作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成立了“理工农医类高等院校科技写作教学协作组(筹)”，仅仅10个月时间，“协作组”由原来的15所发展到94所学校．     

科技传播"失效"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科技传播在现代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并具有社会文化价值．传媒界和科学界是科学传播的主要阵地，但由于传媒界和科学界存在着“鸿沟”问题以及两界中的一些“行为失范”，造成了科学传播失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以促进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加强传媒界和科学界的对话；提高传媒人员的科学素养；完善内部运行机制．     

走进中国数学史——数学史家郭书春先生访谈录

郭书春1964年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杂志社任编辑,1965年调入同属学部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从事数学史研究,但真正搞数学史研究是在“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在梅荣照先生的建议下,郭书春选择了研究刘徽方向．郭书春从原著的一字一句开始认真研读,三十多年耕耘不止,在《九章算术》和刘徽注以及《算术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为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郭书春先生目前还在从事其他数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工作,这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