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并进”：突破“语言的牢笼”

对语言符号的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而，在使用上，人们又总是面临着有限的语言与无限的意义之矛盾。一向被称为驾驭语言的高手的文学家，也常常因文不逮意，意不称物而陷入“语言的牢笼”。为摆脱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家进行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艺道并进”作为一种途径，意味着文学才能的优化。当文学创造者做到了文学之才与文学之能并举，并在“自然而然”中进入无目的合规律性的创造境界，方能为突破“语言的牢笼”提供可能。     

试评文学的“自足”说

近几年来，在关于文学艺术本质问题的探讨中，有不少同志从强调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出发，提出文学是一个独立、自足、完整的世界，要真正科学地研究文学，就不能不专注文学，回复到文学自身。甚至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提出；“不能脱离作为一种‘自为之物”的文学本身正确阐明文学的本质”，     

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渊源简论

“意”“象”在早期的古代文论中本是单独的概念，随着文学批评的逐渐丰富发展，二者也不断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它们以不同的内涵对文学现象进行品评，并最终形成“意象”这样一个抽象的文学批评理念，“象”、“意”、“意象”作为一种文学特征和美学现象，影响了整个古代文论。本文即对这三个重要的文学批评理念进行一个追本溯源的简论，以求教于方家。     

文学精神的探索与追求——读马大康《生命的沉醉》

文学的审美和功能是自文学诞生以来中西学者为之困惑、因之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许多西方美家如康德、施莱格尔、伍尔德等强调文学的审美而排斥其功能性。而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却是我国文学传统中的主导倾向，从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怒”，封建社     

女性写作的开拓之路——张爱玲与施叔青笔下的女人

张爱玲是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时期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上承“五四”的女性文学传统，同时也如“落地的麦子不死”(王尔德语)下启了几十年来多位女作家的女性写作，台湾的施叔青便是一例，两位作家的写作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西写作技巧的共同点下显现出相同相似的特点和不同之处，各为两个时代的女性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中西文学比较

外国文学课程应采用多角度观照的方法，将中西文学的比较引入教学内容。比较可以使学生确定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的特征与意义，寻找出它们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特定地位，探索世界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而建立起人类文学的总体意识。本文以中西神话、小说、文学史的若干比较为例，说明了比较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     

中国人本文学的历史轮廓

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人学”的文学，怎样在人本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创作走向、构筑自己的精神大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有必要对“人本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譬如中国人本文学的历史轮廓、人本社会和人本文学的关系、人本文学的当下生存景观、中西人本文学的比较、人本文学的美学特征等等进行理性梳理和深入探讨。时至今日，我们尚未看到关于这个话题的集中论述和阐释。基于此，我们特开辟“人本文学发展笔谈”专栏，刊发一组短小精悍而又富有创见的文章，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关注。     

白话:"近世文学"之语言--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文学"内涵

对从晚清到“五四”一段白话与文言冲突、调适、转换的过程，不能仅作抽象之评价，对于“白话”不能作概念化理解，更需具体细致地加以剖析，方能感知新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仅自晚清一段白话与小说地位上升之关系看来，文白转换绝非简单的语言现象，而与文体秩序的调整、“文学”观念的萌动、作家价值取向的转变纠葛缠绕、紧密相联。“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全面变革正孕育此中。     

论新时期之初文艺思想解放运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上，具体论述1977－1979年间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关于“伤痕文学”、“向前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三场文学论争，梳理其中规律，批评从政治到文艺的“两个凡是”。     

主客相融体异性通——试论钱钟书的“同感”说

钱钟书注重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艺术进而是文学的本质与规律，“同感”说即是他对文艺创作主客体关系问题所作的探讨。本文把钱钟书的观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同感”与设想、比拟等的比较，同感的内涵得到确定，而且它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境界；第二，达到“同感”的心理条件是“虚静”。如果有先人之见，同感就会沦为幻觉；第三，由诗与史、诗与禅、诗与画的比较，指出文学在传达同感上的独特优势，进而发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钱钟书的“同感”说既吸收了中学与西学成果，又超越了它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西山水诗歌绘画美探微

山水诗歌是人们对自然之美的咏叹与抒怀,常常在文字问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因此而具有绘画之美.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探究中西方山水诗歌,特别是他们在展示绘画美方面的异同.由于世界观、自然观、思维习惯和文学风格的不同,中西山水诗人以不同的视角和虚实程度为读者展现诗歌背后流动的自然画面.     

刘师培“正名”思考的乌托邦瞬间

“正名”问题贯通了刘师培“变节”之前的思想脉络。刘师培一方面看到中国的意义系统在西方冲击之下需要依照“公例”来修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在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此一公例只会将中国置八这一霸权性关系，因而他的“正名”冲动意在同时“克服”中西弊端．也引导他走向无政府主义革命。刘师培的“正名”冲动呈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回应中西古今冲突的独特方式．此种冲动的兴衰起伏正相符于刘前后变化的轨迹。“正名”可以说激发出一个新的“起源”瞬间名物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整理与确认，而且这一“视野”的边界不单是中国，甚至涵括进整个世界。刘师培激进的“乌托邦”政治观正是更大的“正名”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刘师培、章太炎和鲁迅关于“语言”问题思考的同异也暗示着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不同设想。     

从中西思维差异谈美学的研究态度

重“理论”与重“实用”体现了中西传统思维差异的一个方面，这一差异使中西学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同时也证实了理论学科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一差异及其产生的结果的研究为美学发展应采取的学术态度提供了借鉴。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秋"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这一“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悲秋”文学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可窥见中国传统士人悲剧性命运之一斑。     

论苏珊·桑塔格美学思想的文学意义

“反对阐释”和“新感受力”是苏珊·桑塔格早期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和标志性词汇，它们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反对阐释”即反对对文艺作品内容作深度解释，它为当下文本被“过度阐释”这一文学问题提供了理论解决策略。“新感受力”强调的是一份完整的感觉体验，而文学鉴赏与创作作为一种过程体验，实现了文学审美的“浑融性”诉求。随着理论语境的不断转换，“反对阐释”也体现出一种时代性，带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它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图一文相互印证的关系。     

从“福娃”英译变迁谈“中国英语”

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译由“Friendlies”改为“Fuwa”，是“中国英语”可接受性的又一佐证。它表明，“中国英语”在译介中国文化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它将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有我"、"无我"费思量--《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一辨

“无我之境”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少论者认为其间包含着“有我”的矛盾。其实，“无我之境”中确实包含着“有我之情”，但这同“无我”并不矛盾。因为“无我之境”中的“无我”是从创作主体的心性修养及观照方式方面而言的，而“有我之情”中的“有我”则是从具体文本的呈现状态方面来看的；前者是创作主体的旨趣和追求，后者则是前者情趣之自然流露，是前者追求的形象化确证。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遇，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一句继续承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章节主旨，并最终推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大结论。综合来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前半章强调对“果”之“因”的把握；而后半章则重点在于对“因”之“果”的阐化。     

"失语"和"缺位"——陈子龙与钱谦益的关系探论

陈子龙与钱谦益皆是明末清初的诗界巨擘,“负海内重名”,两人诗学“渊源流别,各有从来”,彼此对立。《陈忠裕公全集》尚有诗文酬赠之什,但查遍钱氏的著作,对陈基本不置一词,未予著录。究其原因,一是党争中政治利益一致,搁置文学主张的分歧;二是名妓柳如是的“定情”;三是明诗选本《列朝诗集》的“有待之志”。这三点造成钱对陈的“失语”和“缺位”,成了一个空白。     

在“离散”中寻求“认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被编辑生产出来的“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更可以看出编辑的特点,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 从“新时期文学30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60年”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 “新时期文学30年”或者说“当代文学60年”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30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