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违刑法谦抑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确定为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刑罚的启动应持有最为慎重的立场,此入罪规定却未坚持这一立场,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来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入罪是有违刑法的谦抑性。     

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刑法对策研究

通过考察我国刑法,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在规制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方面存在忽视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预防滞后、刑罚体系不科学等不足,应从加强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增设危险犯、增加刑罚种类和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着手,加强刑法对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抗制。     

浅析未成年人的刑罚个别化

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确立“刑罚个别化”原则能更好的体现刑法谦抑与人道的价值,因此从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方面实现未成人刑罚个别化尤为重要。     

论刑罚的构成要素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推动刑法扩张的内在动因。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圈定的犯罪圈日趋扩大。然而,客观考量刑法规范的实际适用,大量的法定犯条文因与刑难适而被束之高阁成为摆设。究其缘由,在于立法基于盲目的刑罚迷信,无视刑罚的自身属性和局限而大量设置新罪。实际上,受刑罚道义非难性、痛苦报应性、不可转移性等诸多特性限制,刑罚的适用应被定位在与之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泛刑化＂趋势是目前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警醒的问题。     

浅议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有所不同,因此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应该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谈谈个人的看法。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简析建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家庭、学校、社会或其他专门机构对他们的关爱和保护功能不到位,国际法规范的要求及非刑罚化矫正本身所具有的现实功能,共同构成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非刑罚化矫正的原因。但是,目前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实施非刑罚性矫正的法律规定只有刑法第17条第4款和第37条,该两条规定存在六个方面的缺陷,太过简单,造成实践中形同虚设。因此,全面建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矫正制度实属必要。     

论犯罪成立的标准--兼议犯罪构成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是立法者规定犯罪化和除罪化的标准，由于它缺乏规范性，因此不能直接运用到司法中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犯罪构成则是司法中认定犯罪的基本标准。但由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与犯罪构成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还应通过刑法明文规定的除罪条件对符合构成但不具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排除。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与其他刑法理论协调一致并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理论。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和现实性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基于对犯罪“严打”的反思和对犯罪规律的再认识,还基于对刑罚功能有限、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考虑,更基于建设和谐社会、均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适应全球两极刑事政策趋势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性质定位,决定了其在社会犯罪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和涉及的范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性质还不是基本刑事政策,而是属于刑事司法政策,这种状况不利于达到政策固有的或者期望的宗旨。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利用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单纯的依靠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上升到通过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我国司法机关也一直在进行着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刑事和解适应了当前轻刑化的理念,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对于解决轻微刑事案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强制医疗措施性质之思考

强制医疗措施是针对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适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防卫措施。强制医疗是刑事性措施还是行政性措施,学界虽然探讨的不多,但其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只有对强制医疗的性质有明确的界定,才能使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拟就强制医疗措施的性质陈述管见,求教于同仁。     

风险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之检讨

在风险社会下,法益概念出现了具体向抽象、个人向超个人、人本向非人本的时代嬗变;抽象危险犯在风险刑法中正日益增多,但也遭受着传统刑法的种种质疑;抽象危险犯是对风险社会特质的有效回应,其功能吻合于风险社会中对犯罪的认定,而且其弊端是可以采取恰当的刑法解释方法避免的。     

徇私枉法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徇私枉法罪作为我国现行刑法渎职罪中的重要罪名之一,在捍卫司法公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刑事司法是社会正义的保障,那么徇私枉法罪的设定就是该“保障”的保障。现行刑法第399条第一款关于本罪的罪状描述是相当客观、细致的,但鉴于司法实践中具体违法行为的复杂多样,使得本罪在具体适用时产生了一些新的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有必要进行探讨和厘清。     

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探索

刑事司法救助实际上是扶贫、扶弱、扶残,它是实现司法公平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措施。该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我国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存在较大缺陷。文章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论证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初步构想。     

遏制我国行政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对策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各级行政组织存在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反映。行政组织谋取自身利益必然对行政体制的正常运作造成不良影响，给社会公平和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和严重危害。我们必须对行政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我国行政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不良现象。     

论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它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地限制。限制死刑的路径多种多样,立法论者主张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来限制死刑,司法论者主张通过司法程序来限制死刑。在我国,限制死刑的最佳路径应数解释论,即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什么是罪行极其严重,什么是必须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