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诗歌”运动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轫

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逢文学改革,诗界都走在了前面.只从近代说起,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提出了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改革更新,为后来的“小说界革命”发出了先声.作为现代文学革命肇始的成果,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几首诗是应该给予注意的.它们宛若几朵稚嫩的小花,略带几分羞涩却又是倔强地开放在荒凉的文坛上,虽然比不上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石破惊天,但他们作为尝试首先问世,其意义是深远的.6O余年后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旨在唤起民众觉悟的文学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学革新主张,但诗歌刺激、引发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思想的活跃、观念的变革,对政治、文学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成为标志一个时代终结、一个新时代开始的界碑,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学发展史的开端.     

论黄遵宪诗歌的艺术新质

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的开端期,黄遵宪继承龚自珍以来诗歌革新的传统,一方面吸取民间文学养分,一方面引入西方文化的精华,对中国诗歌的艺术形式作了一番较为全面的变革,使其诗歌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出现了许多可贵的新质,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客家民歌对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影响

黄遵宪作为客家人，在家乡客都嘉应州生活多年，自幼就受到客家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特别是客家民歌的熏陶，使他敢于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理论。客家民歌的风格使黄遵宪的诗作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色。客家民歌，特别是客家山歌对黄遵完的诗歌理论的提出和创作实践有着巨大影响。     

吴芳吉研究8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杰出的"学衡派"诗人

吴芳吉的"白屋体"诗歌"以新内容注入旧格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诗歌形式,占有一席之地.     

双重的“过时”——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认同与选择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取法“象征派”,被认为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戴望舒对“象征主义”的选择,不仅有个人创作技法上的借鉴以及诗歌发展史意义上对语言和形式的注重,更是他内在的心理诉求,与其精神上的危机相连.但留法的戴望舒却没有进一步展开象征主义诗歌创作,而是转向对西班牙语系现代主义诗歌的认同.“象征主义”之子“革命”和“西班牙”之于“现代”都有着“过时”的标签,戴望舒以双重的“过时”加身,是在无奈与坚持中彰显了现代中国问题的艰难和复杂,以及一个中国现代诗人可贵的主体意识.     

闻一多早期诗歌活动的现代品格

闻一多作为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倡导与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出了与“自由诗派”鼎足而立的现代诗歌格律理论，在创作上他为诗坛提供了一批形式与内容整合统一、可资范例的新诗。与此同时，他的诗论与创作也都留下了新诗诞生期的过渡痕迹。     

黄遵宪诗歌新论

黄遵宪的诗歌在很多情况下还被一些成见蒙蔽着。在旧诗和新诗存在着很大的不可通约的前提下,黄遵宪不可能在旧诗的范围内为新诗的转化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为没有出现一个“直接过渡”的问题。进化的意识代替了诗思,黄遵宪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是一个处于文化破碎情形之下的少见的表达者。     

黄遵宪诗歌新论

黄遵宪的诗歌在很多情况下还被一些成见蒙蔽着。在旧诗和新诗存在着很大的不可通约的前提下，黄遵宪不可能在旧诗的范围内为新诗的转化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为没有出现一个“直接过渡”的问题。进化的意识代替了诗思，黄遵宪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是一个处于文化破碎情形之下的少见的表达者。     

诺尔曼·迈克凯哥后现代性诗歌的自我与他者

英国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诗歌颠覆了传统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并把技巧作为向所谓的技巧拥有者发动攻击的工具.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十分重视意义和身份的不确定性,并游戏般地加以利用.英国后现代主义诗人诺尔曼·迈克凯哥正是英国后现代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对苏格兰诗歌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传统诗歌的大胆革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主题是诗人的最大发现.如果说对形式的兴趣,以及对诗歌如何传达内容和传达什么内容的兴趣属于现代主义的特征的话,那么对诗歌传统形式和程式化的关注则更多地意味着诗人迈克凯哥的反现代主义的态度.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关于"朗诵诗"的讨论

抗战诗歌朗诵运动中,艺术家们为促进诗歌朗诵运动的蓬勃发展,纠正“纯诗”的影响,使抗战诗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对“朗诵诗”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这些探讨集中在“朗诵诗”的存在意义、“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上。这种讨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的口语化、散文化,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