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于讽谕的《小雅》派(《中国文学流派史》节选)

蒋和森《流派琐谈》称:“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表现了三大流派——风、雅、颂。”可谓对《诗经》风、雅、颂分类的最新解释。不过,其中《雅》不能笼统称为一个流派,因为《大雅》的绝大多数篇章,从时代背景、作者身份、思想内容,到表现方法、艺术风格、美学趣味,都与《颂》诗一致,而与《小雅》有着明显的区别。从总体风貌来看,“三颂”和《大雅》以史诗情结、英雄崇拜意识和雍和典重风格构成为一大流派;《小雅》则以批判精神、民族忧患意识和讽谕风格构成为另一大流派,即钟嵘《诗品》所谓长于“怨悱”的一派。本篇就此派作具体评述。     

略论《诗经》中的几个问题

一 诗的数量问题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有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而小雅中的笙诗六篇,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周室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始尊为《诗经》。     

孔子“《雅》《颂》各得其所”解——孔子“正乐”解之一

孔子对《诗经》作"正乐"的工作,其目的是要使"《雅》、《颂》各得其所",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从音乐风格的差异明确分《雅》、分《颂》的依据,这是就"辨体"而言;其二是从诗的使用场合、方式等方面使《雅》《颂》"各得其所用",这是就"明用"而言。两个层面结合,正是孔子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     

“兴”义再辨析

《诗》有六义,风、雅、颂为《诗》之分类,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了,但具体解说到“比兴”的含义,尤其是“兴”的含义,则千百年来聚说纷纭。     

公孙尼子与战国诗乐理论

《乐记》是七十子后学公孙尼子关于《诗》乐的论著。公孙尼子几乎完全忽略了诗乐的娱悦人心的审美价值，而全副精神所关注的是诗乐的道德意义。故而提出了“音与政通”“乐以象德”的《诗》乐理论，以《雅》《颂》之创制，旨在节制人情，导引人心，使社会秩序化、道德化，并对《风》《雅》《颂》的音乐形象与道德内涵作了描述。反映了战国儒家学派中兴起的以道德教化拯救颓世的思想潮流。同时《乐记》也披露了关于《诗经》音乐形态的信息与不同于《毛诗》的《诗经》传本信息。     

张九龄两篇赋解说——探讨《白羽扇赋》及《荔枝赋》

赋是我国古代文体的一种。《文选·班固两都赋》:“赋者,古诗之流也。”它开始见于《周礼》,跟风、比、兴、雅、颂称为六义。后来人们将它又分为两类,风雅颂是诗篇的异体,赋比兴是诗歌的作法。到战国时代,从屈原、荀子开始,赋又演变为体裁。汉朝以后,出现了杨雄、张衡等作赋名家,赋曾与诗并驾,蔚为大宗。六朝和唐宋时代,有些著名文学家也作赋,而且有名篇。     

诗学之正源 法度之准则——赋、比、兴与意境创造

赋、比、兴一般称为三种创作手法,它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后来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中之“三诗”,后来亦称“三义”。《周礼》对“三诗”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汉以后对之解释、引申、发挥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古代文学家、理论家对“三义”的研究、讨论,都是联系着《诗经》创作的实例、《易传》之“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     

《豳颂》考释

关于《豳颂》,历来颇有争议,依据《周礼·春官·籥章》有关“豳颂与蜡祭关系”的记载,并结合《礼记·郊特性》、《月令》诸文有关“蜡祭”的记载及郑注孔疏的解说,自认为《诗经·小雅》中《楚茨》等四诗即为《豳颂》。据此,对《楚茨》四诗作相关的考释。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80年代初的《诗经》研究

80年代初，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的第二高潮。通过对诗经成书、流变、创作方法；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毛诗序》、《雅》、《颂》；《国风》中的典型篇目的研究，是对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重新探讨。     

关于《新华字典》的几个误会

《新华字典》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已发行4亿多册,其注释的科学、准确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所公认。有些读者对《新华字典》的部分注释内容存在误会,主要包括：一、《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的差错率是否为零;二、《新华字典》的“．”号用法是否符合国家规范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三、《新华字典》是否有环保观念;四、《新华字典》检字表“多开门”的检索方法是否科学。本文对此做了讨论。     

《汉书》引《诗》考

班固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身在经学时代的他,所撰著的《汉书》中大量征引五经文字,其中对《诗经》的征引亦不在少,《纪》《表》《志》《传》都有征引。征引范围涉及风、雅、颂,其中以雅诗为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班固正统的思想。《汉书》所引之《诗》固是汉代版本,将其与今流行本勘比,自有其文献学价值。     

略论《诗经》的起源、性质、流变和史料意义

《诗经》里诗篇的创作时代大体可以确定。虽然有些史学家对《诗经》的使用持审慎态度,但没有人认为它是伪作。所以,《诗经》应是研究周史最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之一。两千年来,学者研究《诗经》的著作,可谓多矣。但建国以来,史学家对它作史料学的科学新探讨的还很少见到。我们的《诗经》专家主要在文学史领域;从文学角度进行探讨,着重在《国风》的研究。而从史学角度看,《雅》、《颂》实有更高的史料价值。为什么长期以来史学界没有对《诗经》的研究给以应有的重视呢?我认为,有可能受了郭沫若同志的影响。郭老写过《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收入《奴隶制时代》),明确表示他对《诗     

“所”字的词性

在现代汉语里常用在动词前面的“所”字,语法界向来有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多数学者认为“所”字是一个词,但是,对于它的词性看法不一。如马建忠的《文通》定它为“接读代字(代词)”,①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沿用其说,称之为“联接代词”;杨树达先生的《马氏文通刊误》反对把“所”字定为“代词”而称为“表被动的助动词”;②赵元任先生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叫它做“语助词”;③张志公先生的《汉语语法常识》和吕叔湘、孙德宣两位先生在《助词说略》里,都把“所”字定为“助词”;后来多数《现代汉语》都从助词之说,有的把它列入“结构助词”小类里。少数学者则认为这个“所”字不够“词”的资格,称之为     

邵谒诗事考辨

邵谒是晚唐岭南著名诗人，“与曲江公岿然并存，其诗当不下人矣”（明代香山学者黄佐语）。学界对邵谒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有《邵谒传校笺》。其中有二点不准确之处，故予以纠正，并作二点补充。     

《毛诗·周南·关雎》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毛诗·周南·关雎》主题思想的再认识刘操南１、绪言《毛诗·周南·关雎》是列入《诗》３０５篇中的第一篇，也是“周南”和“风”的第一篇。它和“小雅”的第一篇《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文王》和“颂”的第一篇《清庙》，古称“四始”。这样的编次，司马迁曾说是...     

意之清、境之空、风之雅——姜夔词“清空骚雅”辩正

从张炎《词源》论姜夔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后人多以“清空骚雅”说姜夔词。然“清空骚雅”究竟是何义。则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其“清空骚雅”可用九个字概括，那就是：意之清、境之空、风之雅。     

《张迁碑》初探

《张迁碑》是我国现存汉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称为“国宝”,当之无愧。作为一位书家,应对《张迁碑》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 一、《张迁碑》及其拓片 《张迁碑》是《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的简称,或称为《张迁表》、《张迁表颂》,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体通高(无座)2.67米,宽1.07米,厚0.20米。碑首呈半园形,顶部及碑身两侧雕有8条蟠龙相戏,刻工精细,栩栩如生。碑阳,透雕龙首下为篆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个字,分为两行,每行6字。碑文隶书,15行,每行42字,共计567个半字(碑文第13行与14行之间空出一行,     

刘伶著述中的几个问题

东晋戴逵《竹林七贤论》有刘伶"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之说。《晋书》本传袭其说,称刘伶"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后人多习焉不察。事实上,除《酒德颂》外,刘伶不仅还有其它作品,并且还曾有文集流传过。史传所说刘伶"惟著《酒德颂》一篇",显然与事实不符。     

因豹鼠而风行天下的“词典”

世界第一部词典是我国的《尔雅》,作者不可考,周祖谟先生认为“大约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的”(见周祖谟著《尔雅校笺》)。此书将词汇按意义进行分类,并加解释,有晋郭璞注,研究《尔雅》之学世称“雅学”。让人吃惊的是《尔雅》当年是靠着豹鼠才为世人所重视。从而风行天下的。豹鼠对于世界第一部词典《尔雅》的贡献大矣哉,应当嘉奖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