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徽的无限思想及其解释

该文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元限侵害过程、不可分量可积性、有限过程等几个方面新考察了刘徽的无限思想，力图澄清此课题的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误解。二是从中国古代数学传统，刘徽的思想渊源特别是他受墨家、道家和玄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刘徽利用无限思想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行解释。     

从《墨子》看先秦时期的几何知识

利用《墨子》考察先秦的几何学知识不仅对研究中国早期数学史而且对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初成期的面貌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墨子》中有关文献所蕴涵的几何学观念和知识,指出它们的范围、性质和特点以及在墨家整个知识系统中的位置。然后利用这些结果和有关名家的文献及上古时代的数学文献等相参照,分析当时存在的几何学知识及其基本性质和特征,并说明当时发展出相互关联的两类几何知识——注重实际应用的算法式几何知识和注重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论性几何知识。后一类知识为认识古人如何从经验知识发展出抽象化、理论化的几何学提供了样本。先秦数学的多元化,与当时社会的激烈变革、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先秦学术和思想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儒家农业科技思想浅探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由先秦儒家总结和凝炼出的以"相地而农"、"顺天守时"、"化土物地"、"田肥以易"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科技思想尤其值得珍视.其间所蕴含的科学因子,至今依然能给人们以诸多启迪.     

徐光启所译几何术语对傅兰雅科技翻译思想的跨时空注脚

傅兰雅的《译书事略》立足于动态语言观与可译性的辩证关系,详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之法,厘定了科技术语的翻译原则,是晚清科技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早于傅氏撰写《译书事略》近280年,但是徐氏对“平面图形”相关概念的处理以及对中国传统数学词汇的扬弃与傅氏对科技术语翻译的要求却是高度一致,是对傅氏翻译思想的跨时空注脚。翻译主体自身条件的差异和时代背景的不同又使得两人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稍有偏侧,若将徐、傅二人置于对方之境遇,恐怕前者亦会对我国的科技翻译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后者亦会对《几何原本》中的数学术语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可谓两者易时易地亦然。     

先秦数学史研究的新进展--评邹大海著《中国数学的兴起与先秦数学》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数学史组在钱宝琮主持下完成<中国数学史>[1]后,开始实施了一个断代专题研究的宏大计划:把中国数学史分几个断代进行更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以便将来在更高层次上编写一部中国数学史[2].钱宝琮在世时组织了宋元时期的断代研究并出版了一部<宋元数学史论文集>[3]."文革"使这个计划中断."文革"后,顺着他的这一思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对于两汉魏晋和明清的断代研究也相继展开,并获得了很大进展,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一部论文集<明清数学史论文集>[2]和专著<〈九章算术〉汇校本>[4]、<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5]等.近年出版的邹大海所著的<中国数学的兴起与先秦数学>(以下简称<先秦数学>)则是一项先秦数学的断代研究.     

经典时空理论的科史源流及理性重构

科学理论的理性重构是分析派科学哲学和精确科学史的共同主题.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其视为科学理论的规范形式,拉卡托斯则提议以之作为科学史研究的恰当编史学纲领.逻辑和科学哲学的新发展使科学知识的理性重构课题迎来新生.借助"物理/几何对应"可将经典时空理论重构为四维几何对象.通过对称群方法及其范畴学推广,得以系统...     

薛凤祚科学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历学会通》对哥白尼日心体系的修改问题,科学史工作者提供的证据颇有说服力,应予以认真对待,但尚有探讨余地;明末清初正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数学与占验开始萌发分离动向的时期,薛凤祚是这一潮流的见证人和主要参与者。其占验思想是其科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给予宽容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薛凤祚的科学观是其科学思想的核心,研究它须以近代科学观为参照系,如此,方能正确判断其科学观的性质,厘清其中弥足珍贵的近代因素。     

开展科技新词定名工作的一些体会

一、开展科技新词定名的迫切性当得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着手抓科技新词的定名工作时,我们觉得这件事抓得非常及时。因为当前一些新词的混乱现象,已对教学、科研及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交流造成了严重影响,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从电子信息领域来看,由于当代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派生了信息技术,这些技术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大量表达新概念、新事物的术语。这些术语中的大部分是由国外提出来的,因此其汉语名词的定名与译名是分不开的。当这些新词刚一出现就会在国内进行交流。过去,在全国名词委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专家进行大量审定工作,并于1993年和1994年分别公布出版了《电子学名词》和《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等书。但由于从搜集名词到最后审定公布出版,往往历时很长,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只要翻一翻近年来出版的计算机和通信的专业英汉词典,与已公布的《电子学名词》和《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相比较,会发现不少词是不一致的。还有一些新词出现在“参考消息”等传媒和新的科技期刊中,没有得到统一的定名。下表中列出一些译名和定名的对照。可以看出,若能在新词刚出现之际,先经过一定的定名程序公布试用,经一段试用时间后再予以最后确定,则将有利于克服上述问题。若干信息科技名词译名统计(根据6本词书统计)+号代表又称。1.《英汉电信词典》.北京：邮电出版社,19912.《英汉计算机综合词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3.《英汉计算机数据处理,远程通信办公系统译解辞典》.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4.《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辞典》.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5.《电子学名词》.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6.《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二、新词汉语命名确实不易在这方面,王竹溪教授曾做了很多先驱性的工作,他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在物理学名词定名与审定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新词的定名工作。因此要做好新词的定名工作,必须动员一些有经验的专家积极致力于此项工作。记得40年代,萨本栋先生将servomechanism定为“伺服机械”大家都十分赞同,就这样沿用下来了。另外,例如laser(受激辐射光放大)在50年代译为莱泽、maser(受激辐射微波放大器)译为脉泽,大家一直不满意,直到后来把laser定为“激光”后,才得到大家的认可,其间差不多经历了二十年。此外,如information sink一词直到定名为“信息宿”后,才得到广泛采用。这说明了相当多的术语需要有段试用时间,以便大家择优录用。由此可知,发动大家来关心新词的审定,是另一条重要途径,若能合理地加以组织,必能做到事半功倍。三、近年来参加电子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几点体会当前国内有很多部门从事名词研究及关心新词定名工作。各专业学会大都设有名词审定委员会,它们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及专业学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定名工作。此外,负责工业、运营业的政府部门均设有负责标准化工作的研究所,他们在制订标准的同时,负责所用专门术语的定名工作,但彼此之间沟通、协调不够。高等院校、研究所、出版单位也都十分重视新词的定名工作。根据国务院规定,全国名词委是定名方面的权威机构,但在宣传方面,工作还有待加强。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有一些体会：1.同一术语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涵义和叫法。这一点是客观存在,不宜强求统一。如telecommunication在自动化领域中为“远程通信”,在通信中为“电信”。又如channel,在有线通信中为“通路”,在数据通信中为“信道”。又如robustness在自动化领域中称“鲁棒性”,在计算机领域中称“稳健性”,在通信领域中称“坚韧性”。2.同一术语在发展中不断赋予新意,如sensor一词,过去定为传感器、敏感器、敏感元件等。近年来扩大到感知外部环境的雷达、侦察卫星,因此必须针对新的情况给以新的定名,但定名为感知器,又与perceptron的定名冲突,因此需要协调。3.在科技术语中,根据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规定,very,ultra,super和extreme四个词用于频率高低描述,分别冠以甚、特、超、极四字,但在一些习惯用法,如ultra high vacuum称为超高真空,VLSI又称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SAT称为甚小孔径地球站,前二者是约定俗成的定名,若能对这些前缀词加以规范定名,则可为今后可能出现的SLSI,ELSI等词定名留有余地。四、中国电子学会在新词定名工作方面的尝试前几年,中国电子学会常务理事会鉴于近年来电子信息方面新词出现的特别多,决定成立“电子信息新名词标准工作组”,该组由从事通信、计算机、广播电视音响和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来自学校、研究所、出版社、传媒机构及领导机关等不同单位。并曾召开研讨会,就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一些新词进行了研讨,最后将研讨结果在一些杂志上刊登试用,征求意见。大家反映认为这一工作很有意义。从实践中感觉到,此项工作的确很重要,但最好要由更高层次、更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来推行。由全国名词委开展科技新词的定名工作,在全国名词委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专业学会的新词研究工作组可作为新词工作网络中下一层次的结点,继续发挥基层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一工作模式非常科学有效。我们觉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开展科技新词工作的意见很好,对任务与方法等都经过周密考虑。其中规定了新词工作的范围,提出新词定名要快,把好第一关,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提出新词规范工作分“发布试用”和“审定公布”两步走,这样既快而又非常审慎。汉语命名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要坚持一词一义的原则。但在发布时,要同时注明用于哪一领域,最好能附有简要释义。关于这方面IEEE和ANSI合编的标准术语词典,对每个术语均标明在不同学科中的不同含义。五、近年来参与新词定名工作的初步体会两年来,我们在全国名词委的领导下参与了信息科学技术新词定名工作,有下列几点体会：1.由全国名词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新词的定名工作,由于有国务院所赋予的权威地位,因而非常有利于新词的试用推广。2.新词工作组由来自学会、院校、研究所、政府部门、标准化机构,传媒机构等单位的专家组成,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其中有些长期从事定名工作的专家,由于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定名的规律,对于保证定名质量能起到很好的作用。3.与全国有代表性的学校或单位建立长期的联系,及时征求定名意见,并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新词小组,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4.新词定名的程序分为(1)征集新词;(2)汉语初订名;(3)推荐试用名;(4)正式公布四个步骤。新词的基本信息包括：(1)外文名;(2)涵义;(3)资料来源或背景材料;(4)所属学科等四个方面。这些都将保证定名的科学化,保证了这方面的民主集中原则。以上是我们的一点体会与看法,要搞好此项工作,一方面要有坚强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我们除了本身积极参与外,还要发动周围更多的同志来积极参与并关心此项工作。* 陈太一院士是全国名词委信息科技新词审定组组长。     

我国航天国际合作制约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航天国际合作受到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干扰，国际合作活动遭遇到较大的挫折。本文采用归纳方法，对制约航天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如何开展航天国际合作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技术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思想:道家生态哲学主要体现在道法自然的技术存在释义、有而不用的技术理性主义和技归复艺的技术审美情趣;儒家生态哲学主要是有天人合一的技术价值理想、以时取物的技术控制理念和仁民爱物的技术伦理情怀。这些生态智慧给我们这样一种启迪: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技术,生态文明的建构更离不开技术,但人类对技术的使用必须立足于生存技术,首先遵循事物生长规律,其次要慎用少用甚至不用。     

论空间时间的量子观念

本文论述了空间时间量子观念的物理内容，并给出某些哲学反思特别是时空和真空的关系和不同之处。     

牛顿自然哲学中的上帝与空间——《论重力》中的空间形而上学研究

在牛顿研究中,上帝与空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持久的问题。柯瓦雷认为牛顿对上帝与空间的关系所持的观点与摩尔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牛顿手稿《论重力》的发现使这一观点需要得到重新考察,麦圭尔与卡列罗分别提出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然而他们的解释并未成功建立上帝与空间观念的融贯性。尽管如此,从牛顿本人哲学与神学方面的思想背景来看,《论重力》中两个关于空间的论题与其神学及上帝观念是一致的,空间并不在任何积极意义上规定甚至限制上帝的实存,因此在牛顿的语境中其论证是合理的。     

抛弃中心还是成为中心——现代性与无限空间观

在古代和中世纪,人被视为有局限的存在,身体的局限决定了人只能待在有限的宇宙的中心。现代人不再认为身体能够束缚心灵,于是摧毁了宇宙的边界,放弃了人类身体在空间意义上的宇宙中心位置,这实际上意味着人类心灵超越了空间,成为宇宙万物的真正中心。     

清末民初物理书面语文法的嬗变——以物理教科书为中心

以中文物理学教科书所用书面语为中心,考察了物理书面语文法演变经过。最初,物理书面语采用文言形式。传教士曾试图改用浅文理,并未实现。20世纪初,随着日语物理教科书的大量译介,物理书面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欧化倾向,之后直接翻译的英美教科书加强了欧化程度。此后,白话文运动兴起,白话元素加入物理书面语。最先体现在程度较低的初中物理教科书中,随后逐渐波及高中物理教科书。最终,物理学书面语成为一种以长句和复句为中心并夹杂着白话元素的表述形式。     

A Non-Aristotelian Model: Time as Space and Landscape in Postmodern Theatre

In his Poetics, Aristotle articulated certain ideas on the structure of drama that dominated both dramatic literature and theatre practices for the centuries to come. In this article I show how the thorough analysis of his statements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he endorses causality, narrativity, and temporal linearity as primary facto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dramatic and stage texts. Tracing various modifications of causality throughout theatre history, I use the work of the two prominent contemporary directors, Eimuntas Nekrosius and Anatoly Vasilyev, to demonstrate how postmodernist theatre has arrived at non-Aristotelian theatrical model based on the unity of a time–space continuum rather than tempor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