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的管理思想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位霸主,其改革意识,用人理念,人本思想和“九合诸侯、尊王攘夷”的称霸策略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     

僰道西南媚景长——杨慎与云南少数民族

中国史学自《春秋》起,即含有民族偏见:“尊王攘夷”“异内外”“夷夏大防”的所谓“春秋大义”,歧视除中原华夏族(汉)之外的“四夷”。对西南地区,中原人士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汉书·叙传》)“不毛之地,无用之民。”(《西南夷传》)视中国版图内之西南夷地区为外域。谬种流传,已根深蒂固。明代安宁杨一清云“云南荒服,前代不入版图,太祖高皇帝命西平侯沐英征服之。”(《条处云南     

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当代启示

“尊王攘夷”是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采用的战略，分析其演变可对今天中国崛起战略给出一些重要启示。所谓“尊王”是指尊崇周天子的权力与权威，而“攘夷”则是指防御外夷的入侵。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晋国霸权护持与弭兵之会简

在春秋中期，随着楚庄王问鼎天下，周天子的威仪彻底陨落，勤王而信天下的“尊王攘夷”战略终于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楚庄王武力控制诸侯的结盟战略为代表的春秋争霸时代。晋因与楚国的邺战（公元前597年）一役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春秋时代占据霸主地位最长时间的晋的终结。随着晋景公的励精图治，晋国霸业逐渐复兴。     

论“五霸”之一的楚庄王

楚庄王熊旅（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五霸之一。不少史学家对楚庄王给予很高的评价。然而，对楚庄王称霸和霸主应具有条件的关系。即楚庄王称霸和齐桓、晋又称霸走的并非同一条路的问题，却没人论及。为此，本又对此作一探讨。关于春秋五霸，虽历来说法不一．但各种史料对越在王和齐桓公、晋文公并列为霸主并无歧义．齐桓公大胆地起用管仲为相，制定了“尊王援夷”的方针策略，他率领诸侯攘夷、狄，抗拒楚国。捍卫华夏文明，理当称为首霸；而晋文公在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再次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并在备修公…     

我国传统史学特征浅论

我国的传统史学从春秋时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开始形成,经过西汉司马迁作《史记》、东汉班固作《汉书》奠定基础,到盛唐刘知几的《史通》作了小结;再经过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南宋郑樵作《通志》而有进一步的发展,直至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了概括。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说明:一、史籍丰富,历史著作体裁多样,史学研究“非理论化”我国历代史学家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科是相当丰富的,其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些史籍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涉及     

南宋的三衙诸军

北宋建国以后所设置的诸种武装力量,至“靖康之变”,大都被金兵击溃。南宋初年重新聚集与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与北宋已有很大不同。孝宗乾道五年(1169)薛季宣在《召对札子》中说道:“厢军之置,即唐方镇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则今之禁卫与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将兵之法,今之帅藩系将禁军是也;太上皇帝(即宋高宗)收诸将麾下,作三衙、御前诸军,今之大军是也。四者之外,复有弓手、土军、役兵。今惟大军可供战伐之用,将兵而下废为皂隶之役。”这段文字,指出了南宋军队的种类及其渊源,并说明了由唐、五代、北宋延续到南宋的诸种军队皆“废为皂隶之役”,而真正“可     

Within the Tension of “Meaning” and “Thing”:A Study of the Opinions of Zhuang Chunyu and Kong Guangsen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张炎词简论

宋元之交,张炎的词学理论和创作较全面地体现了宋词发展的水平。《山中白云词》三百首,多写黍离之悲、兴亡之感,贯穿于对江南山水与落魄飘零之模写中。词风深婉雅净、清丽疏朗,融合北宋词之浑化与南宋词之骚雅,集婉约词之大成。清初词坛“家白石而户玉田”几半天下。《词源》理论,影响深远。     

宋代刊本《李善注文选》盗用了《五臣注》

在北宋、南宋的三百余年间,中国各地陆陆续续地刻制和刊行的《李善注文选》,露骨而有意识地剽窃和利用了《五臣注文选》的很长的句子;同时这一盗用倾向,随着时代从北宋进入南宋,其频度亦有所增长。然两宋的所盗用之文例,决非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有欠完备的剽窃行为,而是与那古文运动势力的增强和来代理学的勃兴一脉相通的。     

《水浒》与杭州

《水浒》这部反映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长篇白话小说,其成书无疑是在元末明初;在建都临安后的南宋时代便是“水浒”故事的产生、丰富和传播、演变的重要时期。水浒的民间故事与杭州“水浒”故事的的形成,最早阶段自然是民间故事。据南宋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上引龚开《三十六人画赞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龚开与周密都是南宋时人;而《癸辛杂识》便是周密在南宋亡国之后,隐居在杭州的癸辛街时所著。周密还是一个熟谙杭     

试论永嘉“元丰”九先生

北宋仁宗年间王开祖在永嘉讲学,是浙学的草昧时期。与之同时者,温州有林石、丁昌期两位学者,合称“皇祜三先生”。此后到南宋前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崛起,中间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则有“元丰”九先生。这九位先生大都是洛学和关学     

张载的《春秋》学思想

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从宋代政治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找内政外交的指导思路，对《春秋》作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其《春秋》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确立《春秋》在五经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以天理作为研习《春秋》的理论指导；第三，积极参与处理夷夏问题，为解读《春秋》提供现实政治上的依据。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史学意蕴

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两句话确实很值得玩味。汉以来学者将《诗》与《春秋》当“经”看待。明清之后有“六经皆史”之说。《春秋》是史书,无庸置辩,但《诗》是不是史,仍有不同的看法。近人多用训诂学的方法,或从史料学的角度说明诗与史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传统史学的功能来看待这一问题,并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形式及其演变,从而阐明孟子的话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宋史·曹豳传》补正

1952年浙江省瑞安县陶山区曹村公社的南岙里将军陇山脚,发见了南宋时期曹豳的墓志铭。《墓志》是他长子曹怡老撰写的,现保存于瑞安县文管会。 曹豳是南宋两浙东路温州瑞安县人。理宗时的名臣,能极言直谏,政绩卓著,号为“嘉熙四谏”。所以《宋史》为之立传(下称《本传》)。同时,他是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曹叔远的族子,又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学者钱文子(温州乐清县人)的学生,所以《宋元学案》也有他的传记。但这些传记都太简略,《宋史本传》只有二百三十八个字,《宋元学案》则照抄《本传》。     

乡约：儒者经世思想的践行——读《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乡约作为地方社会组织，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其活动皆与乡村的礼俗敦化及社会治安有关，但其性质与功效却随时地人情而异。乡约不仅为历代有志经世儒者所向往，也为近代学者所重视。     

胡安国学术述略

胡安国是两宋治春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者,他的学术渊源于孙复和程颐之学,为程氏私淑弟子.他的<春秋传>不仅对南宋理学战胜新学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后世<春秋>学以及湖湘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宋山水画构图的审美趣味比较

两宋在山水画中北宋主要是层峦叠障，布置茂密的“以大观小”全景式，而南宋是去其繁章，采其大要的“以小显大”截取式，因而北宋山水画显得雄浑、博大、庄重，南宋秀丽、小巧、优雅。北宋山水画地域特点强，状物高于达意。南宋抒情气质强，创意高于状物。这样北宋以形象的深入刻画来丰富画面的构图变化，以景物的渐层、重复的节奏来形成画面的统一，南宋以突出刻画某一主体形象来构成画面视觉中心，以简洁空灵来加强画面的艺术感受力。     

略论石介的民族思想——以《中国论》为中心

石介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宋代理学的先驱.石介在其代表作《中国论》中斥佛、老,以捍卫儒家之道的正统地位.同时,该文也反映出了石介对华夏文化正统性的维护以及夷夏各处的民族思想.文中石介不仅表现出对“中国”的忧虑,更将排佛老上升到了“尊夏攘夷”的高度来论述.石介的民族思想在北宋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异常突出的特殊时期,对于维护王朝的统治、增强民族意识以及维护华夏正统文化都有着积极作用.